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艙門緩緩打開，極干燥的空氣進入機艙。瞬間就讓嘴唇有了干裂的感覺，深吸一口氣，尚未適應的咽喉竟然立刻開始發癢。我剛剛花了接近三個小時，飛越了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從西安來到敦煌。

座位靠窗，近年中國霧霾嚴重，飛機舷窗向外望多半是灰蒙蒙一片。然而河西走廊人煙稀少，濕度極低。縱使當天甘肅南部到陜西都遭遇了早春罕見的降雨降雪，但是一到河西走廊上空，水汽不足的干冷空氣幾乎連一朵云都無法支持。南側巍巍祁連山上的積雪，是目力所見唯一標識這片土地有水存在的證據。

古人說“春風不度玉門關”，3月中旬的敦煌顯然尚未從冬天蘇醒。這個季節，江南早已草長鶯飛，嶺南都要準備入夏，就算是華北，早春的花朵也含苞待放了。然而敦煌的地面上仍然沒有返青的痕跡，缺乏遮掩的灰褐沙土就是這個季節敦煌的主色調。同行的朋友早就聽說敦煌杏品質上佳，詢問出租車司機王師傅是否能買到有名的李廣杏，王師傅被逗樂了：“花都沒開呢，哪來的杏，9月份再來就有了。”

敦煌春季常見的大風天讓我碰上了，凜冽的涼風揚起了漫天的沙塵，隨便看了一下手機，空氣污染指數高達473，主要污染物是pm10顆粒。王師傅倒是挺樂觀：“敦煌就是沙子多，不過你們內地的霧霾是沒有的。”

同為沙漠綠洲中的城市，與新疆的哈密、吐魯番比起來，敦煌綠洲面積小得可憐。尚未完全化凍的黨河水量不豐。敦煌市內將黨河水筑壩攔截，形成沿河景觀帶，這才給這座干渴的城市增添了一絲氤氳之氣。自然對敦煌非常吝嗇。就算對敦煌氣候條件之惡劣早有預計，但實地見到這番場面，江南長大的我仍備受沖擊。

如敦煌這般條件的城市，在現代中國往往深受國企倒閉、產能落后、資源枯竭、百業凋敝之苦，相距不算太遠的玉門甚至已接近廢棄，居民整體搬遷。然而敦煌卻欣欣向榮，王師傅的一對兒女在外地讀書后都打算返回敦煌，西安蘭州的花花世界對他們的吸引力并不算大；街邊隨處可見的川菜館昭示這里生活著大批四川來的外鄉人；飯店價格不說高過北京上海，能壓過西安一頭是肯定的——一盤不見肉腥的“驢肉黃面”售價十六元。

這是一座“祖宗賞飯吃”的城市，當下敦煌相對甘肅其他地區較為富足的生活，并非源于自然稟賦或是國家投資，而是先民最為慷慨的饋贈。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并非中原故地，傳統說法認為，今天的河西走廊在先秦時期本是月氏部族游牧的場地。后為匈奴所據，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元狩二年，不斷向西擴張的漢帝國在河西擊退了匈奴，統帥正是年輕的將軍霍去病。大批漢朝軍民遷入河西屯田，自此河西走廊永久性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雖然河西走廊先后被匈奴、鮮卑、吐谷渾、羌、突厥、回鶻、吐蕃、黨項、蒙古等游牧部族侵擾甚至統治，但從內地向西遷徙的漢人始終占據了河西走廊人口的大多數。

敦煌已是漢文化波漸的極西點。從蘭州出發，沿著黃河支流莊浪河谷溯流而上，翻越烏鞘嶺，就正式進入了河西。這道山嶺貌似艱險難越，實際卻是逶迤千里的祁連山的一個難得的小缺口。古代的絲綢之路從烏鞘嶺通過后折向西北方向，現代的蘭新鐵路、312國道亦然。河西之地氣候干燥，南高北低，所有河流均發源于南側的祁連山脈，在澆灌走廊里的田地后尾閭最終消失于荒漠之中。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條永遠流不進大海的河流在極旱的河西形成了一個個小小的綠洲。河西諸城就沿著一條從東南伸向西北的軸線，在有水源的地方分布。

河西走廊的東起點是涼州（武威），隨后漸次經過甘州（張掖）、肅州（酒泉），狹窄的走廊變得寬敞起來，北側為瓜州、南側就是被恰如其分地稱作沙州的敦煌，再向西，越過莫賀延磧就是屬于西域的伊州（哈密）和西州（吐魯番）。連綿幾百公里的莫賀延磧沙漠是甘肅和新疆的天然屏障。東側的綠洲是漢文化拋向西北的一條細線，西側則進入了各種文化交匯的西域地區。歷史上不乏有人穿越莫賀延磧抵達對面，但是總體而言，在多數時候，東西兩側的主體人群不同才是常態。

敦煌？δrw’’n？

“敦煌”第一次出現于漢文史料，是在司馬遷的《史記》。“敦煌”也寫作“燉煌”，這個略帶神秘感的名字，即便對漢朝人來說也有些難以理解。東漢應劭把“燉煌”解釋為“燉，大也；煌，盛也”。這一解釋從此時開始成為“敦煌”含義的標準答案，為后世各種《地理志》所采信。

然而細究起來，“燉，大也；煌，盛也”卻是一個讓人疑竇叢生的解釋。以中國人一貫的命名習慣，將邊陲小邑冠以“大”、“盛”，近乎不可思議。就算在敦煌輝煌頂峰的唐朝，唐人也只是把這座距離西安一千五百公里的邊鄙城市稱為“沙州”。如果說“煌，盛也”還勉強說得通的話，“敦，大也”則像一個解不出題的考生病急亂投醫的產物。

當然，中國難以解釋的地名很多，甚至連“姑蘇”、“無錫”這種聞名遐邇的名城也未必能解釋清楚。但是敦煌的特殊之處在于，它不光有漢語名字，也有其他語言的名字。

Θρoανα（Throana）是希臘人給敦煌的名字，出生于埃及的希臘地理學家克勞狄烏斯·托勒密在成書于公元二世紀中葉的名著《地理學指南》中，提到了這座華夏西極的城市。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希臘移民最東到了被稱作巴克特里亞的今阿富汗一帶。時光荏苒，移民變成了遺民，但他們對東方的了解，仍然通過種種途徑傳回了西方的親戚那里。

Θρoανα顯然不會直接來自漢語“敦煌”，更不會是希臘原產。幸運的是，一項百年前的發現，可能可以揭示Θρoανα與敦煌的來源。

位于莫高窟17窟的藏經洞就是散落各處的幾萬卷敦煌文書本來所在。我到時正值敦煌淡季，游客稀少，17窟空空蕩蕩，一尊泥塑面容安詳地端坐于矮壇之上。這里原本是河西都僧統洪辯和尚的精舍，后來是他的紀念影堂，泥塑正是和尚本人形象。背后則繪有雙樹壁畫，讓人想起洪辯和尚之前一千多年，釋迦牟尼也是于娑羅雙樹間進入般涅槃的。但是洪辯和尚恐怕沒有想到，他圓寂兩百年后，影堂竟然成為了數萬卷典籍的安身之所。

藏經洞很小，小到讓人難以想象當年這幾萬卷書到底是如何堆放于此的。自從藏經洞被發現，敦煌文書星散四方，更催生出敦煌學。不過這里所要提到的發現，雖然出自敦煌文書，卻并不是在藏經洞里發現的。

敦煌境內的烽燧遺址隨處可見。在機場進入市區的道路上，就能看到高聳的烽燧。這些千年前用夯土堆砌的堅固建筑，碰上敦煌幾乎不下雨的氣候，讓人覺得只要稍加整修，一座新的烽火臺就可以投入使用。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九十千米處、玉門關外的一處烽燧里，發掘出了一批粟特文書寫的信件。粟特人的原鄉在今天的中亞，尤以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為中心。這些粟特信件的寄件者是生活在中國的粟特人，而它們本來的收件人，則是在粟特故土撒馬爾罕的親人、頭領。

在這些信件中，“敦煌”被寫作δrw’’n（Thurwan）。和敦煌的早期居民月氏人一樣，粟特人也屬于印歐人，甚至可能同屬伊朗民族。根據英國伊朗學家哈羅德·貝利的說法，δrw’’n可能意為“安全的住所，圍墻”，乃至和印歐遠親、歐洲語言中的fort、firm有關。

這種解釋是否完全合理，尚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在漫長的歲月間，河西西段的敦煌確實給無數東來西往的行旅人提供了庇佑之所。而這些來往敦煌的人，又為敦煌創造了受益至今的寶貴財富。

公元1528年，明嘉靖七年，明朝關閉嘉峪關，廢棄敦煌。將敦煌民眾內遷至甘州、肅州之間。這可能是自有漢以來敦煌第一次變成曠無建置，無人關心的野地。自此近兩百年，敦煌作為城市衰亡了下去。

清朝于1723年設置沙州所，新的敦煌開始誕生。這座很快發展成沙洲衛、敦煌縣城的城市，比原來的敦煌向東北方向挪了不少距離，已經不是原來那座輝煌了一千年的敦煌城。

王師傅堅持說敦煌人大多來自陜西：“敦煌啊，以前就是發配犯了錯誤的人的地方，人大多是陜西來的，我們家就是，在敦煌八代了。所以敦煌人說話像陜西，不像甘肅。”

然而歷史事實卻和王師傅的經驗之談有所抵牾。新敦煌的絕大部分人口來自于從甘肅各地征調來的民眾，并無多少人來自陜西。

今天的敦煌歷史是斷裂的，明朝的大內遷和隨之兩百年的無建置使得清朝以后復建的敦煌無論從地理、人口、文化上都和古代的敦煌缺乏連續性。萬幸的是，我們還有莫高窟、榆林窟、敦煌文書和烽燧，敦煌的歷史才不至完全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