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達利歐如何從白手起家到對沖基金“教父”，最終成為全球投資界的傳奇人物？為什么他經歷了大起大落還能東山再起？他如何逆勢避開2008年金融危機等大大小小各式危機，為投資者創造了巨額收益的呢？

達利歐在新書《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分享了他對國際政治、經濟、歷史等方面的見解，以及投資、管理等方面的方法論。他關于原則、周期等方面的見解，被深入應用于橋水的實際投資工作中，經過了市場的嚴苛檢驗，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和借鑒意義。

理解當前事件，要從大周期找答案

達利歐提出，如果過于關注當前事件，或者只看平均數據而不是個別案例，我們就會忽視這些周期。幾乎所有人都在談論當前事件，沒有人談論這些大周期，而大周期是當前事件的最大驅動力。我們從整體或平均數字中看不到個別案例的變化情況，而后者的變化幅度要大得多。

例如，如果只看股市的平均水平（如標普500指數），而不看個別公司，我們就會忽視一個重要的事實：構成平均指數的幾乎所有公司都有初創、壯大和衰亡的階段。

如果你投資一家公司，除非分散投資并且調整押注（就像構建標普指數那樣），否則就會在經歷大漲之后，經歷大跌，直到消亡。但如果你能比大多數人更早地分辨出上漲和下跌時期，就可以妥善地改變市場頭寸。

達利歐的生活和事業原則是，設法理解世界的運行原理，制定妥善的應對原則，以此為基礎進行下注。其新書《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分享的研究正是出于這一目的。

在進行這些研究時，達利歐會思考如何將其應用于投資中。為了做好投資，他需要知曉他的方法能否取得長期效益。如果他不能自信地解釋歷史背景，或至少做出應對未知情況的策略，那么他就會認為自己的疏忽是極其危險的。

幾年前，達利歐注意到一些重大勢態發展，在他的有生之年里，這些事件從未發生過，但在歷史上曾多次出現。

達利歐意識到，除非研究類似的歷史時期，否則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勢態，也無法應對即將發生的情況。于是，他開始研究各國及其儲備貨幣和市場的興衰。換言之，要想理解當前的勢態發展，應對未來幾年可能發生的情況，他認為，需要研究類似歷史案例背后的機制，例如研究1930—1945年期間荷蘭、英國、中國的興衰等。

達利歐認為，只有充分了解這些周期，才能從戰術上調整或分散投資組合的風險，避免受到不利影響，并且/或者從中獲利。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了解這些大周期，最好搞清國家在周期中所處的位置。

重視長期債務周期

通過研究過去500年以來的歷史，達利歐發現，在財富和權力大起大落的大周期中，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是長期債務和資本市場周期。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可以將其稱為“投資大周期”。

幾千年來，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種類型的貨幣體系。

第一類：硬通貨（如金屬硬幣）。

第二類：紙幣（硬通貨債權）。

第三類：法定貨幣。

硬通貨是最具約束性的貨幣體系。除非作為貨幣的金屬或其他具有內在價值的大宗商品的供給增加，否則貨幣無法創造。在第二類貨幣體系中，貨幣和信貸更容易創造，因而硬通貨債權與實際持有的硬通貨的比率會上升，最終導致銀行發生“擠兌”。結果是違約，銀行關門，儲戶失去他們的硬資產和/或貨幣債權貶值，這意味著儲戶拿回來的錢少了。在第三類貨幣體系中，政府可以自由創造貨幣和信貸，只要人們對貨幣還有信心，這種體系就一直運營；一旦人們對貨幣失去信心，這種體系就會失靈。

這一債務大周期通常持續50~100年，以債務重組和貨幣體系本身重組而結束。重組過程中的突發階段（即債務和貨幣危機時期）通常很短，只持續幾個月到三年，時間的長短取決于政府的行動速度。然而，這些重組帶來的連鎖效應可能是持久的。例如，一種貨幣失去儲備貨幣地位時，其影響是深遠的。

四個驅動市場的決定性因素

在大約50年的宏觀經濟投資生涯中，達利歐發現了許多永恒并且普適的真理，這些真理塑造了達利歐的投資原則。下面我們探討其中一個重要原則：

所有市場都是由以下4個決定因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通脹、風險溢價和折現率。

這是因為所有的投資都是以當前的一次性支付換取未來的支付。這些未來的現金支付取決于經濟增長、通脹、風險溢價（即投資者相對于持有現金所愿承擔的風險）和決定投資的當前價值（所謂的“現值”）的折現率。這4個決定因素的變化驅動投資回報的變化。

政府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影響這些因素。因此，政府目標與當前形勢的相互作用成為周期的驅動因素。例如，如果經濟增速過慢和通脹過低，央行就會創造更多的貨幣和信貸，由此產生購買力，拉動經濟增長，通脹也會在一段時間后出現上升。如果央行限制貨幣和信貸供應，相反的情況就會發生：經濟和通脹雙雙放緩。

為了影響市場回報和經濟形勢，中央政府與央行的職責有所不同。

中央政府可以征稅和支出，其決定政府資金的來源和去向，但不能創造貨幣和信貸。央行可以創造貨幣和信貸，但不能決定貨幣和信貸是否流入實體經濟。中央政府和央行的這些行動影響商品、服務和投資資產的買賣，推動它們的價格上漲或下跌。

在達利歐看來，每項投資都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這些驅動因素，從未來現金流的角度來看，這是合乎邏輯的。每一項投資資產都是一個投資組合的組成部分，而投資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根據這些驅動因素妥善地構建投資組合。

例如，當經濟增速高于預期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股票價格將會上漲；而當經濟增速和通脹率高于預期時，債券價格將會下跌。

達利歐的目標是，將這些基本因素納入投資組合的戰略決策中，基于當前和未來的世界形勢，構建具有良好分散性和戰術傾斜的投資組合。

這些基本因素適用于國家、環境偏好、單個行業和公司等不同層面。下圖顯示將這一概念用于均衡配置投資組合的情況。通過這個視角，我們可以考察當前形勢的歷史、市場的歷史以及投資組合的表現。

達利歐指出，他的方法與大多數投資者不同，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大多數投資者不會探究歷史上的類似時期，他們認為歷史和以往投資回報與自己基本上無關。其次，他們不會通過剛才描述的視角來思考投資回報。達利歐認為這些視野給他和橋水公司帶來了競爭優勢。

內容選編自：瑞·達利歐《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瑞·達利歐，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