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浦大橋到南浦大橋，黃浦江河道呈現了S形的曲折。南部凸出的端點，人稱董家渡。

董家渡之名最早見于清嘉慶《上海縣志》，溯其淵源，還須上推二百八十年。那是1523年（明嘉靖二年），上海知縣鄭洛書在這兒設了一處義渡，名為北倉渡，為當時黃浦江八長渡之一。后來一位姓董的浦東人，置了條可坐23人的大船來回擺渡，這便有了董家渡之名。另有說法因是明代書畫大家董其昌出生在這里而得的名。不過，據《華亭縣志》《云間雜志》等文獻，董其昌是出生在他家族世居的董家匯，就是今閔行馬橋董家老宅，董家渡與董其昌看來沒有什么關系。不管此名何來，一條石板大道將渡口與稍晚些筑的上海縣城小南門連了起來，漸漸地就成了交通黃浦兩岸的一大要津。

就在這兒，自晚清到民國初年，崛起了幾個在上海灘甚至在全國很有影響的家族，有朱姓、沈姓、陸姓等等，又都冠以“董家渡”三字，便使這個地名更加響亮。這些家族中又以出身沙船世家的實業家朱志堯(1863-1955）、朱季琳（1874-1952）兄弟家族最著名。

一支疲憊的船隊

1861年(咸豐十一年)3、4月間，正是太平軍第一次攻打上海的次年，戰爭硝煙剛散，就在天主教的復活節后第三、第四天，一支由大小8條船只組成的船隊，靠上了董家渡碼頭，下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有二三百人，一張張疲憊的臉上，都露出了舒心的笑容。除了少量的家什，從船上幾乎沒有卸下多少東西。

這是一些什么人?他們從哪里來？又為什么來到這兒?

這群人一共有朱、沈、陸、周、潘、姚、秦七個姓，就在復活節那天，他們離開了居住了一百多年的故宅—淀山湖邊的一個名叫諸巷的小鎮（今屬青浦商榻）。遷移的原因是太平軍東征引起的上海周邊戰亂。特別是上年8月西撤太平軍在諸巷一帶的那場突圍戰，混戰中亂軍對諸巷的劫掠，使七大家族下了遷移的最后決心，便在董家渡教堂環周購下了宅地，年底起各家都派人先來營建新宅。遷移途中，他們蒙受了無數的驚嚇和極大的損失，出發時共有27條船，19條被亂軍和土匪劫走，隨身攜帶的金銀細軟和稍有價值的東西也被洗劫一空，還有10多個人喪失了性命。好在大部分財物早已陸續轉移到了新居，因此，除了精神上受到驚嚇外，財富損失尚沒有傷筋動骨。

若問為什么選擇董家渡為他們的定居地點，那完全是他們營生、信仰和董家渡的特點所決定的。自嘉慶年間起，當時上海的主要經濟支柱沙船運輸的駁運碼頭已從原先的十六鋪，向南漸漸延伸到了董家渡。隨著董家渡天主堂落成，一些天主教徒，特別是船民與漁民教徒便大多云集于此，使董家渡成為他們經濟活動和宗教生活的中心。這七個家族都是業沙船運輸的，又都是天主教徒，便很自然地將這兒作為遷移安居之所。

董家渡天主堂，又名圣方濟·沙勿略堂，是中國近代第一座規模巨大的天主教堂，足可容2000人做彌撤。說起這座教堂，還有一段來歷。天主教在上海的傳播始于明末，1640年(崇禎十三年)，意大利傳教士潘國光購下城內原潘家的世春堂舊址，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天主堂，名敬一堂。清康熙、雍正年間朝廷禁止天主教，1731年(雍正九年)敬一堂被沒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簽訂的中法《黃埔條約》，承認了天主教會傳教權。次年，法國傳教士梅德爾便在英國領事的支持下，稱法軍即將來滬，恫嚇上海道宮慕久，索討敬一堂。因該堂已改建為關帝廟，宮慕久便將董家渡瀕江的一塊15畝大小的土地作為補償。該堂始建于1847年，1853年建成。一百五十多年中，因黃浦江岸線向江中推進，今天的教堂早已遠離了江岸，但那時是臨江而立的，在很遠的江面上就可望見教堂頂上的十字架。這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由西班牙藝術家、耶穌會輔理修士范廷佐設計，主立面下部4對愛奧尼式壁柱，中部一對鐘塔和旋渦式女兒墻，還有頂端三角形式山花，都表現了濃重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巴洛克風格，加上門側和壁上的楹聯以及大方磚地坪，反映了早期天主堂建筑中西合璧的典型特征。堂內4根各一米見方的大承重磚柱，宛如擎天巨手托住了簡潔平滑、略呈弧形的堂頂，氣勢相當雄偉。該堂現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當時是上海教區的主教座堂，也就是江南教區的傳教中心，原在諸巷一帶主持教務的傳教士就是從這兒派出的。所以，這兒早就是七個家族心目中的圣地，

既是信仰圣地，又是業沙船的水陸碼頭，七大家族自然視這兒為理想的定居處了。

朱樸齋發了

自諸巷遷來董家渡的朱家共有三房，都是第三代朱洪昇的后人，各自分宅居住。后來，就以老屋墻體的顏色和居住地，分稱黑墻頭、白墻頭和梅家弄。黑墻頭家長是第六代朱樸齋（1828-1890），白墻頭是他的堂兄弟朱厚齋，梅家弄是遠房的再從兄弟朱萬茂、朱萬順。三房都經營沙船，故又被合稱為董家渡沙船朱家。

董家渡沙船朱家原有《江蘇青浦朱氏金家莊支宗譜》，可惜已佚失于“文化大革命”中。據幸存的一些摘錄，該朱氏出自“沛國朱氏”。其實，朱姓郡望，向無“沛國”，朱元璋定鼎大明天下之后，自忖出身低微貧寒，曾令史官查考家系所出，希冀能與紫陽朱氏大名人文圣朱熹掛點鉤。然而，窮竭眾史官之力，依舊茫然無獲。一怒之下，朱元璋便據《蔡中郎集·朱公叔鼎銘》中“宋微子有子名朱者，由沛遷南陽，以父名為姓”句，以鳳陽的古屬，自立“沛國”郡望。又據傳世的某些沛國朱氏譜本，有云崇禎于國亡時，遣四子分從東南西北出逃，向東而行的長子攜的信物是朱元璋打天下時的胄甲。民國時代上海房地產大戶叉袋角朱家的宗祠里，據說就供有這副胄甲。但這些說法，正史上是找不到根據的，只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董家渡朱家世代口傳在清初自蘇北遷青浦，聚居于淀山湖西的絲網埭。時有一位寡婦信奉了傳播才不久的天主教，被族人視為另類，便攜了二子二女，被迫離群索居，于極艱難中將子女養大。其中一子，名叫文祥，便是董家渡朱氏的一世祖。朝廷禁教后，便成了漁民，浮家泛宅于淀泖震澤之間，躲避迫害，這大約是在第三代朱洪昇時。在游漁生涯中，朱氏漸而結交了同樣因宗教信仰而拋棄田宅的沈、陸、潘、周、姚、秦六姓，相傍相倚，后來又一起定居于諸巷。

也在游漁中，朱氏他們由漁兼賈，捎帶貨物，貿易于方圓百里之間。代復一代，又漸而由湖而海。那時上海的沙船販運正方興未艾，沙船是一種適宜航駛于近海淺水中的大型木帆船，方頭平底，分房艙、貨艙，因空航時需裝沙壓重而名。起自宋末元初，至清代，大的上下三層，長四五十米，寬六七米，四桅，載重可達3000石(約240噸)。上海的沙船，主要將松嘉地區的土紗土布及江南的桐油等貨北運燕遼，再帶回產棉區亟需的糧食、大豆、豆油、豆餅諸物，獲利極豐。于是，諸巷各姓也由湖而海，由亦漁亦賈而專事沙船運輸，諸巷也成了淀山湖邊一個相當富庶的鎮市，這也是咸豐兵燹中迭遭亂軍覬覦的原因。

別看沙船販運得利甚厚，但小小的木船，憑仗幾片帆篷，在變化無常的茫茫大海中，其兇險是非歷其境者無法想象的。一船生命貨物，也就是一生的命運，完全懸游于發絲之間。1855年端午節，梅家弄始祖的胞兄朱萬利與女婿沈珍全分駕利泰、長茂兩條四桅沙船，滿載布紗駛往牛莊（今營口），當駛到今江蘇鹽城大河洋海面，突遭臺風，頃刻之間，利泰號檣斷帆裂，一陣巨浪打來，朱萬利父子4人與14名水手伙計，連同滿船布紗，悉沒大海。

除了風浪，還有海盜之險與意外之驚。一次朱家的一條沙船因無風無浪，無法張帆行駛，只能泊于海上等風。水手們都下到艙內賭錢，突覺船身移動，船老大遣人探看，卻打不開艙門。眾人情知遇到海盜，急忙合力頂開艙門，只見船被一條三桅海盜船曳拖而行。沙船為防海盜，于首尾都裝了幾門前膛炮，出航時又都裝上了火藥。這時連取彈都顧不及了，順手就將幾串銅錢塞入炮膛，立即點燃引線，“轟”的一聲，銅錢以霰彈狀發出，殺傷力竟十分強大，那些海盜在冷不防之際多被擊中，眾水手又乘勢執刀躍登盜船，盡殲海盜，還生俘了一人，總算逃過一劫。又有一次，朱家沙船又遇海盜，雙方互射火炮，卻因海盜船小而靈活，船速較快，難中要害，也幸而海盜船上的大炮火力也小，對朱家船只也無大損，只是擺脫不了，不久炮彈告盡，急切之下，將所運貨物中的鐵釘、鐵圈、鐵尺之物，裝入炮膛，點火轟出，殺傷力反而遠勝炮彈，使海盜人船都遭到重創，終于轉舵逃去。還有一次，朱家一艘沙船到滬，直覺得艙中腥臭，且隨卸貨，氣味愈重。待貨卸盡，只見艙底突起了一個極大的魚翅骨，表面已經腐爛。這時，伙計們才紛紛憶起，航行中曾覺得船身向上一掀，還伴有過一陣震蕩，原來是這條大魚作怪，幸虧這條魚以翅刺穿艙底之后就扭斷翅骨逃了，也幸虧這塊翅骨緊緊嵌在破洞之中沒有脫落，否則后果就不堪設想了。朱家在發家的過程中，所經歷的類似兇險驚嚇之事，是很多很多的。

1853年朱大昌去世時，朱氏的沙船販運基地也已轉移到董家渡了。1861年，就由次子茂興、長孫樸齋和侄子萬茂、萬順率領家族，與其他六姓一起舉行了對他們發展至關緊要的歷史性遷移，成了董家渡的新居民。

不幾年，朱樸齋崛起了。樸齋，名彥生，自幼喪父，是祖父大昌一手拉扯長大的。十六七歲起，就在叔父朱茂興的船上幫助打理。后來自置了一艘沙船往來販運，由于勤奮又善于經營，至光緒初年已為董家渡朱氏三房之首。那時朱家共有30多艘沙船，朱樸齋獨占一半，在另一半中也占有不少股份。當時，打一條四桅沙船，約需銀8000兩，另以2000兩作置貨和沿途開銷之資。至于雇請耆民(主持貨物商務者)、老大(航運中主持船務者)、水手和伙計的工資，那是在銷貨后支付的，故一般以一條沙船一萬兩銀子計算船主的資本額。此外，他還擁有一個造船工場和好些房產和地產，又獨資開設了瑞康錢莊，與姻親沈家等合資開設兩家錢莊。擁有數十萬兩資財的朱樸齋，雖不能與諸如王慶勛、王慶榮、王慶模、郭長祚、郁泰峰等擁船百數的上海沙船業巨子并提，卻也稱得上大戶，更因白手起家成為董家渡首戶而得到社會普遍的尊敬，黑墻頭朱家初露頭角了。

天有不測風云

家族發展與沙船航行一樣，常常充滿了波折和起伏。

朱樸齋先后娶過三任妻室，元配與繼配都出自諸巷世交沈氏，又都在生下一個兒子后去世；再繼夫人馬氏，生了四個兒子。1871年（同治十年），朱樸齋讓長、次兩子分房獨立，又讓長子伯璠幫助打理錢莊，兼理滬地陸上進貨事；次子仲玙幫助主持沙船。出于傳統觀念，朱樸齋希望子孫能光宗耀祖，遂命三子志堯、四子云佐 （1865-1898）攻讀舉業，謀求仕途。

伯璠為人忠厚老成，又很早就輔佐父親料理事業，故錢莊及滬地進貨事務在他打理下井井有條。仲玙因父親常常外出，外家又傍鄰而居，繼母難于嚴格管教，結果散漫成習，喜好玩樂。開始時在吳子賢等一些老伙計的輔佐下，尚能循規蹈矩，隨著手中權力日重，漸漸故態萌露。1882年（光緒八年），他帶了十多條船貨赴牛莊，在那里玩樂揮霍挪用過巨，進貨時發現短缺太多，自忖難以向父親交代，竟與耆民、老大諸人密商欺瞞。挪用揮霍本來就有這些人的份，又是少東家提出，自然樂而從之，還幫著出謀劃策。于是上下里手，在回程中竟將一條座莊大船自行鑿沉，以海難欺騙老父。事隔不久，朱家最大的一條沙船“朱福泰號”，同樣因船老大在牛莊擅將貨款充抵積欠的嫖賭債務，空船返航，也怕交不了賬，經與幾個水手密謀，在煙臺附近，將船棄于群礁之中，任其在激浪中撞碎沉沒，偽稱遇難向朱樸齋稟報；更可惡的是這個老大竟用千斤秤桿，將苦口相勸的耆民吳子賢一桿擊殺，并將尸身浸在沉船中再撈起，制造了死于海難的假象。朱樸齋聞報，連驚帶急竟至一病不起了。

正如俗語所道“禍不單行”，連續的人為海難之后，朱家又連連遇到倒霉事。先是宅后貨棧倒坍，上百簍牛莊豆油，悉數沒入泥中。數十年后，仲玙宅內的井中，打起的水上還漂著油花。接著宅中失火，大火竟引發了儲放沙船防盜用的彈藥庫，不僅火勢猛烈異常，更在連連的爆炸聲中，彈片橫飛，根本無法接近火場，只能拆去與火場毗連和接近的一些房屋，辟出一條隔離帶阻止蔓延而已，結果房屋積貲損失大半。厄運接踵，人們對朱家錢莊自然失去了信心，瑞康很快在擠兌中倒閉，一些歷年賒貸往來的老客戶也都紛紛上門坐索，朱家瀕臨一蹶不振的境地。

奇女子力挽狂瀾

歷史確實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宛如朱家始祖文祥的寡母那樣，朱樸齋的夫人馬氏一肩砥柱，力挽狂瀾。

馬氏堪稱是位奇女子。她也出身于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原籍丹陽，但一直隨著行醫的父親生活在鎮江。從小在文武兼能的父親教誨下，習文練武，不僅曉經史、明醫道，且諳武術，能在小腿上各綁10斤重的鉛條，縱跑如常，還能平地蹦越兩條相疊的板凳。太平軍攻陷鎮江時，她父親已經亡故，便與母親、幼弟，避戰逃滬，投奔幾年前先后離家去上海教會學校讀書的大弟和二弟。她的三個弟弟，日后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特別是那位活了百歲的二弟，更是杰出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愛國者，他們是馬建勛、馬相伯和馬建忠。到上海后，將幼弟送入徐家匯教會學校，自己與母親寄居在洋涇浜圣母院中。后來，由教友作伐，嫁與朱樸齋為妻。那時，朱樸齋繼配去世不久，伯璠、仲玙都尚年幼，又剛定居董家渡，百事待理，千頭萬緒，亟需一個賢內助主持家政，撫育幼子，否則哪有精力去顧及沙船生意。馬氏嫁到朱家后，精明強干，治家有方，保證了朱樸齋能全身心地搏擊商海。

變故迭至，朱樸齋又一病不起，真可謂內外交困，連董家渡教堂的神父也以朱家欠債不還，違犯了教規第十戒“不貪人財物”而拒送圣體。作為一個虔誠的教徒，豈甘領受如此懲罰，馬氏發愿每天必領圣體，便每天夜半動身，風雨無阻，駕了小船，由董家渡沿護城河（今中華路、人民路），到洋涇浜天主堂（今四川南路），領得圣體返回。賣去了大部分地產和沙船，又在姻親沈家等幫助下，清理了急迫的債務，又合資改組開設了永業錢莊。再將志堯、云佐兩個年方弱冠的兒子，交給弟弟馬相伯、馬建忠去闖世界。那時，馬氏兄弟已離開教會，入幕李鴻章府中，為李大力推行洋務運動鞍前馬后地奔波，馬氏兄弟對這兩個外甥也確實進行了悉心的栽培和提攜。在馬氏舅舅的一再囑咐下，朱志堯他們特別注重學習外語，都有一口流利的法語，特別是朱云佐，英、法、日文，門門精通。1880年、1886年馬相伯為籌辦山東礦務和籌建國家銀行二度赴美集資，1885年馬建忠出使歐洲，都分別以志堯、云佐為隨員。正是歐美之行，使他們大開眼界，特別是使朱志堯深深種下了學習外國先進科技、仿制各類機器的思想。朱云佐因外文的優勢，還被推薦去山東礦務局和天津鐵路公司任職。當時，云佐深得李鴻章的信任，甲午戰爭前，曾與姚子常一起接受密令，赴朝鮮調查袁世凱與朝鮮國王矛盾事，事為袁氏得悉，差點被袁捕殺，在一對美國夫婦的幫助下才逃脫險境。馬建忠還介紹了仲玙與他的兒子鳴岡充任赴英國訂購艦船的協辦。1886年，馬建忠任招商局總辦后，又介紹朱志堯、朱云佐入局，當上了江天輪和江裕輪的坐艙，各承包一條船的客貨運水腳（票價和運輸費）。1889年，法商東方匯理銀行籌建上海分行，經馬氏兄弟和法國神父介紹，朱云佐被聘為首任買辦。經馬氏的這一番調度，朱家開始站穩了，但債還欠了不少。1890年朱樸齋臨終前，拉著朱志堯的手說：“我給你們留下的不是銀子而是債，不得不讓你們兄弟放棄了考科舉，爹爹對不起你們。但債一定要盡快還上，帶好幾個弟弟，把家撐起來。”

朱樸齋去世后，馬氏治家更嚴了，每每以幾乎破家和遭難時炎涼世態的種種事實教育兒子，處處強調節儉勤奮。后來，季琳也接替云佐當了坐艙，三兄弟收入都頗豐厚，但仍不得蓄積私產，收入全部交給母親。某年年底，已任東方匯理銀行買辦的朱云佐，向母親要求換條新的索辮綹帶，馬氏立刻訓斥他不思興家創業只圖修飾，直罵得云佐俯首認錯才罷。

經過數年的臥薪發奮，1896年終于還清了朱樸齋留下的全部債務。朱志堯兄弟樹立了令人側目的形象，黑墻頭朱家重新恢復了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