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講席教授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于近期到訪中國，并在北京大學奉獻主題為“十九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的系列講座。第三講圍繞著 “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的終結”而展開。此講由北京大學世界史研究院院長錢乘旦主持和評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希教授作講座導引并一同參與了講座問答環節的討論。

身處150余年后的今天，許多美國人或許傾向于將奴隸制的廢除看成是一個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不過方納指出，對于林肯那一代人而言，這一結果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當林肯在1865年3月發表他的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時，他用“令人震驚的”一詞來形容內戰中奴隸制的消亡，而僅僅在七年之前，美國的主要報刊之一《芝加哥論壇報》還大膽斷言“現在活著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會見證奴隸制的終結”。

方納認為，與所有其他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社會轉型一樣，美國的奴隸解放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從時間上看，奴隸解放的進程開始于內戰之初奴隸們的“自我解放”行動，關鍵的轉折點是1863年1月1日生效的《解放奴隸宣言》，但最終廢除則一直要到1865年12月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生效之后才實現。而關于誰是“偉大解放者”這一重要問題，自內戰以來，學術界也已經給出了包括林肯、聯邦軍隊、國會、廢奴主義者、奴隸本身等等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解答。無疑，林肯是其中最受關注的一位人物，已有上千部相關的著作從各個角度描述和研究林肯，而林肯本人的形象也在此過程中被神化，甚至成為了當代流行文化中的一個符號，方納教授特意向聽眾展示了哥大的學生所搜集到的以林肯為素材的兩幅內容夸張的宣傳畫作為證明。

方納接下來提到，在《烈火中的考驗》一書中，他提出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他認為林肯的偉大在于他在奴隸制問題上的“成長能力”（capacity for growth）。在方納教授看來，林肯是一位頭腦開放、愿意聽取他人批評的政治家，雖然他本人在道德上對奴隸制懷有強烈的厭惡感，但是他也能夠依據時勢改變策略。可以說，終其一生，林肯都在不斷地成長、變化，方納教授通過研究發現，林肯晚年在奴隸制問題上的觀點相較于其早年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林肯與廢奴主義者之間的異同

林肯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abolitionist），他曾尖銳批評廢奴主義者，但林肯卻也將自己視作更廣泛的反奴隸制運動（anti-slavery movement）中的一員。他清楚地意識到，廢奴主義者已經塑造了一個旨在廢除奴隸制的公共輿論氛圍，方納認為，如果沒有這一公共輿論作為基礎，像林肯這樣的政治家是無法成功廢除奴隸制的，林肯也的確在許多方面遵循了廢奴主義者的策略和要求。方納進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美國奴隸制的終結乃是社會運動（廢奴主義者）與開明的政治領袖（林肯）共同合作取得的成就。1850年代，林肯憑借其抨擊奴隸制的雄辯演說才開始在政界嶄露頭角。他譴責奴隸制“違背了美國的價值觀”，是“盜竊奴隸勞動力的小偷”，是“腐蝕共和國生命力的癌癥”，是“極大的不公”。就上述這些方面來說，林肯與廢奴主義者之間是存在共同點的。但是兩者間也存在明顯的區別。在內戰前的美國，廢奴主義者只不過是北方的一小部分人，在林肯的家鄉伊利諾伊州，多數人雖不主張采取奴隸制，但也不像廢奴主義者那樣想要立刻廢除奴隸制。而就林肯本人而言，方納認為他并非如某些學者所說是一位“隱藏的廢奴主義者”，與西華德等人不同，林肯始終拒絕超出憲法去討論“高級法”（higher law），而出于維護聯邦統一的目的，他在非政治場合也往往會壓制自己對于奴隸制的真實情感，他曾親口承認道，當面對慘無人道的追捕逃奴的情景時，他選擇了“咬緊嘴唇保持沉默”。

林肯并不是一位“天定命運論”者，相比于將美國的民主制度強加于別國之上，林肯更愿意美國成為世界的燈塔，在他看來，美國需要做的就是不斷完善自己，以此向其他國家展現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林肯是如何看待并調和罪惡的奴隸制與他眼中美國所肩負自由民主使命之間的矛盾的呢？一方面奴隸制使美國的理想價值觀念蒙上了陰影，但另一方面如果依照廢奴主義者的觀點行動，那么聯邦很可能會分裂，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將就此傾覆。因此林肯認為，北方人必須在奴隸制問題上妥協，遵守憲法中的逃奴法案。在種族問題上，林肯也表現出了不同于廢奴主義者的立場。廢奴主義者堅信，奴隸一旦獲得自由就應該享有與自由白人完全同等的政治和社會權利；而林肯雖然同意奴隸一樣擁有追求幸福的自然權利，但他并不認為他們可以擁有任何的政治或社會權利。在內戰之前的十年里林肯主張，終結奴隸制最好的方式是“殖民”（colonization），也就是將黑奴輸送到海外。當時在美國存在著不少的殖民協會，包括亨利·克萊、約翰·馬歇爾在內的許多地位顯赫的政治人物都是美國殖民協會的重要成員，林肯本人也不例外，他加入了伊利諾伊州殖民協會。這些主張殖民者都相信，黑奴在美國現存的體制下永遠不可能獲得平等，盡管有少數像華盛頓那樣的奴隸主會出于仁慈給予自己的奴隸以自由，但是顯然這只是杯水車薪，無法真正撼動奴隸制，而要像北方州一樣通過法律途徑廢除奴隸制，則只有當所在州奴隸主的勢力較弱時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看來，唯一有可能獲得奴隸主同意的解放奴隸的可行方式，就是緩慢地將奴隸送出美國。

內戰與林肯對終結奴隸制態度的轉變

盡管與廢奴主義者之間存在著上述差別，但是方納教授指出，林肯還是相信奴隸制終有一天會自動地退出歷史的舞臺，只不過這一天或許要等到一百年之后。然而，正是他的這一立場讓南方蓄奴州感到了恐懼。1860年11月6日，林肯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這成為了引發美國內戰的直接導火索。在內戰期間，林肯究竟是如何成長為一個“偉大的奴隸解放者”的呢？方納強調，內戰一開始的目標并不是廢除奴隸制，而是恢復聯邦的統一。在戰爭最初的兩年中，林肯仍然在嘗試推行其原先的計劃，不過收效甚微：一方面，依舊留在聯邦中四個邊界蓄奴州——特拉華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和馬里蘭州——并沒有接受林肯的提議同意緩慢廢除奴隸制；而另一方面，黑人領袖在受邀進入白宮面見林肯時也明確表示，他們并不愿意離開美國，他們想要的是作為美國人的權利而不是作為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權利。方納隨后進一步指出，除了原先殖民計劃落空之外，還有一些事件和因素也推動了林肯轉變對待黑奴和奴隸制的政策。首先，內戰在當時正處于南北勢力僵持的狀態之中，攻擊作為南部社會根基的奴隸制度顯然能夠增加北方贏得戰爭的砝碼。其次，將內戰的目標由保衛聯邦轉為廢除奴隸制能夠迫使英國減少甚至停止對于南部邦聯的支持。英帝國早在1830年代就已經廢除了本國的奴隸制，它之所以在戰爭中支持邦聯，主要是因為美國南部是當時世界上最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它需要通過維持與后者的關系來保證國內的棉紡產業正常運轉。以上兩點原因都表明，解放奴隸、轉變內戰性質的轉變對于林肯和北方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戰略意義。第三，由于戰爭的爆發，內戰前就已存在的奴隸逃離南部的現象變得愈發突出，聯邦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以應對這一新形勢。最后，解放奴隸還能夠補充聯邦軍隊的兵員。

正是在上述形勢和因素的推動下，林肯于1863年1月1日正式簽署了《解放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言》宣布所有處在叛亂邦聯州土地之下的黑奴從此獲得了自由。方納認為，《宣言》既是美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文獻之一，同時也是最受誤讀的文獻之一。他指出，《宣言》的實際效果是有限的，它并沒有真正立刻解放了身處南部的四百萬奴隸，也沒有將四個邊界蓄奴州的奴隸包括在內，因此它基本上應該被理解成是一項“戰爭措施”（war measure），其現實的法律基礎在于它在軍事上的必要性而不是它所具有的道德含義。但與此同時方納又指出，《宣言》的確具有難以否認的重大歷史意義：它標志著林肯徹底拋棄了此前的廢奴主張，這位總統不再試圖尋求獲得奴隸主們的合作，也不再堅持廢奴的漸進性而是轉而強調應該立刻廢除南部的奴隸制；它代表了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奴隸解放，此前及之后都從未有如此多的奴隸在一天之內被宣布獲得了自由；它也意味著，一旦聯邦獲得了內戰的勝利，奴隸制度將幾乎不可能再卷土重來；而最為重要的是它轉變了內戰的性質，正如卡爾·馬克思在當時的《紐約論壇報》上發表文章所說，《宣言》將美國內戰由一場憲法斗爭轉變為一場革命斗爭。方納教授還坦言，從事林肯研究的一大樂趣便是仔細閱讀他的文稿。作為一位沒能接受良好教育、基本依靠自學成才的總統，林肯是一位具有高度自我意識、寫作時精細入微的人，《宣言》中的多處文字都反映出這位偉大人物的深刻用意。

方納指出，林肯雖然很晚才轉向支持解放奴隸，但這一轉變一經完成，他便義無反顧、再未回頭。1864年，正當聯邦軍隊傷亡人數不斷攀升、戰況焦灼、結局依舊不甚明朗時，林肯所在的共和黨內的一些政治領袖試圖說服林肯不必再堅持廢除奴隸制，在他們看來，面對即將到來的第二次總統競選，民眾或許會將戰爭的繼續進行歸罪于現任政府的解放奴隸政策，林肯因此有可能無法連任，而此時如果放棄廢奴而與南部談判，南部或許也會同意早些結束戰爭、回歸聯邦。然而，林肯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他說，倘若自己這樣做，那么他將“立刻和永遠地受到世人的唾棄”。在內戰的最后一年里，林肯仍然堅持不斷地嘗試說服個別州廢除奴隸制。方納教授在此提醒我們注意，解放奴隸（emancipation）并不等同于廢除奴隸制（abolition），《解放奴隸宣言》是聯邦政府頒布的一項行政命令，它宣布賦予現有奴隸以自由，但它并沒有廢除那些誕生和延續奴隸制的法律，奴隸制度也依舊存在，想要徹底地廢除奴隸制只有通過各州自己的合法程序廢除相關法令，或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憲法。林肯本人于1865年4月14日遇刺身亡，他沒能親眼見證當年年底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被批準而生效的結局，也未能經歷戰后的重建，不過方納認為，從殖民轉變到解放奴隸，林肯實際上已經成為了重建的發起者。方納教授在此列舉了兩篇他認為最能夠代表林肯晚年立場的經典文獻，第一篇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開的演講，在這場演講中，林肯提出應給予黑人投票權的建議，他說：“我本人寧愿立刻就將投票權給予那些很有才智的以及那些曾在軍隊中為我們的事業奉獻效力的黑人”。方納強調，林肯因而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贊同給予任何地方的所有黑人以投票權利的總統。第二篇文獻是講座開始提到的林肯在1865年3月發表的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在北方軍隊接近勝利的背景下，林肯在這場只有短短五分鐘的演說中并未大談戰爭的形勢，而是論述了他對于內戰本身性質的看法。林肯認為，美國的奴隸制“不知怎么地”（somehow）就成為了引發內戰的根源，他特別使用了“美國的奴隸制”而沒有用“南部的奴隸制”，換言之，在他看來，北方與南方一樣應該為奴隸制的罪惡感到內疚，這場慘烈的內戰也是對整個國家——而非僅僅是對叛亂的南部州——的一次懲罰，戰場上雙方士兵用刀砍出的每一滴血都是對奴隸們二百五十年來受鞭子抽打所滴下的另一滴血的償還。

恢復這一遲來的正義要求這個國家和他的人民做些什么？對于二百五十年來無償勞動的黑奴，這個國家應當負有怎樣的責任？如何使那些剛獲自由的奴隸以及他們的后代能夠真正地享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方納指出，關于這些問題，偉大的林肯并未給出他的回答，而就某種程度而言，在《解放奴隸宣言》簽署154年后的今天，美國仍然正在遭受這些問題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