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飚應JCS《中國社會學學刊》之邀，舉辦了一場名為“學術發表的未來”的講座。項飚在講座中批評了當前學術發表存在的問題，包括學術發表離知識分享越來越遠，學術寫作被異化，學者圈子的封閉和等級化等問題。只要是在學術圈“摸爬滾打”過的人，很難不對項飚所指出的問題感同身受。

寫作和發表成了異化程度最高的勞動方式

文 | 項飚

來源 | 學人讀書（ID：scholar_book）

一、當學術發表遠離知識分享的初衷

學刊當然擔負著建設學術生態的作用。項飚說：“我們應該把學刊出版看作是公共干預的一種方式，它不僅僅是我們發表文章的地方，一個交流的平臺，從理想的狀況來講，一個學刊應該去提倡一個學派、一種風格，組建一個知識共同體。”

接著項飚闡述了當今學術發表的一些悖論。

第一個悖論是如今傳播技術空前發達，但是身為傳播方式的一種，學術發表卻越來越難，成為壓在學者身上的一塊石頭。

第二個悖論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變成了專家領域，不期待有總體的理論的突破。

項飚認為知識“部落”本應很容易的通過口頭交流與協商達成觀點的一致，但如今的學術“部落”卻通過“標簽”來評價一個人的學術成果，把SSCI當成了一種衡量指標。“能夠決定你學術生涯的人沒耐心去看你的具體內容，只看你在哪里發表。”

第三個悖論是發表數量與學術成就之間沒有必然聯系。“學術地位比較高的人，或者到最后獲得比較高的學術行政地位的人，其實他的發表數量并不是特別高的。”

項飚指出發表其實是對青年學者的馴化方式，學術已經離原來知識分享的初衷越來越遠。“發表變成了一個非常封閉的學術運作體系，發表本身成為了研究的目的，而不是推進研究的工具。”他說。

二、寫作和發表：異化程度最高的學術勞動

項飚認為學術體系的封閉最大的后果就是學術等級化。等級化會造成學刊從俱樂部變成錦標賽性質。

“俱樂部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模式，一個學科里的人相互分享、相互學習，形成共同體。但是錦標賽意味著學刊成為分化學者的工具——誰能拿到工作，誰能升職，誰是失敗者，都是根據學刊進行分化。”項飚說，“學刊的編輯和作者之間也不再是自己人的關系，因為投稿就意味著被評價。”

項飚接著說，等級化觸發的是下對上的模仿，從而加劇不平等。

他以印度的嫁妝制度舉例，“在印度，嫁妝原來只是高種姓中的一種做法，但后來越來越多低種姓的人想模仿高種姓群體的生活方式，嫁妝制度就風行開來了。但這實際上超出了很多人的實際支付能力，給他們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壓力，更加劇了對婦女的歧視。”

“模仿”之風在學術界的后果則是學術生態的單一。

項飚覺得，學術本應和其他產業一樣，有豐富的生態系統，極少數人取得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大部分學者把一個具體的事解釋清楚，提出下一研究可供參考的假設。

但現在，湊出一個框架變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導致我們不太能夠從自己的問題和材料中看出有趣的點，只想著要怎樣拿一個個理論去操作。

“并且全世界也只在跟福柯、哈貝馬斯這幾個人對話，”項飚說，大家都在套政策話語，加帽子，但是這會導致學者慢慢喪失從細節當中看出事物問題的能力。

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你的研究和上面的話語關系不大，套不上，好像這個研究本身就沒有了意義。”項飚質疑了這種現象。

項飚表示，寫作和發表現在成了異化程度最高的勞動方式。

“相比在工廠里一天到晚只做一個螺絲釘，學術研究和寫作本應是最不異化的一個勞動，是學者主體性的體現。學術勞動本來是為了分享知識，但是隨著博士的大量擴張和學術勞動的高度理性化等種種原因，寫作倒過來成了統治我們思想和工作方式的手段了。”

三、博士生在讀期間發表考核指標該取消嗎？

在項飚看來，應該取消博士生（編者注：應是指人文社科專業）在讀期間的文章發表考核指標。他認為，博士期間是非常寶貴的時間，不用考慮別的，就把一個問題搞清楚。但是考核指標迫使博士們把問題切成若干片，用寫作技巧包裝成可以發表的樣子，到最后年輕人都去學了“切片和包裝技術”，后果就是文章數量的通貨膨脹。

他以牛津為例，牛津大學的評判體系完全是反面，“牛津的導師們會認為學生太早發表文章是一件壞事，如果你在積累不夠的條件下匆忙發表，可能說明你長線的推理，沒有養成不斷地去尋求、去深化的思維方式。”項飚指出。

和一些人的批評一樣，項飚也指出現在社會學領域定量研究過度的問題，這與學術通貨膨脹是相連的。“搞定量容易在好的期刊上發表，那大家都會傾向于做定量做數據。”項飚為此列了一組數據，2017年美國社會學系剛拿到工作的助教人均發表量是4.8篇，而2000年的數據是2.5篇，其中主要的增量來自于定量研究。

項飚認為學術論文有用是最重要的。“而現在主要就是看形式，看你引用了誰，用了誰的框架，不太強調貢獻和價值。”

同時，他認為創新不等于有用，“很多研究只是澄清了現實當中的一些誤解，這就已經非常好了，如果過分強調創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但這新的概念對我們深化理解不一定有用。”

最后，出版的封閉循環也是項飚關注到的一個怪象。他說，學術出版社、各大高校與學者之間形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封閉循環。

“公共財政支持高校做研究，學者們好不容易寫出來的研究，免費求著商業出版社發表，發表之后商業出版社又以非常高的價格讓高校重新把這些研究的閱讀權買回去了。”

最后，對于聽眾提出的取消博士生發表考核后，高校如何招聘教師的問題，項飚回答說這不難，“你不要去看他在哪里發表，這不重要，只要去跟他聊一聊，讀一讀他的作品，哪怕文章比較粗糙，但是好的文章有一種生命，有一個躁動的靈魂，說明這個人他在想事，他有知識上的不安，一般這樣的人大家會覺得他有潛力。”

項飚身在西方任教，對亞洲的學者這二三十年來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感觸頗深。他同時希望亞洲學者能夠反思，引進新的游戲規則。

“我們這二十年有一個很大的成績，就是把亞洲的聲音放到了國際平臺上。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在模仿西方比較成熟的寫作方式，我們沒有去改變原來的游戲規則，這就導致學術等級越拉越長，切的越來越細，很多博士畢業之后不能夠順利找到工作，出現學術勞動力剩余的問題。”

他認為接下來社會學研究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突破，不管在主題確定上、組稿方式上、發行方式上，都可以想象一個新的未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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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項飚：寫作和發表成了異化程度最高的勞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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