鷺賓·赫德1835年出生于阿馬郡的波特當，在12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我手中最早的赫德照片是他送給艾瑪·桑普森的。他的父親亨利·赫德(Henry Hart)是個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擁有一間雜貨鋪，有賣烈酒的執照。他還是一家小釀酒廠的合伙人，但酒廠后來被大火燒毀。他在考爾卡維(Culcavey)經營的一家釀酒廠還算成功，因此把兒子送到附近的希爾斯堡(Hillsborough)的一所私立學校上學。

赫德畫像

待他長到11歲時，又送他到英格蘭陶頓(Taunton)的一所衛理公會學校。這年年底，兒子一個人跑回貝爾法斯特，而沒有與父親允許的陪護人同行。亨利大為驚慌，讓兒子轉學，因此1848—1850年赫德在都柏林的衛斯利安聯合教會學校上學。他還額外掏錢，讓兒子上繪畫課和法語課，讓他學習規范的拉丁語、希臘語和數學。1850年，15歲的赫德進入了新建成的貝爾法斯特女王學院(Queen’s College in Belfast)。

那時，整個愛爾蘭都屬于英國，所以赫德稱自己為愛爾蘭人、英國人，有時也叫英格蘭人。1845—1849年，由于土豆歉收，愛爾蘭爆發了可怕的大饑荒，形勢極為嚴峻。然而當時一位旅行作家亨利·D.英格里斯(Henry D.Inglis)卻驚異地發現愛爾蘭南北部已是迥然不同。北部大多數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而且，他們許多人與蘇格蘭關系密切，這就使多勞多得、量入為出成為那里的主流道德觀。赫德到晚年還在為曾經一度沉迷于小說、浪費時光而自責。

與以農業為主的南方經濟相比，北部的經濟更具多樣性，有許多小產業，麻紡織業的發展尤為突出。貝爾法斯特快速繁榮起來，城市里到處是工廠，幾十座高聳的煙囪拔地而起。這里需要勞動力，工人薪水也比南部高得多。沒人指望靠收房租和利息發大財，大多數人是靠辛勤勞動而豐衣足食的。英格里斯將南北部商人進行了一番對照。南方商人將掙到的利潤揮霍于享受，而北部生意人“精心打理自己的生意，逐步積累資金，再投入到生機勃勃的產業中”。赫德的家鄉漸漸富裕起來，全靠鐵路、蒸汽機及工廠的生產，這就是為什么赫德后來將這一切視為中國擺脫貧窮與饑餓的必由之路。

年輕的赫德于1861年在廣州

早在童年時代，宗教就深深植根于赫德的頭腦，也讓他從音樂中汲取到愉悅與歡樂。很久以后，他在中國日記中寫道：

1863年12月27日，星期日。今天早晨，躺在床上，半醒半睡間，我仿佛聽到了希爾斯堡教堂唱詩班的歌聲，“啊，歡樂我主”，感到了那種圣誕早晨圣歌繚繞在耳畔的氛圍……哦，親愛的主，親愛的主，我何時才能再去教堂禮拜？在那里我會多么快樂。

同艾瑪·桑普森一樣，他也保留著兒時形成的喜好——熱愛鄉間田野，熱愛行走和騎馬。他的母親是個農家女兒，去最近的鎮子利斯本往返步行16英里，對她只是家常便飯而已。從他在廣州和上海寫的日記中，我們看到他不時提一兩句關于傍晚散步或騎馬的經歷。晴朗的天空和綠色的田野帶給他巨大喜悅。

這種背景的人實在不像能夠進入外交部門的人選。那時，這些職業都是專門留給上流社會子弟的，因為與上層人物或特殊利益有關系你才可能有機會升遷。不過，雖說英國社會等級森嚴，但如果你受過良好的教育，加上勤勉努力，還是有機會出人頭地的。赫德很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1863年12月24日，也就是在他剛剛坐上大清帝國海關頭把交椅后不久，他在日記中寫道：

走到今天這一步，我沒有憑借任何提攜，任何利益，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上學時我的目標就是做班級第一名；在大學時，我的目標也是爭取第一；在中國，亦是如此……我的目標一直是不斷學習，不管命運把我放在哪個部門，我都要讓自己勝任一把手的工作。

女王學院的課程是按照蘇格蘭大學模式設置的，與牛津、劍橋相比，它提供一種更為寬泛的通識教育。除了希臘語和拉丁語、邏輯學及形而上學——即現代意義上的哲學——等傳統課程外，學院還開設現代文學、語言學、科學、自然地理學、法律、政治經濟學（其中包括統計學）等課程。赫德得了兩門課的金獎：一門是文學，另外一門是邏輯學及形而上學。其他科目也屢次獲獎。當時的政治經濟學課本是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這讓赫德對自由貿易及專業化的優勢深信不疑。他對科學發展推動技術進步饒有興趣。在貝爾法斯特為化學教授做助理的短暫時間里，他與詹姆斯·白萊喜(James Brazier)結為好友。赫德離開家鄉，遠赴中國后，他們還保持書信聯系。（白萊喜的三個兒子后來也加入了中國海關。Brazier音譯為布雷熱，布雷熱的兒子加入中國海關后起中文名為“白萊喜”。）

漫畫中的赫德

赫德于1853年春畢業，得到一等榮譽學位，并獲得高級獎學金，進入為期一年的現代語言學及現代歷史學的碩士課程學習。當時他尚未決定將來從事哪種職業。但1854年3月，外交部決定選派更多的見習通譯去中國，以適應英國與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需求，并開出了200英鎊的誘人年薪。他們責成愛爾蘭四所女王學院各推薦一名有語言能力，但又要有超越語言能力的人選。貝爾法斯特學院從眾多申請者中選擇了赫德。1854年4月13日，他接受了正式聘任。他在途經開羅的航線上行駛七周，于7月到達香港。

在香港，赫德開始記日記。在12月31日的日記中，他道出了此次倉促成行的原委：

沒有哪一年像今年這樣意義重大……坐在原始衛理公會小教堂，我想自己是多么渺小……聽著厄威克(Urwick)博士關于中國的講座……我根本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親身領略那個異域國度……不過，我交了損友……而且之所以接受這個聘任，一個原因就是想逃離那個讓我做出不端行為的地方，第二個原因是避免在法律和福音之間做出無奈選擇。我就這樣來到了中國！也許是我1853年5月的祈禱靈驗了；如果是這樣，那就是我的造化。上帝將會保佑我！感謝上帝恩寵！阿門！

這一年，我對世界有了多方面的認識。年初時，我被引入歧途，陷入了我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惡與罪孽。與放蕩女子交往，我變成了一個浪蕩青年。習以為常的讀書和申請工作都變得索然無味，難以忍受，令人厭惡。我深深沉醉在充滿墮落快感的酒杯中。

他是被與他同住一套房子的斯旺頓（Swanton）兄弟倆拉上這條尋花問柳、放浪形骸之路的。哥哥叫威廉，“23歲，是個踏實穩重的人”。弟弟是赫德在都柏林上學時結識的朋友，現在可不是“等閑之輩了……我陪他去過一兩次劇院，然后去臺球館。我無所不為，體驗一切新奇事物，為的是扼殺良知，放縱自我，追求色欲”。

不出三個月，他就把金獎送進了當鋪，以支付這種新奇生活。“但是，上帝決定懲罰我了……縱情聲色的報應終于到來，我病倒了，臥床數周……就在這時，我得到消息，校務理事會一致推舉了我。”

他的病基本痊愈，到倫敦接受了聘任。但從接受聘任到啟程赴中國的四周時間里，他仍身體虛弱，感覺必須離開愛爾蘭才行，“……也許一去不再回頭……根本沒來得及與一半的朋友和相識告別”。

《中國歲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紅顏知己》，[英]瑪麗·蒂芬/著 戴寧 潘一寧/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