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先生是當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他早年在上海圖書館師從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前輩，治版本流略之學，后擔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先后任職于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從事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先后出版《書城挹翠錄》《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翁方綱年譜》《顧廷龍年譜》《顧廷龍書題留影》《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老蠹魚讀書隨筆》《書叢老蠹魚》《書林物語》等，又編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日本漢籍圖錄》等，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2015年8月，在美休假的沈津先生接受了山東大學何朝暉教授的采訪，談到他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以及師事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先生的經歷，從中可以一窺上世紀中葉上海圖書館的一段歷史，了解前輩大師的生平往事。全文較長，此為訪談上半部分。

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

澎湃新聞：您的事業是從上海圖書館起步的，能不能請您詳細談談怎么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的？

沈津：我是安徽合肥人。沈家在安徽合肥是一個大族，我們家的《沈氏家傳》是陳寅恪先生的父親陳三立先生所撰。我的祖父叫沈曾邁，喜歡文史，學問非常好，擅書法，曾是書畫家吳昌碩的學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辦過書法展，有很多人去捧場，作品也全部售罄。他寫的石鼓文等都曾下過很大工夫，也有人把他寫的篆字當作吳昌碩的拿到市面上賣，因為可以亂真。他在天津靠教書謀生，辦私塾。很多名門的子弟都曾跟我祖父學習，比如李鴻章之子李經邁就請我祖父到家里作家庭教師。著名書畫家、上海市政協委員戚叔玉先生，曾告訴我他當年和我祖父交往的情況。我祖父后來到南京江南水泥廠做廠長秘書，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很少寫字了。我的父母親都是職員，完全靠工資生活。我初中畢業以后，家里當時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我們家有六個孩子，作為老大，我想替父母親分擔一些生活壓力，想早點參加工作。我母親在上海圖書館工作，那個時候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也就是過去的合眾圖書館，還有報刊圖書館、科學技術圖書館、上海人民圖書館，都合并到了上海圖書館，很多書集中在一起，需要找臨時工幫忙整理，于是1959年，我就進入了上海圖書館。

澎湃新聞：您成為顧老的學生是在哪一年？當時具體的過程，還有顧老收徒的標準，您能介紹一下嗎？

沈津：是在1960年的冬天。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制訂了一個計劃，讓文化系統的老藝人、老專家收徒學藝，把他們的技藝、學問傳承下去，而我也就有幸被挑選，跟著上海圖書館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先生學習古籍版本。三位當中顧老的年齡最大，我記得他當時是五十七歲，潘景鄭先生比他小一歲，瞿鳳起先生又比潘先生小一歲，從年齡上來說正好是他們在事業顛峰的時候。

顧廷龍先生是上海圖書館館長、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文獻學家。潘景鄭先生的家世比較顯赫，家里產業很多，開有醬園、銀行，到他這一代家里有些敗落了。潘先生有了多余的錢就去買書，他就是喜歡書。他的哥哥叫潘博山，是收藏界中收藏明清尺牘里最有名的一個。他們的收藏眼光獨到，注重蘇州的地方文獻和一般文人學者的稿本和抄本，主要是明刻本、清刻本，也有少量宋刻本。瞿鳳起先生是鐵琴銅劍樓的傳人，他對宋元善本很熟悉，他家的收藏就很了不得。

領導上希望他們三人，尤其是顧老，能夠帶學生。我當時只是上海圖書館的一個學員，工資非常低，只有三十六塊錢人民幣。我小時候祖父教過我臨帖、描紅。領導上考慮到這個小青年很求上進，又比較刻苦努力，字也寫得還可以，于是就把我送到了上海圖書館典藏部特藏組，拜顧老為師。我感到非常的幸運，也是緣分。當時有一個拜師合同，是特藏組組長張儀明擬的，擬好以后讓我用復寫紙復寫了兩份。

合同里邊的具體條款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我跟著顧廷龍先生學習古籍整理、編目、鑒定，大概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后，上海圖書館的領導又覺得，光培養一個沈津不夠，要加強特藏組的力量，就又派了一個叫吳織的女同事，也跟著顧老學習。吳織當時在上海圖書館方法研究部，之前是海軍文工團的。顧老對外公開承認的學生就是我和吳織，此外在上圖再也沒有帶過正式的學生。

澎湃新聞：三位先生和上海圖書館的淵源您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沈津：顧先生和潘先生是郎舅關系，顧先生抗戰時期參與創辦了上海合眾圖書館，后來潘先生也到合眾圖書館工作。1951年顧先生等人把合眾圖書館捐獻出來，成為公立的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1958年又合并到了上海圖書館，顧先生、潘先生自然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了。瞿氏鐵琴銅劍樓的藏書解放后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瞿先生被安排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整理善本古籍，參與了上海圖書館的籌備工作，1952年上海圖書館成立，他就一直在上圖工作，直到退休。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接受三位先生的訓練的呢？

沈津：我在上海圖書館開始的正式訓練，由顧先生指導，潘景鄭先生、瞿鳳起先生從旁輔導。當時為了培養我和吳織，每個星期要集中講一次課，一般講一個半小時，主要是潘先生、瞿先生講。講課的內容不固定，也沒有教學大綱。比如講過《綱鑒易知錄》，主要是講歷史，一點點讀下來，這部書內容比較多，最后沒有念完。講過上海的地方志，還講過《唐詩三百首》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潘先生是章太炎和吳梅的學生，所以他對詞曲非常熟，有時除了講，還要唱。

當時聽課的人除了我和吳織，還有趙嘉福和潘美娣，有時候上海圖書館黨支部副書記、黨團辦公室主任黃眷瀾和典藏部主任趙興茂也會來旁聽。講課一直持續了兩年多。趙嘉福本來在上海民族樂團拉二胡，潘美娣在上海舞蹈學校學民族舞蹈，由于國內在1961年的時候碰到了經濟上的困難，有些原來學習其他技藝的學員就轉到圖書館來了。他們兩個人也都是小年輕，到了上海圖書館就開始分別跟著碑刻名家黃懷覺、古籍修復專家曹有福學習了。黃懷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成名了，技藝高超，得到吳湖帆等著名書畫家的認可。曹有福和北京圖書館的張士達并稱南北修書的“國手”，但南北修書的手法并不一樣。曹有福修書真正做到“整舊如舊”，不少海派藏書家，比如黃裳的書都是經曹有福之手修復的。

澎湃新聞：當時您具體讀了哪些書，能介紹一下嗎？

沈津：顧先生要求我看一些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方面的書，比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葉德輝《書林清話》、錢基博的《版本通義》、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等等。前面的幾種, 初看時有點吃力, 只能是慢慢讀。我家里的那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的四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是顧先生送給我的，記得上面還有一方小圖章，好像是“起潛持贈”。

澎湃新聞：顧老的書法功力極為深厚，他的字很多人都喜歡。當時他指導過您學書嗎？

沈津：顧先生要求我每天用一個小時寫毛筆字，要我自己選字帖練習書法。唐代歐陽詢、褚遂良、宋代黃庭堅、米芾，清代書法家梁巘、顧莼的字，我都臨過。臨得最多的是褚遂良，大概有一年多。顧莼的字是潘景鄭先生從家里拿來的潘家寶山樓影印的珂羅版小本。有時候顧先生就站在旁邊看我臨摹，性起時甚至還親自作示范，我至今留有一兩張顧師改動過的作業。

那時北京文化部門要求上海圖書館呈交一份一級、二級藏品的目錄，其中就有碑帖方面的，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好的碑帖，包括宋拓本、明拓本、舊拓本，我幾乎都看了一遍。我也曾臨過趙孟頫、董其昌的字，顧先生看到后就告訴我不要臨他們的字，因為這兩個人人品不好。

臨帖一共大約三年時間。顧先生要我臨帖、接受書法訓練，實際上是在培養我鑒定古代抄本、校本、稿本，以及題跋、尺牘真偽的能力。真品一氣呵成寫下來，偽品破綻表現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寫了以后就可以去慢慢體會。我在看那些抄本、校本、稿本、題跋的時候，比較用心地去熟悉名家的手跡，有些人的筆跡就在我腦子里印進去了，這些人的字體一看就知道。比如紀昀、王士禎的字，本來就不怎么好，碰到端端正正的，你就要注意了，肯定不對。

系統學習版本目錄學

澎湃新聞：除了接受這幾位先生的訓練，您還上過別的什么相關課程嗎？

沈津：我畢竟只是初中畢業，所以必須在文化上有所進修。上海市文化局有一個“職工業余學校”，夜校性質，一個星期大約二三個晚上有課，請的一些授課老師都很有水平，比如上海京劇院的編劇何慢。我在那里拿到了高中文憑，這是次要的，主要是學到了很多國學和文學藝術方面的知識。

后來我又報考了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函授班，被錄取以后系統地學習了圖書館學、目錄學、分類法、讀者工作、工具書使用等方面的課程。雖是函授，也上課，老師都來自上海圖書館，例如副館長韓靜華、方法研究部主任陳石銘，以及其他部門的主任，如陳柱麟，他是蔣介石的侄女婿。他們在業務上都有一套，講課很有實踐針對性，比空談理論不知道要好多少。所以我常常覺得雖然是函授，但比那些全日制的都要幸運，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學到的都是實踐的知識。老師布置的作業通常也是在晚上完成，工具書使用課上學的知識最能派上用場，那些工具書在善本組的辦公室里全有，比如《中國叢書綜錄》，都是我經常用的，所以我查起來特別快，輕而易舉地就把作業做完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已基本完成學業，只是未拿到畢業文憑。七十年代后期，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派一些學生來上海圖書館實習，請我去講課。講完課后我和武大的老師閑聊，我說我曾是武漢大學圖書館系函授的學生。他說：噢，你也是武大的？我說我書都念完了，也沒有文憑什么的。他說我回去給你查一查，看能不能給你補一個畢業證書。過了幾個月，我真的收到了武漢大學圖書館系頒發的畢業證書，上面有校長劉道玉的簽名和公章。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您雖然上的是武大的函授課，拿的是武大的文憑，但您的課基本上是在上海上的，授課都是上海圖書館的專家。那么，課程是由武大來定的吧。教材是武大定還是授課老師自己選呢？

沈津：教材都是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寄過來的。我在圖書館工作，又有一定的師承，得到了最好的老師指點，而且學到的知識。

澎湃新聞：學習版本鑒定，實踐經驗很重要。在實際工作中，三位老師是如何培養您的專業能力的？

沈津：當時上海圖書館在進行古籍善本書目的編制，這成為善本組最主要的工作。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每天瞿先生交給我一沓卡片，都是按經史子集分類排列的，我就拿著這些卡片推著書車到書庫里去，把這些書一部一部取出來，交給瞿先生，瞿先生和潘先生負責用書核對卡片。每張卡片上面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稽核項，有不對的地方，就在上面用毛筆修改，有時也把卡片上原來沒有的一些著錄，比如鈐印、行款、魚尾、刻工以及其它比較特殊的，如牌記、扉頁上的文字，記在卡片的背面。

因為顧先生是館長，事務繁忙，偶爾會看看卡片，但他要求潘先生、瞿先生對卡片上所作的修改，都要讓我和吳織看一看，讓我們了解修改的原因，著意培養我們。比如卡片上原來寫“明萬歷二十七年刻本”，為什么“二十七年”要刪去呢？因為序雖然是萬歷二十七年作的，但序文里并沒有明確說這部書是在這一年刊刻的，缺乏明確的依據，所以只能表述為“明萬歷刻本”。潘先生、瞿先生有時會加上一些著錄項，為什么要加這些著錄項？它們在書里的哪些地方有反映？碰到這些問題我們都要仔細地到書里去查找。為什么在書里的這個鈐印旁邊打個叉號，標個“偽”字，認為它有問題？為什么說它的印色不對？我和吳織仔細揣摩，加上老師的耐心指點，逐漸地積累起版本著錄的經驗，慢慢地對版本的鑒定有了心得。

澎湃新聞：記得您曾說不光白天看這些古籍善本，晚上也看，住在圖書館里。能不能談談當時的具體情況？

沈津：我怎么會晚上也去看書呢？這要從善本組的具體位置講起。上海圖書館善本組的辦公室在333號房間，這是一個大辦公室。顧先生和潘先生對面坐，我和吳織也是對面坐，瞿先生坐在靠天臺的一個窗戶那里。333旁邊的334是個小閱覽室，所有讀者來閱覽都是我去取書和接待。三樓的中間是一個長走廊，右邊就是三個善本書庫，善本書庫的鑰匙都是我在保管。善本書庫涉及保衛工作，領導上覺得我比較年輕，又沒有結婚，沒有家室之累，三樓電梯旁邊有一個小房間，就安排我住在那里晚上值班。有時典藏部主任趙興茂，特藏組管革命文獻的工作人員盧調文，也偶爾住在那里值班，但大多數時間是由我一個人值班，整個三樓就我一個人。這就給了我晚上在辦公室讀書的時間，把白天看不完的書繼續看完。白天事情比較多，晚上時間集中，效率高。不光看自己手里的，也把吳織看的全部翻一遍。當天的書必須當天看完，因為第二天瞿先生又會給我一沓新的卡片了。

這樣的訓練每天都要進行，從1961、1962年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告一段落。就這樣，在那幾年時間里，上海圖書館所有的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善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活字本、套印本，大約一萬四千部，包括名人題跋等，我都經眼了一遍。這些實踐經驗沉淀在我腦子里，使我后來的職業生涯受益無窮。

澎湃新聞：您跟著顧、潘、瞿這幾位先生一起去買過古籍嗎？感覺如何？

沈津：碰上潘先生和瞿先生去古籍書店選書買書，顧先生一定會跟他們說，沈津也去。我就像一個小書僮一樣跟在他們后面。顧先生告訴我，潘先生、瞿先生經驗非常豐富，他們挑的書肯定是高質量的，但我不要在旁邊光是打個下手，也要參與選書，選了以后才知道對還是不對。選好的書送到了上海圖書館，誰來查重呢？我來查。把沒有復本、價錢又不是很貴的書留下來；如果有復本，絕對不予考慮。整個查書的過程就是一種訓練。另外上海圖書館還承擔了出口圖書的鑒定工作，凡是出口到香港的圖書，或者是可供海外學者選購的線裝書，都要經過鑒定，確定符合出口的標準，打上火漆印之后才能出口。當時的標準是1911年以前的不能出口，1911年以后的才可以出口。潘先生、瞿先生看過這些書后，由我來蓋火漆印。每一次我都會經眼幾百種線裝書，十部里能記住一部，就積少成多了。

幫顧先生查書也是一種訓練。有時候顧先生會拿個紙條給我，說：“沈津，你去查去。”我就要到各個書庫去查各種資料。顧先生希望我能夠知道，什么書怎么查，遇到什么問題查什么書，怎么能夠檢索到你所需要的材料。除了善本書，我也要去看普通線裝書和舊平裝書（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新書（1949年以后出版的書），了解這些書的用處。我覺得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充實，能夠學到很多東西。

澎湃新聞：做《翁方綱年譜》這個題目似乎也是顧先生給您定下來的？

沈津：1961年的時候，顧先生給我定了一個題目，做《翁方綱年譜》。顧先生有一個習慣，每個星期天的上午一定會去長樂路書庫，也就是過去合眾圖書館的所在地，在那里思考一些問題，寫一些東西。我知道了以后就說：館長，我可不可以也到長樂路書庫去陪陪您。他說好啊，你來吧。于是每個星期天上午八點半到十二點，長樂路書庫顧先生辦公室里只有我們師徒二人，面對面坐著。顧先生給我講了很多東西，都是他平時在辦公室里不講的。講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在北京、四十年代在合眾圖書館，跟張元濟、葉景葵這些人交往的事情，也講民國年間藏書家故實,有時也讓我查書或抄材料。

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做古籍版本鑒定，實際上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必須跳出來，要做研究。于是，他出了一個題目，讓我把翁方綱的年譜做出來，他過去就做過吳大澂的年譜。他說所有關于翁方綱的東西你都要去搜集，比如很多重要的碑帖上面都有翁方綱的題跋，你把這些題跋，還有翁的手札全部錄出來。于是每個星期天我就在長樂路書庫開始做這項工作，碰到問題，包括不認識的字，隨時可向顧先生請教。資料搜集工作我一直堅持不懈地做下去，一直到四十年之后《翁方綱年譜》出版，才算是完成了顧先生交給我的任務。

顧先生在長樂路書庫時跟我說過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學問’就是‘學’和‘問’兩個字。凡是不懂的，你就去問潘景鄭或者瞿鳳起，也可以來問我。”我和他們三位的關系不僅僅是師徒關系，而是超越了師徒關系。所以，上海圖書館里有人就對我說：你是“三房合一子”。這是上海話，意思是三個人就你這么一個兒子，都對你好。三位老師都是非常好的厚道人，從沒有想把自己的知識藏起來，都會毫無保留地教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