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凌晨，河北邢臺尋親男孩劉學州在三亞海邊服藥自殺，四點多搶救無效死亡。死前他留了一篇長微博，講述了自己的一生——幼時被親生父母賣掉，四歲時養父母又意外死亡，艱難環境下跟著姥姥姥爺長大，后來尋親成功找到了親生父母，但是卻沒有實現想象中的團圓。他奮力主張無果，因為難以忍受血親和網絡世界的惡意傷害，最終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我讀完了劉學州的微博并決定認真回復，希望為那些經歷和命運與學州相似的人提供法律意見之余，同樣使他們獲得對人生境遇的不同觀察視角。

先來看看劉學州親生父母的法律責任。如學州在微博所寫，2006年其親生父母將其或“送”或“賣”給了陌生人。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了《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其中第16條明確規定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女的，應當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論處，同時要嚴格區分出賣親生子女與民間送養行為的界限。

二者區分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獲利的目的。在判斷屬于“賣”還是“送”時應考慮如下問題：（1）生父母是否以生育為非法獲利手段，產子后隨即出賣；（2）是否明知對方不具備撫養目的或者不在意對方的撫養目的；（3）是否收取明顯高于營養費、感謝費的巨額錢財；（4）是否具有其他情形足以判斷生父母具有非法獲利目的等。

通常對迫于生活困難，或者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私自將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給他人撫養，包括收取少量“營養費”、“感謝費”的，屬于民間送養行為，不能以拐賣兒童罪論處。但對私自送養導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或者具有其他惡劣情節，符合遺棄罪特征的，可以遺棄罪論處；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機關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因此，父母出賣親生子女是可以構成拐賣兒童罪的，但必須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學州生父母的行為定性如何，就要從他們在2006年的各種客觀表現去綜合判斷。根據學州的描述，養父母當時出資兩萬七，生父母稱收幾千塊后將劉學州“送養”，且生父母表示當時并不知道中間人是人販子。

在判斷生父母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上，首先應當判斷生父母的主觀意圖，是為了非法獲利，還是迫于生活困難等原因而送養孩子。這一點只能觀其行很難聽其言，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說只為給孩子找一個好人家，但是身體是誠實的，手里是要收錢的，畢竟給錢多這件事本身既能證明買主的經濟條件，也會潛在說明生父母的主觀意愿；其次，分析生父母的收費是否屬于合理的“營養費”、“感謝費”，要參照當地生活水平、經濟水平進行判斷；再次，生父母是否在送養孩子上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是否切實觀察收養方具有收養能力和撫養孩子的意愿等；最后，是否履行了收養登記。其中最重要的分析指標就是生父母收取的費用是否能夠證明他們的獲利目的。

與傳統的犯罪方式相比，出賣親生子女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即使被發現也可以通過“民間送養”來逃避法律制裁。這種名為“送養”實為“買賣”的行為，司法機關在認定“獲利目的”時參考的數額既有幾千元也有幾萬元，所謂“少量的營養費或感謝費”在法律上并沒有一個相對明確的規定，以至于在定罪時不能有效的把握定罪的標準和量刑的范圍。因此，在衡量收取“營養費”和“感謝費”是否屬于數額巨額時，要進行嚴格的界定和解釋，應該根據當地經濟條件、被告家庭情況、以及撫養嬰兒的平均支出等多種因素進行衡量，避免將其作為逃避刑事責任的借口。

翻閱網上的判決書，我發現實踐中親生父母出賣子女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以生育作為牟利的手段，對這一行為只能評價為人性黑暗起來沒有底線。第二、未婚生育或非婚生育，行為人大多是在懷孕之后發現自己沒有撫養能力或者沒有撫養意愿，通過網絡渠道或者找中間人將孩子送養。送養的原因有的是自己不便撫養，有的是女性因為帶著孩子對結婚或再嫁或聲譽有不好的影響，有的是因為和伴侶感情不和存在矛盾，所以產生了將兒童賣出的想法。第三，確因經濟條件差無力撫養。

同其他拐賣兒童犯罪相比，父母出賣親生子女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司法實踐中處理此類犯罪往往量刑畸輕，并不能實現對犯罪行為的有效震懾。我理解個案中對出賣親生子女的行為人量刑輕于出賣非親生子女的行為人的原因，在于法院額外考慮了出賣原因或父母的難言之隱，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就允許父母把親生子女當做自己的衍生物隨意處置。若確系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自己的親生子女，置血肉親情于不顧，將子女作為商品進行買賣，毫無疑問是人類自私本性的極致體現，其社會危害性不亞于其他暴力性犯罪，絕不應姑息。

再說到學州的養父母。《刑法修正案（九）》此前對收買兒童罪作了重大修改，刪除了原規定具備特定情節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體現了對買方加大懲治力度的精神。從這個角度來說，學州的養父母主觀上即使是為幫助他人而收買被拐賣的兒童，其行為同樣會構成犯罪。但實踐中，司法會考慮對收買他人親生子女的情形從寬處罰，因為收買者在實際上履行監護義務，因此可以認定其并未侵犯兒童的受監護權。對此，若無惡劣情節，司法也會考慮對收買者免予刑事處罰。而在本案中，學州的養父母已在他四歲時意外死亡，自然也就沒有了追訴的必要。

此外，學州自述在認親后和生父母因買房問題產生了糾紛。此處還會涉及其是否能夠要求親生父母履行撫養義務，提供如他所愿的安穩住處。而是否能成功起訴生父母、是否能要求生父母履行撫養義務，又要判斷二者是否具備法律上的撫養與被撫養關系。

從法律上說，如已履行合法收養手續、建立合法的收養關系，生父母對送他人收養的子女不再有撫養教育的義務；相應地，被收養的子女對生父母也沒有贍養的義務。從學州的故事看，他和養父母之間并沒有建立合法的收養關系，其實質就是一個被拐買的兒童在新家庭撫養長大。他和親生父母之間仍然存在基于血緣的撫養關系，父母應當履行基本的撫養義務。

不過，在法言法，學州自述已在大專就讀，靠兼職能夠養活自己，在無大病大災或遭遇突發事件的情形下，親生父母這邊也似乎也已經沒有撫養義務需要履行了。至于學州所要求的一個安穩的住處，似乎也不屬于可向親生父母要求的照護義務的范圍。

但撇開法律和責任看，作為一個被拐賣的孩子，學州要的究竟又是什么呢？說到底就是一個家的感覺。他自己描述說，“即使是租的一室一廳也可以”，而親生父母卻認為其索要過度。我倒覺得引發矛盾爆發的真正原因并非房子，而是雙方都沒有展現出讓對方滿意的樣子。學州想象的認親后的畫面是滿滿的愛，是十幾年尋親的期待，是媒體上展現的孫叔叔找到了孩子抱頭痛哭的場景，而親生父母這邊戰戰兢兢，他們只想要給這個孩子發個紅包，問個平安，然后就各自安好。媽媽甚至連句道歉都不會說，最后只能用拉黑來掩飾自己內心的惶恐和逃避。

從媒體的報道來看，學州的親生父母早已各自有了新的生活，他們埋葬過去如同在地下埋葬了孩子的尸骸，而孩子長大了又回來了，可以想見他們有多么駭訝。學州所描述的認親過程，我相信都是真的，但這就是人性，而一個未成年人卻還沒學會管理預期和人間清醒。十幾年過去了，突然出現在親生父母面前，又變成了十幾年前那個被拋棄的嬰兒。歷史重演一遍，孩子只會哭泣和索要，而父母也只會拒絕和否認。其實這個世界喜歡反轉，如果劇情反轉孩子變強逆襲了，那就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一家人從此快樂的生活在一起了。但人間沒有這種喜劇。

最后再聊聊網絡。學州在網上尋親，收獲了關注和善意，也被各種抖音微博私信小號不間斷的攻擊。其實網絡上的評判，早已像是兩位數加減法那樣廉價，今天無限呵護，明天可能就會反噬。學州臨死之前被這些下了毒的語言輪暴，我很同情他，畢竟他還是個未成年人，即使成年人也很難抵抗這些惡意。也許他認親不成還更好，或者他從來不曾在網上直播過，就不用見識網絡的黑暗力量，也就有機會不必見識彼此之間不必展現的黑暗靈魂。在網絡世界里，有太多帶著偏見的同情和不假思索的正義感，我們一旦喂養了它，就有可能在惡性循環里成為下一個惡因或者上一個惡果。

也因此，我相信學州一定不是網暴之下傷心欲絕、走投無路的最后一個人，也不是在苦難里開出了花又萎謝的最后一個人。從他的故事里，我們至少要看到，苦難不是我們傷害別人或者傷害自己的理由，網絡也絕不是我們尋求同情與正義的避難所，真正的和解只能來自內心，來自愛，雖然有的人根本承擔不起這個字。愿學州安息，愿苦難為來生長出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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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碧，系澎湃特約撰稿人。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