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第一任駐華宗座代表

在中梵關系史上，梵蒂岡第一任駐華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剛恒毅（Celso Constantini, 1876—1958）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其1922至1933年駐華任內，這位主張天主教本地化策略的意大利籍高級教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促進天主教的中國化。這些措施包括天主教藝術的中國化、文化與學術傳教的系統提倡，如輔仁大學的建立，以及中國神職和平信徒在教會體制內所占比重和影響力的提升等等。他的這些積極貢獻，對天主教中國化的意義深遠。

在梵蒂岡的外交系統中，剛恒毅宗座代表的身份，帶有雙重性。宗教代表是由梵蒂岡羅馬教廷派出，代表教宗處理派往國教會事務的教務使節。但因梵蒂岡外交的特殊性，宗座代表一般也具有外交使節的地位。教廷在與派往國政府有所交往時，宗座代表即為二者之傳達人。而剛恒毅在中國的任務之一，即包括繞過法國保教權（法國的“保教權”源于它自16世紀起與土耳其簽訂的有關天主教的條約，即天主教與土耳其政府和社會的爭端由法國負責交涉，宗教事務則由宗座代表負責處理。法國期望將此種權力擴展至遠東地區，后依靠在第二次鴉片中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及相關傳教條款，確立它了對天主教在近代中國社會活動的保護權，這也是晚清“教案”多發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與土耳其情況不同的是，法國一直阻撓羅馬向中國派出宗座代表，這也就給近代中梵外交關系造成阻礙。1885至1886年清廷曾嘗試主動與教廷通使，最終在法國“保教權”的影響下未能實現）的影響，嘗試與當時的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任務的艱巨性可見一斑（參見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系史略》）。

1933年2月，剛恒毅離開中國，回到意大利療養身體。剛恒毅在華十余年的歷程，學術界多有探討。1935年12月，剛氏出任羅馬教廷傳信部秘書長（secretary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這一職務專門處理全球各地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教務問題的協商和傳達。在其任內，剛恒毅又見證了“中國禮儀之爭（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問題的解決，也即有關中國信徒祀孔祭祖行為和“天”與“上帝”譯名的爭議；1939年羅馬傳信部發布了一份教宗庇護十二（Pius XII）解決“中國禮儀之爭”的教諭，允許天主教徒參加中國禮儀，但事先應問明教會態度。（參見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1953年1月12日，教宗庇護十二（Pius XII）按立其為樞機主教。1958年10月17日，在將會選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的樞機主教團教宗選舉會議（Conclave）前夕，剛恒毅去世于羅馬。

剛恒毅的戰時日記（1938-1947）

在剛恒毅離世后，留下一部未曾出版的秘密日記，記錄了他在1938年至1947年間的思考。后在羅馬傳信部授權許可的情況下，這部日記于2010年經意大利學者Bruno Fabio Pighin編輯出版。其英譯本由加拿大學者Laurence B. Mussio 翻譯，以The Secrets of a Vatican 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s Wartime Diaries, 1938-1947為名出版（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14）。

剛恒毅的這部日記，因作者在梵蒂岡的特殊地位，以及他與庇護十二世的密切關系等因素，對于重新認識二戰時期的羅馬教廷對外關系，法西斯集權統治對意大利政治的影響等重要議題，都提供了新鮮且獨特的史料和視角。此外，剛恒毅在彼時持續對于中國事務予以關注，在他的日記中，對抗戰時期的中國及其走向，也有所議論。本文即著重摘譯日記中與抗日戰爭有關的部分，以了解剛恒毅個人對這段歷史的觀察。

“攻擊中國，既是犯罪，也是錯誤”

二戰中，梵蒂岡作為中立國，交戰雙方各國使節都在爭取梵蒂岡的外交支持。雖然此時剛恒毅并不負責梵蒂岡的外交工作，中國駐歐外交官卻也積極與他互動。據剛恒毅記錄，1939年10月2日中國駐意大利臨時代辦（chargé d’affaires）徐道鄰（Hsu Dau-Cin）前來拜會他。徐氏問他：“教宗是否可以推動中日之間的和平？”剛恒毅的回復與梵蒂岡彼時的中立政策比較吻合，認為美國的調停十分重要。對于中日之間的矛盾，他認為關乎“臉面”，“也就是，維護雙方的尊嚴，這樣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因為目前“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能成功地將日本驅趕回去”。當月29、30日，徐道鄰又來拜會剛恒毅，感謝教宗在國際和平問題上的關注，似是回應庇護十二世10月20日發出的關于世界和平的第一封通諭。剛恒毅則在日記中記道：在美國人看來，日本人彼時并沒有接受調停的傾向。（Diaries, pp.20-21）雖然剛恒毅也持和平主義的中立原則，但他已經根據國際局勢，預感到日本并不打算在侵略中國的意圖上妥協。

實際上，從個人立場而言，剛恒毅對日本侵略中國明確持否定和批評的立場。特別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與同盟國之間的敵意公開化，重慶國民政府也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向日本宣戰，中日之間的矛盾已經被國際社會承認為是正義與非正義之間的斗爭。剛恒毅1941年12月26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他對于國際局勢和中日戰爭未來走向的思考，“但是戰爭還沒有結束。結局將如何？無論結果如何，意大利和德國將仍會在日光下占有一席之地。否則既沒有正義也沒有和平”。而對于日本在中國的命運，他評價說：“日本應承擔罪行，以及針對中國的錯誤進攻。中國擁有令人敬畏的反抗能力。通過退向后方，她可以削弱任何入侵力量。拿破侖軍隊在俄國的命運或會重演。此外，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我們且等著看結果如何呈現……”（Diaries, p.116）剛恒毅憑借其深刻的觀察力，預言了日本對華侵略的失敗結局。

他又于1942年2月16日復述了對日本在中國失敗命運的預言：“報紙說，昨天新加坡被日本占領了。……日本在中國就像一頭牛掉進了深而廣闊的沼澤地，它不知道如何從中逃脫。攻擊中國，人口如此稠密的國家，既是犯罪也是錯誤。”（Diaries, p.128）

不過應該注意到的是，剛恒毅在日記中的觀察僅代表其個人立場，與梵蒂岡的外交策略并不一致。梵蒂岡1942年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系。在日本扶植下的汪精衛偽政權，也在打同樣的算盤。剛恒毅1943年1月28日記載，意大利駐教廷大使Raffaele Guariglia來問他，是否教廷可以用某種方式來認可由日本創立的南京政府。這或許可以給日本合法性上的滿足。剛恒毅回答說：“這個問題不在我的能力范圍以內，但是我可以私下里告知他關于教宗在相似情境中的立場。教廷一般不對在戰爭中建立的政府予以正式認可。有時與這些政府打交道，也基于有迫切必要性的事實。但是法理上的認可一般要留到和平之后?！币獯罄笫拐f：“但是你不認為，教宗會為了傳教機會的利益，而采取一種更調和的立場嗎？”剛恒毅回答說：“不……教廷經驗豐富，一般不會為了取悅一方或另一方，來妥協它完全的不偏不倚。”（Diaries, p.155）二戰時，梵蒂岡的外交一般有兩個目的，一是呼吁世界和平，一是維護教會利益。剛恒毅認為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下，梵蒂岡不會為了教會利益承認偽政權。

可以想見，剛恒毅也極樂意看到中國與梵蒂岡外交關系的建立，畢竟這也是他任駐華宗座代表時的任務之一。但當時受法國“保教權”的影響和干擾，未能成功。在他于1933年因病回歐洲之前，仍然在外交部長羅文干的陪同下，與彼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會面，做著培育外交關系的努力。（“剛總主教覲見林主席”，《安慶教務月刊》1933年第3期，第31頁。）

而剛恒毅之前在中梵外交關系上的努力，也在抗日戰爭期間結出果實。1942年6月9月，蔣廷黻宣布中國駐瑞士代辦謝壽康為駐教廷首任公使。（參見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系史略》，頁171）剛恒毅在1943年2月25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他對謝壽康向教宗遞呈國書的愉悅心情，“值得注意的是，教廷與中國之間的關系曾受到極大的抵制”，“今天，中國駐教廷公使謝壽康博士（Minister Dr. Cheon Kan Sié）向教宗遞呈國書，以表達感謝及恭敬之情。這件事自然愉悅我心，因它多少與我1922年至1933年在中國作為宗座代表的工作有關”。（Diaries, pp.158-159）剛恒毅對此感到極為欣喜。

1944年6月的羅馬已駐滿盟軍士兵，中國的抗日戰爭也離勝利不遠。6月8日，謝壽康與剛恒毅會面時，提及教會的力量和道德之偉大，剛恒毅則認為，“思想的力量”影響深遠,孔子的思想和天主教教義一樣，有著永恒的價值。（Diaries, p.327）二人似乎討論了有關戰爭的話題，謝壽康提到了墨翟（Mei-ti）。剛恒毅則佩服墨子關于戰爭的論述，并在日記中抄錄了“兼愛”“非攻”（Kien-nai-fei-koung）的段落。剛恒毅認為墨子的思想“契合時局，也包含驚人的真理”。（Diaries, pp.327-328）

剛恒毅在墨子“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的警句中，找到了他所信仰的天主教價值觀與中國文化的相契合之處?；蛟S這也是他預言日本侵略在中國必然失敗的思想根源。目前學界對剛恒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對天主教會在中國發展的影響，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溝通作用。隨著其秘密戰時日記的面世，人們將更深入地理解他個人，乃至天主教會對世界大戰的思考。他對抗日戰爭的觀察，雖僅是他個人的所思所想，但也反映了這位與中國關系深厚的梵蒂岡樞機主教對中國抗戰必然勝利的期待，以及彼時中梵外交的某些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