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講壇上一篇東北作家賈行家的演講稿《我說我們東北，失落的人、絕望的人太多了》在社交網絡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本文是想向或許已經閱讀了太多對東北或抒情或吐槽的文章的各位讀者再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并對那些文章里傳播的關于那個工業化的“東北”或新或舊的成見做一些補充與修正。

從空中俯瞰北方平坦的大地，你會看到一格格由各色條壟隨機排列而成的農田。一格格農田拼綴起來，再加上紋飾般的村落和流蘇般的江河，便織成了松嫩平原這塊平整而廣闊的布料。在清王朝迫于人口壓力最終選擇開放關禁之后，如果沒有任何外來勢力的干擾，這可能會是這片土地唯一的地貌景觀——即便這里最富庶繁榮的縣城，比如阿城、雙城堡，當然還有蕭紅筆下的呼蘭，都不過是布料上微不足道的點綴。

有一點不可否認：平原的農業（以及山地的林業）天生就應該是東北經濟的主體。從“闖關東”到“開發北大荒”，一百多年來，這片土地的絕大部分，其主旋律都是“墾殖”。那么，那個存于東北人及其他中國人集體想象中的那個工業化的，曾盛極一時的“東北”，還有那群創造了這一切的“東北工人”，又在哪里呢？

一

先從賈行家的一段話開始：

這些平白無故出現的東西改變了東北的一種景觀。那個時候一大批工廠在遼闊空曠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后才有了城市，所以這些工廠是城市的主干。

事實上，這段話完全可以作為所謂“東北工業”這一“神話”的象征：東北的“工業”和“工人”，從無到有、無中生有地出現在這片土地上，還成為了建設東北城市的主干、支柱和靈魂，而隱含在神話背后的真正創世神祇則是革命或革命的共和國。如果這段話的作者是來自長春或鞍山，考慮到那些大家心知肚明的歷史，具備一定歷史洞察力的受眾對此肯定會表示理解；如果他來自大慶，或四大煤城，那更是無可厚非。不過，賈行家是哈爾濱人；而哈爾濱人從未也絕不該諱言，哈爾濱這座城市是建立在商業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鐵路帶來的物流與人流的基礎之上。

賈行家在演講中所完全忽視的那個“商業的哈爾濱”，與他所著重強調的那個“工業的哈爾濱”，在很多方面確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商業的哈爾濱”興盛于二十世紀頭三十年，作為國際列車的始發站、遠東金融中心和大宗農產品交易中心而國際知名；與之相對的，“工業的哈爾濱”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達到鼎盛，它是中國機電與裝備制造的重鎮和東北農產品進入關內的第一道關口。兩個哈爾濱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極度開放的，是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節點；而后者則以一座偏居東陲的特大城市在中國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無論開放還是封閉，兩個哈爾濱的發展都極度依賴于當時當地的地緣政治環境。對前者而言，日俄在東北的爭奪將其拉入了現代化的軌道，處于中東鐵路節點上的哈爾濱，是這條國際化的、極度開放的鐵路沿線最大的受益者；對后者而言，遠離冷戰前線朝鮮半島而又靠近蘇聯，哈爾濱在接受蘇聯工業援建和隨之而來的全套計劃經濟體制上得天獨厚。雖說是同樣受益，但兩個時期的哈爾濱，都是歷史進程的被動的參與者。

二

不過，兩個哈爾濱的簡單對比，既未回答“前者何以轉化為后者”的問題，也未回答“前者的居民如何變化為后者的居民”的問題。因此需要分開簡要說明一下。

中東鐵路的修建，固然創造了哈爾濱城市，也為其帶來了鐵路工業（車輛廠）與卷煙（煙廠）、啤酒（哈啤）、食品等消費類輕工業，但它們仍然是為“商業的哈爾濱”服務的，遠非人們集體想象中“工業的哈爾濱”的直接基礎。兩者之間的那一段歷史，是哈爾濱轉向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既有“滿鐵”“滿業”沿南滿路自南向北的經濟擴張，與“統制經濟”政策一道，將哈爾濱民族資本限制、摧殘、消化，將國際資本排擠出境；也有作為“第一個解放的大城市”，黨政軍部門的全面進駐，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哈爾濱城市所有企事業單位近十年的全面徹底的國有化集體化改造。總之，哈爾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由開放轉向封閉，而它的封閉本身又為承接計劃經濟的“東北工業”做好了準備。如果推而廣之，放大到整個東北來看，情況也十分類似：真正的“東北工業”，其發展進程恰恰與東北的開放程度背道而馳，“東北工業”正是在東北由開放轉向封閉時起步，在其最為封閉的時刻走向榮耀的頂點，——只不過，很少有人能預見到它會在東北重新轉向開放時陡然下墜。

哈爾濱的居民則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商業的哈爾濱”，擁有全中國除上海外最多元化的族群：除了原“俄租界哈爾濱”（道里、南崗、香坊）外的傅家甸（道外，準確說是景陽街北段-承德街這一界限以東、大方里以北的道外），其堪比九龍深水埗的高密度的居民幾乎全部是中國人，哈爾濱全城均呈現中外各族群混居的局面。而從三十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遠東國際局勢的惡化，各國僑民紛紛離開哈爾濱，其留下的空當逐漸為東北本地居民填補；到了五十年代，最后一批烏克蘭裔/白俄僑民移居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地，與此同時大量政工干部、軍人和技術人員自關內和遼寧北上，哈爾濱徹底終結了作為國際化商業都市的歷史，重新成為一個完整意義的“中國城市”，與長、沈、大等城市一道，開啟了“東北老工業基地”先榮耀而后落寞的歷程。

三

而某種意義上，賈行家的話也有他的道理：哈爾濱的工業化確實永久改變了它的城市景觀；哈爾濱從原有城市中心（道里、道外、南崗、香坊）向外擴展的部分，也逐漸變成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哈爾濱的城市擴張限于已有的居民區，如道里居民區從偏臉子（今日安字片，緊鄰車輛廠）向西南正陽河和顧鄉的擴張，以及南崗居民區向馬家溝以東（宣字片、文字片）的擴張。而“工業的哈爾濱”帶來的最大變化，在于三座“平白無故出現”的工業區：動力區、平房區和太平區。

動力區，這個與沈陽鐵西區齊名的工業區，因中國機電工業制造的三大企業——哈爾濱鍋爐廠、電機廠、汽輪機廠“三大動力”坐落于此而得名。除此之外，動力區還沿鐵路線分布著東光廠、星光廠、松江廠等軍工廠，林業機械廠、工程機械廠、重型機器廠等重工業制造廠以及亞麻廠、量具廠、熱電廠等重要企業。遠離市中心的平房區則是一座衛星城，東輕廠、偉建廠和東安廠被鐵路串聯成飛機制造的一條龍。相對不那么受重視的太平區，在哈東站外的東郊建有一機廠、龍江廠等軍工廠和一系列石油化工廠。此外，在香坊區東郊和道里、南崗區南郊，沿鐵路也存在著木材廠、建成廠、軸承廠、電碳廠、電表廠等一系列重要工廠。

在上面一大段報菜名里，鐵路系統一再被提及。它在承擔不斷加重的客運貨運任務時，所需的繁雜管理與龐大的人員規模，證實它是哈爾濱又一座無形的工業區。與穿城而過將市中心分隔的鐵路客運干線不同的是，貨運線路在郊區環繞著城市，沿線分布在城市邊緣的工廠與家屬區聚攏在市中心周圍，完成了“工業的哈爾濱”的基本城市格局。

四

那么，這座城市里的工人階層，是這座城市的“精英”嗎？是，也不是。

說“是”，是因為：與生活在逼仄的市中心老住宅（包括而不限于南崗道里香坊的棚戶區、筒子樓乃至道外外表光鮮的“中華巴洛克”式住宅）中的城市平民相比，享受一家一戶、封閉社區，企業福利與配套生活設施全面完善的國企工人，確實是同時期全國生活條件最為優越的社會群體之一；而與市中心小集體經濟下從事各類服務業的市民相比，擁有專業技能的工人無論從政治地位還是社會風評來看都更受尊重。這還僅僅是從哈爾濱這座大城市來看；在省內的二線城市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以及沼澤中的油城大慶和林海中的四大煤城，地位還要更高。

說“不是”，是因為：雖說是“工業的哈爾濱”的體制中堅，但與住在各類省市機關單位家屬大院里的人們相比，當然還不一樣。此外，不僅“東北工人”，單就哈爾濱的工人來講，我們也無法將其視作一個同質化或勻質化的群體；不談內部級別，即便是各個工廠，其享有的資源依照其行政級別也迥然有異。“三大動力”和平房的三大工廠，作為“一五計劃”的排頭兵和中央直屬企業，始終有“大而不倒”的底氣和靠中央“接盤”的地位；而其他大廠乃至軍工廠，就往往沒這么幸運了。

五

然而，無論曾經的“東北工人”“精英”與否，難道新時代的城市白領職員們就都有資格去展示自己的后見之明，對工人們在新時代下的保守、落伍加以嘲弄指責，或擺出一副“怒其不爭”的姿態來么？

無論何種反對與辯解，也不能駁倒下列事實：從雙方在各自歷史時期中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發揮的作用來看，計劃經濟下的國企工人確實是最為接近市場經濟下白領職員的社會群體。刻薄一點地說，與國企工人在那時的位置相比，無論是絕對意義上的“智力水平”，還是各自時期相對意義上的“受教育程度”，還是在不同經濟制度下沒有任何可比性的“財務知識”，白領職員在今日都不見得有任何優勢。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除卻昔日的從軍和今日考公務員這兩項體制內出路，成為昔日的國企工人和今日白領職員是不同時期普通城市居民實現社會階層上升的最寬闊通道。兩者為緩解焦慮而做出的努力也頗具玩味：國企工人愿意為封閉工業體系下的子承父業而走后門、托關系；白領職員則為了子女不輸在市場經濟競爭的起跑線上而在課外班和學區房上不吝投資。當然，今天經歷過市場競爭的人們，出于對自己實力的信任，理應比過去的國企工人擁有更加良好與穩固的自我感覺，在指責他人對工人的“俯視”時，或哀嘆一句不思進取走老路的同輩，或用“張牙舞爪肆意生活”來贊譽一下新一代的網絡主播；但不可避免的經濟周期，與社會力量和民間話語權的雙重羸弱，似乎也逐漸戳破了中產的神話。

而最為重要的是，職業發展路徑被計劃經濟體制固定住的國企工人，很少有人能擁有劉歡歌曲中“心若在……從頭再來”的心態。大多數工人首先發現的是被背叛；其次是扭曲的商業浪潮的擠壓——權力肆意尋租的地區從來不是可以隨便“從頭再來”的創業孵化器；最后則是個人的茫然無措——因為他們終于發現自己早已失去抓住機會的能力，以及本可以用來鍛煉能力的卻早已失去的時間。或者說（以哈爾濱為例），隨著城市中心商業經濟的解綁與房地產經濟的擴張，這座城市“商業”的部分重新回暖，“工業”的部分因不斷失血和停止造血被遠遠拋在后面，而掌控了最多資源的體制則作為尋租者贏家通吃。當一切塵埃落定，人們可以在溫哥華和多倫多看到一等東北人散步的身影，在澳洲和新加坡看到二等東北人散步的身影，在黑龍江省三亞市或北上廣看到三等東北人散步的身影，在大連和山東的海濱看到四等東北人散步的身影，也可以在車輛廠改建的愛建新城、亞麻廠改建的四季上東、沿江修建的多座江景高層樓下看到五等東北人散步的身影。而國企工人的身影早就變成了一個傳說，或者隨著“動力區”和“太平區”的名字隨風消散，或者和那些同樣一無所得的城市平民一道，融化在那些七八層的九十年代修建的灰突突的安置房的樓道中。

同樣是哈爾濱人，頭幾等人里倒的確有不少真正放下了，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國企工人的命運本來就不值得提起，正如很多白領對開放網絡的需求根本不值得關注。

六

最后回到題目，這是什么樣的“失落”。

事實上，我從不否認，這群工人是時代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承認絕大多數人的“失落”本質上就是保不住既得利益時感受到的“失落”。真正令人感慨或憂慮的是，當體制率先變動之時，“東北工人”在以往的“主體地位”有多么偉大，他們在現實中為維護個人權益時展現的力量就有多么微弱——不錯，失去體制庇護的工人已蛻化為原子般的個人。

而賈行家的類比，其警示性在于，歷史固然不會簡單重復，但常會出現驚人相似的局面。當今日城市的白領、中產乃至精英為自身所掌握的社會資源而志得意滿的時候，總有一種力量，或僅僅是一條政策，能令他們感受到突如其來的“失落”。也許他們之中總有人會相信自己足夠聰明、了然，能憑借自己強大的行動力，避開各種力量的羅網，找到各種政策間的空當，還不觸動任何逆鱗，在無任何穩定承諾的地區“荒蠻求生”。但這往往是傳播得更廣的幸存者的神話。而隨著“常態”的“回歸”和不斷泛濫的各類名義話語的捆綁，他們遲早或多或少地會感覺到，自己在一個大環境里隨時會面對某種無可回避卻又無法挽回的“失落”的命運。

結尾，再說一點哈爾濱和東北。

“工業的哈爾濱”的確已經失落了。而往昔那個“商業的哈爾濱”，其地位也是現在遠遠不及的。近年來這里出了不少文體明星或名人，不論出身的階層和地點，他們確實多多少少受益于那個從“商業的哈爾濱”傳承下來，又被“工業的哈爾濱”的體制吸納的城市文化。不過，就像在其它東北城市那樣，他們，以及其他有創造力的人才，注定無法為格局狹窄的家鄉所容納。而在可預見的將來，在作為獨大的吸血省會之外，哈爾濱除成為昆明、烏魯木齊那樣的邊疆交通樞紐，不會有更為樂觀的結局。而這座城市是否能再次成功轉型，除了數十年如一日根深蒂固的問題外，也和其他東北城市一樣，面臨著東北亞的地緣死局。畢竟，冷戰在此以熱戰開啟，而這片熱戰危機尚存的地域，依舊在提醒我們冷戰還未完結。

而這，才是百年來決定整個東北興盛與榮耀、失落與絕望的根源。 

本文首發于豆瓣，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有刪節。

來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1219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