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鮮王朝（1392-1910）前后五百余年，其中有兩百余年被后人定義為“朋黨政治”。朋黨政治，顧名思義乃朝廷被各大勢力所組成的朋黨所控，國王相對失權。一般認為，李氏朝鮮的朋黨政治肇始于朝鮮宣祖（1567-1608年在位）時期，因官職上任方式之爭而引發的、以金孝元（1542-1590）為首的東人黨與以沈義謙（1535-1587）為首西人黨的分裂（東西兩黨的名字源于金、沈二人的家分別位于漢城的東西兩端）。不過，本文關注的是東西兩黨分裂之前的局面。在兩黨分裂前，其實還共享著同一個稱謂——士林派。換言之，朋黨政治的序曲，在士林派登上政治舞臺之時，就已經悄然奏響了。

士林派出場

“士林”一詞在《高麗史》中已有所見，與“士族”或“士類”類似，僅按字面意思解釋，是指習研儒學經術的儒士群體。高麗忠烈王（1274-1308年在位）時期， 文臣安珦（1243-1306）前往元朝謄寫朱熹著作帶回國內，被后人視為性理學（朱子學在朝鮮半島的稱呼）普及的開端。此后，通過學習性理學并參加科舉進而涉足政治的士族開始涌現。“讀書曰士，從政為大夫”（樸趾源，《燕巖集》卷八《兩班傳》），這一群體后被稱為“新進士大夫”。他們基本來自于地方鄉村，對彼時大地主等權門世家的專橫跋扈十分不滿。其中有一部分人力圖改革，成為后來李氏朝鮮建國的主導力量之一。然而到了十五世紀末，這部分掌權的士大夫已進入大地主行列，改革的意圖日益弱化，權力腐敗開始凸顯，逐漸形成后世所謂的“勛舊派”。此種現象招致當時在野鄉村士族（大部分是彼時并未參加李氏朝鮮建國，選擇回到地方的新進士大夫及其后輩）的不滿，他們逐漸開始參與到政治生活中，試圖改變這種局面。其中首當其沖的，當屬嶺南地區（現韓國慶尚道一帶）的士族。

嶺南地區有較為先進的農業技術，為其經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加之有前文所提的回到地方的新進士大夫隱居此處，彼時當地的性理學教育較之他處頗為扎實。按《擇里志》，在朝鮮宣祖以前，“秉國者皆是（慶尚）道人，四賢從祀文廟者，又是（慶尚）道人”，足見該地區歷來是士族輩出之地。及朝鮮成宗（1469-1494年在位）時期，嶺南士族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逐漸成為主導當時學風變化的主要力量。他們自詡“士林”，嘗試政治與社會的改革。這一時期的士林規模雖然不大，但以地緣及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了重要的裙帶關系。其中，金宗直（1431-1492）無疑是嶺南士族的核心人物。

金宗直像

金宗直，字季昷，號占畢齋，本貫善山。1453年中癸酉榜進士，朝鮮世祖（1455-1468年在位）年間任吏曹佐郎兼春秋館記注官及校書館校理，及成宗年間又歷任善山府使、右副承旨、弘文館及藝文館提學、工曹參判等職。金宗直繼承其父金叔滋（1389-1456）的思想，習鄭夢周（1337-1392）、吉再（1353-1419）等高麗末期至李氏朝鮮初期的性理學者之學統，相比華而不實的詩文辭賦，他更崇尚正義，明辨是非，故頗受人敬仰。其道義被后輩士林奉為圭臬，追隨者也越來越多。除了嶺南地區之外，畿湖地區（現韓國京畿道、忠清道一帶）出身的官僚，甚至成均館、司馬所（地方生員及進士的聚集處）等處的儒生們也開始認同以金宗直為代表的士林一派的思想，士林的勢力間接得以擴大。而士林派批判的對象恰恰是朝野中日漸腐化的勛舊派，這無疑加劇了兩派之間矛盾的激化。

士林派壯大

需要指出的是，士林派與勛舊派除了思想上的差異，彼時朝中政治結構的變動也使得他們之間的對立更加明顯。李氏朝鮮時期的文班機構中，司憲府和司諫院合稱“臺諫”，又稱“兩司”，兩司官員即為言官，掌握著官僚任免權及進諫權；金宗直所在的弘文館則負責研究儒家經書，掌管文翰。成宗初期，弘文館主要通過經筵及上疏來表達其政治主張，與臺諫相比，弘文館“人微言輕”。而及成宗中葉，局面有了改變。1487年的實錄中有載：“國法，擇文臣有才行者，名為弘文錄。”（《成宗實錄》卷二〇八，成宗十八年十月壬辰）其中曰“弘文錄”者，是指在文科及第者中優先選出弘文館的候補官員并加以記錄。此舉既顯示了國王對于弘文館的優待，又暗示了從此弘文館官員的選拔可以避開臺諫的視線，這也成全了弘文館中的士林派繼續吸收有地緣及血緣關系的地方士族加入。

位于首爾昌慶宮內的朝鮮成宗胎室

而就在1487年，士林派又獲得了一個天賜良機：隨著鄭昌孫（1402-1487）和韓明澮（1415-1487）兩位院相（李氏朝鮮時期輔佐幼君的臨時官職）的停止呼吸，當時宰相中的核心院相們已全部離世。國王欲借機強化王權，弘文館官員則趁機利用弘文錄，開始進一步擴大自身的影響。一方面，弘文館官員通過不斷地開展言論來達到量上的增加；另一方面，他們開始支援兩司，對其言論活動中的問題加以補充。通過雙管齊下，弘文館在朝野言論活動中的地位直線上升。于是，僅僅到了次年，“予之待爾等，如待宰相……予之預養爾等，使爾等與臺諫聞外事而言之也”（《成宗實錄》卷二二三，成宗十九年十二月癸巳），從國王的這一席話中，已能窺得弘文館在他心目中與臺諫平起平坐的地位了。之后，弘文館官員不斷加強言論活動，更有進入臺諫圈者，其分量開始變得舉足輕重；而士林派自不待言，通過弘文錄→三司（兩司+弘文館）→臺諫這一途徑，開始進出宰相圈，并借助三司來擴大影響。“曾有傳旨敢議北征者，置之大法，然弘文館有言責，優容不敢斷之以法”（《成宗實錄》卷二五四，成宗二十二年六月戊申），勛舊派等已然能感受到切實的威脅。

戊午士禍

士林派借助朝廷政治結構變動而開展的言論活動，包含著他們試圖以性理學來進行改革的初衷，這在金宗直去世、朝鮮燕山君（1494-1506年在位）取代成宗即位后也沒有發生太大改變。然而，隨著燕山君的即位，士林派所面對的政治環境再一次發生變化。成宗即位之時，勛舊派環伺，故需要依靠院相臺諫等的幫助來確保王權；而燕山君即位之時，在臺諫強有力的言論壓力下，宰相的權力早已不復當年，反倒是臺諫太過強勢而限制了王權，因此燕山君對于臺諫的言論活動是頗有微詞的（當然成宗也不是一味地被臺諫牽著鼻子走，只不過對于臺諫言論的權力予以支持罷了），“人主不能制臺諫，則威權專在臺諫，而不在于人主，如此則何有紀綱乎”（《燕山君日記》卷八，燕山君元年八月己未），臺諫在國王心目中的位置變得尷尬起來，這對于進出臺諫圈的士林派而言絕非好事。果不其然，勛舊派利用燕山君與士林派間微妙的緊張關系，于1498年引發了朝鮮時期四大士禍中的第一次士禍——戊午士禍。

位于首爾道峰區放鶴洞的燕山君之墓

1498年，燕山君為修撰《成宗實錄》而開設史局，士林派金驲孫（1464-1498）任史官之一撰寫史草，史草的內容涉及彼時實錄廳堂上官、勛舊派李克墩（1435-1503）的一些丑行。李克墩曾要求金驲孫將此部分內容刪除，但遭到拒絕。當然，個中可能夾雜有雙方的個人恩怨：李克墩在1486年任科舉主考官時，曾以“與科場制述不合”為由，將金驲孫本是一等的卷子定為二等；后任吏曹判書時，又以金驲孫“人品不正”為由，拒絕了吏曹、兵曹對金驲孫的薦舉。但從根本上來看，這是一次士林派與勛舊派的正面對抗。李克墩見要求不成，遂轉而強迫負責編輯金驲孫所撰史草的成重淹（1474-1504），不要將這部分內容編入實錄。然而參與編撰的另一位士林派李穆（1471-1498）得知此事后警告成重淹：“汝若不錄驲孫史草，吾當書汝不錄之意。”（《燕山君日記》卷三十，燕山君四年七月丙午）李克墩并未就此罷休，又聯合勛舊派尹弼商（1427-1504）等人，將金驲孫所撰史草內容上呈至燕山君，稱“驲孫史草，果有犯祖宗朝事”。（《燕山君日記》卷三十，燕山君四年七月乙巳）于是，金驲孫被捕，其所撰史草被封存。在審訊時，又得知金驲孫在史草中記有“魯山（指朝鮮端宗，1452-1455年在位）尸身棄于林薄，旬月無斂者，鳥鳶來喙。有一童子行夜負尸而走，不知投諸水火”一事，然其后又書有“宗直未釋褐，嘗感夢，作《弔義帝文》，以寓忠憤”（《燕山君日記》卷三十，燕山君四年七月丁未）一句，遭到勛舊派的詰難。金宗直作《弔義帝文》，表面看似借項羽之口吊楚之義帝，實則暗諷朝鮮世祖的篡奪王位。在當時，李克墩認為金驲孫將其記錄乃是對開國勛臣的蔑視；而因金宗直之文在其弟子間廣為流傳，于是這些弟子們均受牽連。結果，金驲孫等慘遭凌遲，金宗直被剖棺斬尸，其他許多士林派也遭到鞠問、決杖、斬首、流配。戊午士禍，讓士林派遭到沉重的打擊，而勛舊派則借此機會進一步掌握實權。

金宗直《占畢齋文集》冊板，韓國慶尚南道第175號物質文化遺產，現藏于慶尚南道密陽市禮林書院。圖片來源：韓國文化財廳主頁

士林派和勛舊派的明爭暗斗，又歷經了甲子士禍（1504）、己卯士禍（1519）及乙巳士禍（1689）。士林派在四次士禍中元氣大傷，許多士林在士禍之后選擇歸隱山林，不過目的不盡相同：有徹底的隱世者，也有見機行事者。這導致士林派內部出現不同的利害關系，相應的人脈網絡也開始變得復雜。所以待勛舊權臣失勢，政局逐漸明朗之后，部分士林雖然開始重新歸位朝野，卻因之前已經出現分化的政治目的及人際關系而有了分裂傾向，進而演變成本文開頭提到的東西兩黨的分立，并形成了日后的朋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