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日距著名文保志愿者曾一智去世正滿一個月。中國的文物保護工作，仍然任重道遠。曾一智對那些記錄城市歷史的老建筑，抱著極其純粹的熱愛，為此付出了畢生心血。而她在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實踐中，也播撒下更多種子，讓后來的年輕人感懷銘記。澎湃新聞特此編發這組文章，紀念曾一智為后來者留下的遺產。

2017年2月19日，驚悉曾一智老師于當日中午12時53分，在哈爾濱因病辭世，團隊每位成員不勝痛惜。

2012年底，因北京鐘鼓樓鐘樓灣拆遷一事，我們“鐘鼓樓片兒區關注隊”成立。自那以后，有幸與曾一智老師共同奮戰在北京城胡同歷史保衛戰的一線。

憶起與曾老師共同走過的日子，往事仿若昨日，依然鮮活。

在很多人眼里，曾一智老師是一位為歷史建筑保護及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多方奔走呼吁的斗士。哪里有文物或歷史建筑破壞，哪里就會有她的身影。甚至，她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還為保護哈爾濱的霽虹橋而發文疾呼。

在我們這些曾與曾老師共事的年輕人眼里，曾老師不僅是位斗士，更是位亦師亦友、值得所有人尊敬的長輩。她的善良、純粹、真摯、執著，她做事的態度與對文保的信仰，感染著我們這些年輕人。

她不僅帶我們走進歷史保護，也讓我們愛上了歷史保護。我們希望通過文字，不僅表達哀思，更還原一位在我們的生命中留下重彩的曾一智老師。

以下分別為團隊成員：王鵬、宋壯壯、譚鐳、諸葛雪瑾、梁莉、劉超群撰寫的紀念文字。斯人已逝，生者常追。祈愿文物保護之力薪火相傳。以此得生者慰藉，逝者安息。

憶曾一智老師與鐘鼓樓片兒區關注隊

王鵬／文

一直就知道微博上這位著名的文保斗士。鐘鼓樓片兒區關注團隊成立后，我們很快就得到了她的關注和在線指導。

作為規劃設計人員，我好像是在第二次參與團隊現場入戶調研時見到她的。她風塵仆仆，遠遠走來，裹著厚厚的羽絨服，挎著個小包和一個相機，一路拍照。那天入戶過程中，她給每戶居民普及相關法規以及他們的權利，告知征收文件的問題。那時正是局面最亂的幾天，有拆遷人員、記者等出沒。曾老師警覺也告訴我們與各種人群溝通時需要注意的事。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文保遠不是做設計、田野調查和規劃管理這么簡單，跟每個利益相關方都會既有沖突，又會合作，其中有無數技巧，既要真誠、勇敢，也要機警、克制。尤其是對待她最熟悉的媒體。曾老師建議我們拒絕了大多數媒體的采訪，但幫我們安排了王軍老師的專訪，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了影響力很大的文章。這也成為了鐘樓灣拆遷與保護的轉折點。政府方面也縮小了拆遷范圍，改變了規劃方案。

鐘鼓樓團隊的整個行動，包括現場調研，平臺開發，居民普法宣傳，在線傳播，媒體互動，以及與政府溝通等，都得到了曾老師的無私幫助。一群沒什么經驗的小孩子，得以避開很多風險，保護了自己，收獲寶貴的經驗，這全有賴于曾一智老師的支持與指導。曾老師還帶我去了謝辰生先生家，向謝老匯報我們的工作，尤其是利用互聯網宣傳文保的進展。

團隊的成員后來各自參與各種文保活動，并成為骨干。曾老師傳授的這些經驗，得以不斷傳承。我個人后面參與的梅州圍龍屋關注團隊等，幾乎完全復制了之前的經驗。當然，其中也有曾老師的幫助。

翻看手機短信記錄，里面記錄了兩個事件的溝通過程。一是曾老師讓我打聽一個打著清華旗號破壞文物的單位是否假冒；一是我請她幫助修改大連文保志愿者的稿件，病中的曾老師只用了兩個小時就改完了稿子，指出了大量細節問題，還叮嚀了保護行動中需要注意的其他問題。

曾老師和我的所有交流，幾乎都圍繞具體的文保事件。遺憾的是，我們見面和電話的次數都并不多，所以并未對她個人有更多了解。但我一直覺得，她是我認識的人中最純粹的一個，她的所有作為，都是毫無私心，為文保事業幾乎奉獻了一切。我們這群學建筑搞設計的孩子，最關心的都是形態、歷史，但她提到最多的是法律、權利。她對文物傾注全部感情，但卻又十分理智甚至克制，從來不讓我們做任何過激的事情。

她留在我心里的，永遠是第一次見面的造型，羽絨服、毛線帽，一邊挎著裝有法律傳單的包，一邊挎著相機不停拍照。嚴肅，認真。

堅定、執著和穩健

宋壯壯／文

初次相識是在高二（2005年），北京四中地理教師劉剛開設的“北京歷史地理”選修課上，與曾老師電話交流舊城保護問題，但因為當時年紀尚小，對交流的內容印象不是很深刻。之后再次相識就是在微博上（2012年），她的文字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堅定、執著和穩健。

我與曾老師的合作，主要是2013年年初至2014年的“鐘鼓樓廣場恢復整治工程”。我作為“鐘鼓樓片兒區關注團隊”的一員，主要工作是調查該歷史街區，并通過新媒體的形式傳播其價值，說明即將進行的整治工程存在諸多問題；曾老師主要進行的工作，是入戶向居民們普法，向他們介紹應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同時不斷與文物部門溝通，表明該工程違反了相關法規的立場。

盡管工作內容相對獨立，但私下我們經常交流。記得有一次在鼓樓前的麥當勞（已關張）吃飯，曾老師細心地聽著我們的工作內容和計劃，然后以她的經驗，逐一為我們提出建議。有一些工作，在她看來，大概是意義不大或不太現實的。有幾個瞬間，我覺得她還是挺嚴厲的。不過在交流的最后她露出了很高興的表情，不斷鼓勵我們，我把這理解為看見后繼者的欣慰。

另一次合作，是在2013年夏天我同曾老師一起接受《新風范》雜志（已停刊）的采訪，同時接受采訪的還有鄭希成老師和“胡同人網”的創始人李峰。我印象里，這期內容最后沒有發行，媒體似乎在一些內容上歪曲了曾老師的意思而令她難以接受。

在2014年，我們通了一次電話。她當時應該是要返回哈爾濱了，她談到了大柵欄的改造問題，認為很多改造建筑過于現代，希望我能持續關注。我們在微博上也有多次交流，在2014年，她已返回哈爾濱之后，她叮囑我繼續跟進鐘樓灣一個院子主人的動向。我返回美國后，與曾老師的交流就減少了。

在我和她共處的場景下，她最標志性的表情是“傾聽”。她聽其他人說話時，會一直看著對方，非常認真和有誠意。典型的裝扮則是非常樸素的，中性色，鮮有裝飾。

歷史遺產的守護者——曾一智老師

譚鐳／文

跟曾老師第一次見面，應該是2012年為留住秦老胡同37號綺園花園帶著海幔斑竹紋彩繪的敞軒。然而，我的記憶似乎無法相信那是第一次，因為在那之前，我已聽說過曾老師無數的事跡，也與曾老師在網上有過無數的交流。那第一次相見不過像是與朋友的再見。我也毫不驚訝會在那里遇見曾老師，因為我知道，不管哪里的古建筑受到威脅，都會有曾老師的身影。盡管我們都知道，那樣的戰斗有太多失敗的可能，但我們也知道，至少會有一個人為這些房子堅持到底。

從綺園花園，到鐘鼓樓廣場，在那之間，與曾老師的并肩作戰，有在廢墟現場的相遇，更多的是線上的交流。大家都知道，曾老師是一位盡職盡責的記者，是一位犀利尖銳的文保斗士。對我來說，曾老師也是一位教育者。她一直利用自己的平臺，向公眾普法，在拆遷現場向居民普及他們的合法權益。她通過自己的調查，用筆端向公眾普及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這也激勵了我開始關注遺產保護的公眾教育，讓我意識到，利用自己的平臺去普及知識和提高意識，比單純在線上與人辯論更重要。

時間快進到去年秋天。我作為魯汶大學的碩士在老撾瑯勃拉邦協助當地政府制定關于世界遺產公眾教育的闡釋展示策略。自從知道曾老師得病之后，就一直有點擔心，但見到曾老師精神一直昂然，還在治療期間繼續為哈爾濱的遺產奔跑，與她聯系知道病情時好時壞，但我仍然覺得，她最后還是會戰勝病魔。她一直是一名堅持不懈的戰士，不是嗎？我與曾老師發信，說起我們何時再在北京相見。但沒想到，我們都還沒有回到北京，再見卻已成了永遠的遺憾。

自從驚聞曾老師去世的消息，至今仍沒有從驚愕和悲傷中緩過來。盡管并沒有很頻繁地與曾老師聯系，但總覺得只要是發生對文化遺產有威脅的事，一定會看到曾老師的文章和身影。我無法想象，今后再也看不到那些犀利詳盡的文章，那個背著相機雷厲風行的身影，也再聽不到那充滿對遺產的熱愛和對弱勢群體的關心的聲音。我們的遺產失去了一位最無私正直，又滿懷熱情的守護者。

但我也知道，曾老師激勵了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很多年輕人。我相信，雖然她離開了，但會有更多人為了同樣的目標繼續前行。

她讓凝固的音符留在年輕人的心里-——憶曾一智老師

諸葛雪瑾／文

二月十九日凌晨驚聞曾一智老師于北京時間中午十二時五十三分去世的消息，身在加國的我，呆坐到凌晨四時。心里一直好似有塊東西壓得無法喘息，嗓子也漸漸發不出聲音，真想就此倒下，然后大哭一場，可又哭不出。

回想著過往的種種，一幕幕如電影片段般閃回著。

亦師亦友的我們

初識曾老師，是波士頓事件的時候，（大概是2011年底到2012年年初）。那時是曾老師主動聯系我，教我如何面對媒體的詢問，告訴我怎么用法律的手段與違法者博弈。我也沒有任何保留，把所知信息都告訴了她。那場戰役的結果，想必大家都記憶猶新。此后，我和曾老師成為了忘年交。時不時會如朋友般私信互相問候著。當然聊天的內容大部分還是與文保有關。

2012年春節前梁思成故居被維修性拆除事件。曾老師聯系我，說剛有人舉報北總布胡同24號院（梁林故居）被拆了，因她在哈爾濱，無法去現場，且聯系不到別人，問我能否去看看。我當時聽到消息，愣了一下，不敢相信這事。隨即告訴曾老師，讓她別著急，我立即過去看。便蹬車去了現場。到了那里，到處已然一片瓦礫。于是電話聯系了曾老師，告訴她現場的情況。同時傳了照片給她，曾老師看到照片后，甚為震驚，隨即在微博與博客上陸續發文質疑拆除行為。后開發商給出“維修性拆除”之匪夷所思的解釋，曾老師便怒向開發商，以確鑿證據及相關法律依據質疑開發商行徑。此事最終以開發商罰款重建告終。

同年12月，曾老師告訴我鐘樓灣又要啟動拆遷。經多方證明，此項目名為“為推進鐘鼓樓文化保護、環境整治項目”，實為拆遷商業地產項目。且拆遷范圍從66個院落擴大到126個院落。曾老師發給我她拍到的拆遷范圍的平面圖，我拿著打印出來的平面，一個房子一個院子去走，確定了拆遷范圍。12月底，因機緣巧合，遇到了王鵬，宋壯壯，譚鐳，梁莉還有劉超群，組成了一個小小的保護團隊，也就是后來微博上的鐘鼓樓片區關注隊。

由于團隊中都是設計與規劃相關專業人員，因此，當把團隊成員的分工及我們前期所做的調研工作告訴曾老師時，曾老師非常興奮，不僅因團隊中有她熟識的好友——宋壯壯和譚鐳，更因樂見于我們這些做著與設計與規劃等與保護相關專業的孩子們，與她一起保護鐘樓灣。就此，我們團隊便與曾老師一起合作，在鐘鼓樓拆遷區域做建筑調研，拆遷家庭的口述史搶救性記錄，現場的產權保護的普法工作，鐘鼓樓周邊的歷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在網上介紹各種歷史保護知識和文物保護法的工作。

因拆遷地段往往是社群關系及一些家庭秩序處于崩潰邊緣的地方，利益相關方的心理都處于非常敏感時期。由于我們關注隊的成員都年輕，且平時做設計或田野調查，也不會有太多與居民交談的機會，更不會在這樣的時期與居民交談。所以當被居民誤解，且這些誤解開始給我們的工作造成一定障礙時，大家總很傷心與不知所措。這時，曾老師跟我們說：“要理解他們，他們的權益在被剝奪，這時候需要咱們的幫助。” 此后，曾老師給我們講了她過往的保護經歷，我們如孩子般在一旁漸漸學會了怎樣與居民溝通，怎樣不去觸碰他們心里最敏感的地方。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我們基本完成了所有調研工作，并記錄著每周拆遷的動向，發到網上，且與曾老師一起發文質疑項目的合法性。最終，政府將原先的商業項目改成了公共服務項目，希望留下的居民可以繼續留下，拆遷范圍縮小到66個院子的部分建筑。

此后，我因學習深造要去加拿大。臨走之前，曾老師還特地請我在后海的烤肉季吃飯，為我送行。

最后的時光

曾老師是愛喝咖啡的。記得與曾老師第一次見面便是在鐘樓灣的逸滋咖啡，而最后一次見到曾老師是在她家樓下的心理學與咖啡。

我去加拿大之后，便疏于與曾老師聯系。后來看到微博，得知曾老師被診斷為肺癌晚期，并做了大手術。身在加國的我，很是心疼，但又不知如何去安慰她。于是也只是私信簡簡單單的問候了一下，不敢多說。2017年年初，曾老師病情加重。于是計劃趁著休假回國，飛到哈爾濱去看曾老師。回國之前，曾老師還跟我說讓我夏天來哈爾濱，這樣她可以帶我一起走哈爾濱的歷史街區，給我講哈爾濱的故事，說她最近有好轉，一時半會兒沒事。我只怪自己假期有限，同時看曾老師的病情描述，覺得曾老師的情況不是很好，下回回國是否可見已成為未知。于是便在回國之后，買了機票，飛到哈爾濱看曾老師。

2017年1月14日， 哈爾濱的早上有霧，天很冷。我們約在了曾老師家樓下的心理學與咖啡館里見面（后來才知道，這是曾老師最后一次下樓）。見到曾老師，她的身體比我想象的要虛弱很多。我隨即想著，盡量不提文保的事情，多說些開心的事，怕她生氣傷心。可不知不覺還是聊到文保上來。后來，她女兒跟我說：“聊吧！聊這些她開心。我媽見到你真的是開心，她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聊這么多了。”

我們從霽虹橋聊到哈爾濱老猶太人住的建筑的保護，再到那些猶太人的生活，以及哈爾濱的歷史建筑；又從北京的大吉片兒聊到她與崔金澤做北京的文物鑒定的事情。曾老師對哈爾濱的這些歷史建筑如數家珍，甚至哪棟建筑什么角落有什么紋飾，從哪個角度可以看到，都說的清清楚楚。很快三個小時過去了，看到曾老師累了，雖不想作別，但必須結束談話，因看到曾老師已有些吃不消了。道別時，曾老師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讓我保重。我跟曾老師說：您一定要保重身體！一定要好好的！她跟我說夏天還想去北京看看！我看著曾老師，點了下頭。但誰知這一眼之后，即是永別？！

2月16日中午，曾老師的女兒發信息給我，說曾老師已經昏迷。剛清醒時，說感謝我去哈爾濱看她。我心里頓覺不妙。心知曾老師可能要闖不過這關了，但心里一直念著：她跟我說夏天要去北京的，她有欲望要活著，她說她會好好的。

2月19日，曾老師離開了。離開得那么匆忙，那么讓我不知所措。我和朋友們一樣，翻看著以前的照片，微博，回憶著與曾老師過往。她一直如彩虹，如陽光般溫暖著周邊的朋友。她的純粹感染著與她有過接觸的人們。她對歷史保護如同信仰般的執念，讓周邊的人自嘆不如。

曾老師曾跟很多人說過：希望更多人來復制我的行為！ 這幾日看到朋友們在悼念曾老師，因失去曾老師這樣一位歷史保護的斗士而心傷。我想她更希望看到，更多地，如她一般把歷史保護當成信仰的年輕人，為他們自己的城，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后輩們留下那些美好！為我們的歷史留下那些凝固的音符，留下那最美的樂章！

曾一智老師，一路走好！愿遠去天堂的路沒有苦痛！愿天堂是您曾經惦念的故鄉的模樣！

心戀：與曾一智老師有關的回憶

梁莉／文

2013年，我和曾老師在鐘鼓樓片區關注小組相遇。我在從社會學的視角做舊城拆遷居民的心態史研究，有很多次田野調查是與曾老師、諸葛一起。

我訪談的居民分成兩類，一類是居民主動聯系上曾老師的，她就會叫上我，她普法，我搜集我感興趣的田野資料；另一類是我自己慢慢在社區里認識的。跟著曾老師做訪談，意外的收獲是我自己在做的案頭研究的效率大大提高。曾老師是北京舊城歷史的專家，更是相關法律法規的專家，每次田野回來，除了居民的訪談資料，我都要圍繞曾老師今天說的各種歷史知識、法律法規做大量的案頭。因此，最初曾老師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是我見過的最專業的“志愿者”了。

回想起來，雖然和曾老師真正合作的時間不長，但卻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瞬間。那時候是北京一年中最冷的時候，我們在鐘鼓樓片區，逛得久了，經常凍得臉紅跺腳。曾老師總是穿著暗色的厚實棉服，一邊肩膀斜挎著裝滿了各種普法知識資料的包，一邊肩膀斜挎著一臺相機，在她身上形成了一個交叉的“X”型。

做完訪談后，有時我們會在社區里找個小店一起吃飯，曾老師就像一個故事匣子，關于1949年以來的城市歷史，和她自己以及同齡人的人生境遇，一頓飯下來，我們的腦袋里裝滿了故事。那時我們讀王小波，看一些電影電視劇，渴望理解我們身處的文明的細節與過去，但總覺得離那些歷史很遠。曾老師的語言能力強，描述生動，我邊吃飯邊聽得入神，仿佛自己走進了那些時光。

時值拆遷，居民們普遍對外來人有很強的不信任感，我自己做訪談敲門，就常常吃閉門羹，也很苦惱研究中的倫理問題——作為研究者，除了完成我的研究，我到底能帶給社區和居民什么？但有的居民在網上接觸到了曾老師，了解曾老師的背景與專業性，往往會愿意約時間，打開家門和我們聊聊。

曾老師和諸葛給他們普法，甚至幫他們專門找歷史資料，研究他們家的房子與家族歷史。實際情況中，片區大部分居民對歷史與法律都是一片模糊，全靠曾老師他們普及，幾乎是從零說起。這與我上一個在廣州舊城的研究大為不同，那里的居民，往往自己特別主動地去了解歷史與法律乃至國外的慣例，形成組織，與拆遷機構、規劃部門協商。但北京的居民，卻如一盤散沙。

記得自己最感慨的是，曾老師為居民所普及的這些法律、行政和歷史知識，居然在這偌大的世界里隱形了。除了曾老師，網絡上、現實生活里，要了解這些信息，沒有相關的渠道，沒有系統的入口。為了應對這些，居民需要準備復雜的文件、繁瑣的手續與流程，相關的法律知識。

居民如同散沙的情況，我們也親身經歷。有的居民一開始與我們很熱絡，很愿意聽曾老師普法，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但后來就不愿再接曾老師的電話。我覺得很詫異，不明白發生了什么，甚至有點替曾老師傷心。曾老師卻很平靜，說這種情況她常常遇到，居民是把她當作了解自己可能利益的一個途徑，很可能是居民和拆遷辦有了另外的協議，權衡之下有了選擇，不愿再面對曾老師的那些建議。

后來我才慢慢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信念與意志力，去反抗一種習慣的做法，去爭取雖然正確卻仿佛遙不可及的權益。生活艱難繁瑣，順從大局是最簡單舒適，耗費成本最低的選擇。在他們人生的歷史際遇與心智結構中，私人財產神圣性的觀念并沒有被確立起來。我想，這或許是曾老師這么多年志愿普法工作，遇到的真正結構性的歷史障礙。

當時鐘鼓樓的宏文觀里，有雜家Lab，一個很有趣的跨界實驗空間，總有各種獨立電影和先鋒舞蹈、音樂的演出。老板阿榮說自己一邊工作一邊養著這個空間，特別驕傲。但拆遷讓雜家不得不停業搬出，大家都為這樣被粗暴斬斷的街區自主更新痛心。阿榮一直在拍一個關于鐘鼓樓的紀錄片，于是在氛圍最緊張的時候，雜家舉辦了一次派對，把鐘鼓樓的紀錄片投映在宏文觀上。

那是一次熱鬧的派對，電音跳躍，年輕漂亮的人們喝酒歡笑。在一片嘈雜中，我們和阿榮大聲聊天。曾老師幾乎是現場年紀最大的參與者，依舊穿著她厚厚的棉服，背著背包與相機，卻隨著音樂開心地律動，滿臉笑容。

我期待著阿榮與曾老師的交談甚至碰撞，因為他們都在關注這座城市的歷史與街區，但卻又那么不同，一位是年輕先鋒的藝術家，一位是頭發花白樸素的文保記者。阿榮帶著微微嘲諷（并無惡意）的語氣對我們說，“你們啊，太追求意義了！其實沒有那么多意義。” 我有點擔心曾老師無法理解阿榮，但沒想到曾老師完全享受與阿榮的談話。她非常理解阿榮對于這個街區的價值，而且令我吃驚的是，我感受到她完全能同理阿榮的邏輯與想法。對于年輕一代，她總是開放包容、滿懷感情，是一個真正優秀的長輩。

那天我們特別開心，從雜家看完紀錄片后，又一起溜達到鐘鼓樓，那時候小廣場還沒有被圍禁，居民們在廣場上跳交誼舞。我記得廣播里放的是徐小鳳的《心戀》，輕緩又歡快的曲調飄揚在空中，和不遠處雜家年輕現代的電音遠遠呼應，竟然毫不矛盾。我們沒有喝酒，卻開心得有些微醺。感受著，這自發生長的街區，自然孕育出的美好，多樣多元卻莫名和諧...即便我們沒有忘記這里還是拆遷工程的現場，但這一瞬間，這個夜晚，我們還是幸運地，感受到了這個街區珍貴的活力。

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古建保護相關的講座，講座開始后，曾老師也來了，坐在最后面。到了提問環節，大家討論到了一個歷史建筑的具體情況，出現了分歧，主講人也有些猶豫，似乎是一時忘了。這時坐在最后的曾老師特別清晰又堅定地把這個歷史建筑的完整歷史與拆遷細節介紹了一遍，全場都齊齊轉頭看著曾老師。這是我熟悉，卻又再一次為之驚嘆的。曾老師真的是一本北京和哈爾濱當代城市的活字典，她和大家分享的細節與關聯知識，遠遠不是搜索引擎能夠給予的。現在，她走了，這些關于城市的活生生的知識，有多少被繼承了下來，又有多少難以計量的遺失？

鐘鼓樓的研究結束后，我繼續回到自己的生活，難以限制的好奇心讓我又把熱情投射到了很多其他事情上。只是從微博上看到曾老師還在一如既往地為文保事業呼喊奔走。倏然聽到曾老師離去的消息，我有些難以置信，后悔自己沒有早些給予老師問候，而當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們共同經歷的這些點滴記錄下來。如此微薄，是以為敬。

與曾一智老師

劉超群／文

第一次見到曾一智老師是在2012年冬天的鐘樓灣兒，在一個拆了一半剩下一半的院子里，她在跟還沒搬走的人普法，告訴居民他們的權益。

我當時并不知道曾老師。我那時還未曾在北京生活過，只是選了它做我博士論文的案例地。當時正回國調研，因為一起參與過廣州舊城保育的梁莉的介紹，我認識了關注鐘鼓樓片區拆遷改造的諸葛、壯壯他們，又因此認識了始終奮戰在文保第一線的曾老師。我不用微博，不知曾老師大名鼎鼎，也是后來才陸續從別人口中了解到她那些廣為人知的事跡與故事。然而毫無疑問，曾老師是令人驚訝且過目不忘的。

她是那樣風塵仆仆。灰黑色系的衣服，手里端著相機，身上掛滿了大包小包，像極了裝備齊全的攝影記者；又是十分漂亮的，微曲隨意的短發，黑白夾雜，很有氣質，臉上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恬靜與關切的神情；講起話來清晰有力、篤定，卻又充滿理解和共情。我對曾老師身上散發出來的生命力尤其印象深刻，她那種勃勃然的生機似乎是屬于比我更年輕的人的，或是從一個更健壯完整的世界里泄漏到我們這里來的。

但她身上的包實在是太多了。左右各斜背一個，背后還有個書包，帶子交錯簡直把她整個人給捆住了，并且每個包都滿滿當當很重的樣子。她似乎不覺得怎樣，我卻忍不住擔心，這么多負重會把肩膀壓出病來。于是第一次見她時，就問了她兩遍，包里的東西都是必需的嗎，不能減掉一些嗎。她說她早都習慣了，包里也都是她要用的東西：一個是相機包，里面是她記錄非法破壞文保建筑的武器；一個是資料包，里面打印了許多材料、法律法規、政策文本什么的，如果有需要可以隨時提供給居民；書包里則是水杯、雨傘之類的生活用品。她說這些是她的常備裝備，可以拿著隨時出門的。我后來才知道，她永遠都是這樣時刻準備著，哪里發生破壞，她就直接奔赴現場。

我甚至也是之后再見她時，才知道她長居的城市是哈爾濱，而不是北京。畢竟她實在太頻繁出現在北京老城區了，光是小組的壯壯同學就與她有過大吉片和鐘鼓樓兩個交集，諸葛同她應該更多吧。而且，曾老師對北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不知道一個人怎么能夠對一個城市如此了解（即便是一個北京人，或是研究北京的學者），她該是有多么關心這個城市啊。

那段時間，她每次路過北京都過來鐘鼓樓這邊，可能呆一陣子又立馬要去趕火車。有次她興奮地說，見到“大媽”的兒子了，又失落地說，可惜找到的太晚了，要是再早一些就能見到“大媽”了。她說你應該不知道北京人叫“大媽”叫的是什么吧，大媽是她小時候家里的保姆，和他們家關系極好，但是她隨爸爸下放到黑龍江后，就再也沒有見到大媽一家。我這才知道，對北京如此摯愛和了解的她，其實后來再也沒有真正回到北京生活過。那也是我第一次從她那里聽到，她個人和家庭所經歷過的那些動蕩，也更體會到，在這一切動蕩之后，仍保持她那樣樸素誠懇的真心有多么難得。

我和“鐘鼓樓片兒區關注隊”里的老北京成員并不一樣。我很羨慕他們對北京那份更自然醇厚的情感。我和梁莉也常常感嘆廣州和北京的不同。在廣州，市民力量強大得多，老城居民理直氣壯維護自身利益，不僅能熟練運用各種政策法規和公民權利的話語，還扎扎實實行動。這在北京是難以想象的。在我們頻繁踏訪的那個冬天，鐘鼓樓一帶的居民常常冒著嚴寒在廣場上聊天，謹慎打探著別家的消息，但卻也絕不泄露自家的情況。廣州的媒體大大支持了市民社會。而在北京則不同。這使得對老城區的保護力量更加薄弱。也因此，才需要和產生了曾一智老師這樣的斗士。

我贈送我們制作的恩寧路街區明信片給曾老師，她邊看邊說，這些老房子真是漂亮，接著又問，它們都還在嗎？我逃離開她追問的眼睛，說，其實許多都沒有了。這一棟，是法定歷史建筑，民國的，規劃里也是要保留的，但是被“誤拆”了。這一棟呢？她指著另一個問。我其實后來也沒有再回去過廣州，便回答她，我也不清楚。我說，雖然政府因為民眾反對，修改了四次規劃，并且在新方案中更支持建筑和居民留下，但實際上拆遷沒有停止過，許多方案里要保護的建筑已經不存在了。好可惜啊，她看著那些美麗的老房子的照片，眼睛黯淡下去。她有次給我們看她剛拍的一座廢棄的爬滿蔓藤的老房子的照片，眼神明亮地說，你看它多美啊。曾老師對美好事物的熱愛是多么純真自然啊。

我也是在更熟悉北京老城區之后，才更能理解這里的文保人士的“保守”，那種強烈的想要保護的愿望。在廣州，我們做“恩寧路學術關注組”時，大家對保護的程度意見不一，但共識底線是，拆遷和改造至少要合法，即至少不能在沒有征求過公眾意見、沒有通過保護性規劃、沒有足夠比例居民贊同的情況下，進行改造拆遷。這是“程序正義”導向的，同時也多少意味著，如果經過合法合理的程序，我們能接受某種結局的遺憾，比如，大家最終選擇以我們并不贊同的方式改變老城街區。北京的老城改造，當然也面臨各種不合程序的問題，這也是大家強烈質疑的地方。

但在多次走過那些成片的胡同、許多已經變成大雜院的四合院之后，我竟也萌生了強烈的“保護”的沖動。啊！這里仍有著一座活著的古城啊！在廣州，在荔灣老城區，民國的房子已經令我們足夠興奮了，清末的建筑更是珍寶。可是北京，即便已經破壞了那么多，明清建筑群還在，紫禁城還在，鐘樓鼓樓還在，那些“海”、那些園林還在，城門的名稱城墻的片段還在，古城的格局仍可在今天想象，即便是那些其貌不揚的胡同，有些機理可是自元大都保存至今的啊！并且今天仍容納著許許多多人的生活，這有多不容易！無比珍貴的北京城，怎會不令曾經長久地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為保存它奮不顧身呢？！

然而現實是，對它的保護阻力重重。對北京老城區的保護，很多時候幾乎就是依賴于像曾一智老師這樣文保人士的呼吁。而老城區產權狀況復雜，絕不只是一些老房子，還有背后復雜的產權糾紛和許多家庭真實的生活與經濟利益。曾老師也從未忽略這些。她真誠無私地提供居民所有她能夠給予的幫助，各種政策法規自不用說，她甚至還指導居民可以從哪里以什么樣的方式獲得有關自家房屋歷史產權的信息。她并不跟居民講保護或老房子的好，只是“普法”，告訴他們自己具有的合法權利，讓他們在更了解的情況下更有選擇。

我不知道曾老師的話在那些與她有過交流和來往的居民那里起到些什么作用。但在我這里，她向居民講解各種法律法規時候的細致耐心，以及那一身浩然正氣，令我震動和敬佩不已。而當她提到“自然享有”觀念的時候，我甚至感覺到，她的信念有著同洛克、盧梭一樣的樸素又強大的令人信服的力量。

只是，老城區的居民是敏感多疑的，對曾老師和我們都始終警惕。這一方面是由于居民自身相對的經濟與文化弱勢。加之后來鐘鼓樓的廣場兩邊安裝了12個攝像頭，居民變得更加小心翼翼起來，有時跟我們講著講著話，突然就停住再也不說了。也有原本對曾老師的幫助表現出熱情的人，在他們能以自己覺得更可靠的“潛規則”獲取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對曾老師的態度就忽然轉向冷漠甚至敵意了。曾老師對此始終理解和尊重，也從未因此在面對下一個需要她幫助的居民時便少一絲一毫的坦誠。

但這不是我想看到的。我甚至在寒冷的北京開始想念廣州，那些在老城區的大榕樹下、在路邊、在攝像鏡頭里、在政府或大學的會議室里、在打邊爐或吃早茶時大聲爭論切己公共事務的普通居民。那才是我想看見的希望。我甚至后來在接觸鐘鼓樓的居民時有些心理障礙。我害怕看到太多人的無奈與孱弱。但我似乎也無法坦然面對曾老師的堅定與強大。她的堅強讓人心疼。那是與無數不公與傷害作戰過的人才會長出的盔甲。后來每當有人講起她受過的威脅，我都想要閉上耳朵。她的遭遇和磊落讓我為這個世界和自己感到慚愧。尤其是自己并沒有與她相匹的那種勇敢和擔當。曾老師辛勞地奔波著，毫不計較地，試圖以一己之力搶救下每一棟正在遭受不公或毀滅的老房子、舊廠房和鐵路橋。這令我羞愧地感到，正是像我這樣的冷眼旁觀，才令她陷入了如此孤軍奮戰的境地。

甚至這樣的羞愧也未能持續多久。我在幾個月后離開了北京，回英國繼續完成學業。臨走前一天晚上，在鐘樓對面的宏文觀雜家那里，有有關紀念鐘鼓樓的party。我因為忙于收拾行李，未能如約參加，便打電話向曾老師辭別。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曾老師接觸。而有關她的直觀記憶，就止步于先前見到她的寥寥數次了。

后來，我們在曾老師的建議下，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了一份報告，試圖以鐘鼓樓街區在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故宮緩沖區為由，希望能夠有國際力量阻止對它的破壞（之前國家文物局的叫停顯然并不管用）。然而，那里的拆遷還是繼續了，只是規模沒有原先開發商希望的那么大罷了。之后很快便完成了“恢復”乾隆年間廣場的工程。后來我回國，再次來到北京，又同梁莉一起去了鐘鼓樓。原來生氣勃勃的與廣場互透的街區如今被兩道圍墻生硬地隔離起來。對面曾經服務居民的熱鬧的菜市場則變成了花花綠綠的手機店門面。

而我，在聽到曾老師去世的消息之前，似乎已很久在忙于自己的瑣事，沒再參與任何老城區的事，也沒特別想起曾老師了。我甚至不知她生命最后所遭遇的病痛。在寫下這些的時候，眼淚止不住地奔涌出來，但更多并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同過去每一次見到曾老師時一樣，再一次在回憶中被她的高貴、真摯和勇氣感染，那是美好的人性力量，永遠都能深深打動我。

曾老師出殯這天，她的故鄉北京出奇地下了一場大雪，將一切丑惡和不堪都遮蓋起來。感謝這樣的巧合。她一生摯愛、也無數次被其所傷的城市，終于在她走的這天換回成干干凈凈、清清白白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