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講席教授埃里克·方納應北京大學“大學堂”講學計劃之邀在美國大學舉行主題為“十九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的系列講座。3月9日晚在北大二體中心報告廳做了系列講座的第二講，再次吸引了眾多師生的參加。第二講的題目為“逃奴、地下鐵路以及美國內戰的來臨”，主要圍繞十九世紀上半葉廢奴主義者的活動與奴隸自身反抗，講述了逃奴和鮮為人知的紐約市“地下鐵路”的故事。本次講座還邀請了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作為評議人。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希教授也參加了問答環節的討論。

方納首先介紹了自己選擇和發現寫作主題的方式。他認為選題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有時候是由于偶然事件所引發的。例如，他關于內戰后重建時期的研究就是得益于出版社的建議；有時候也出于自己的研究興趣。比如關于林肯的寫作就是針對既有研究的批評和修正，以期破除林肯是“偉大解放者”的神話，使得人們較為客觀地認識林肯和廢奴主義者之間的聯系。而他關于逃奴以及“地下鐵路”問題的關注則是源于對歷史資料的偶然發現。他在哥倫比大學任教時，一位本科女生在自己的研究中無意中發現了紐約市反奴主義者西德尼·霍華德·蓋伊（Sydney Howard Gay）的一部手稿，并將這個信息告訴了他，從而引發了他的研究興趣。蓋伊曾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內戰前夕幫助過大量逃亡黑奴，同時也是著名的廢奴主義周報《全國反奴標準報》（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的主編。手稿中不僅包含了蓋伊辦報的經歷，還涉及了大量關于逃奴以及“地下鐵路”的具體情況，包括逃奴的來源、幫助他們逃亡的人以及他們如何逃亡的大量細節。正是這一發現促使方納開始了《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該書中譯本日前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寫作。

作為史學概念的“地下鐵路”

方納教授剖析了歷史學和公共領域中對“地下鐵路” 關注的不同側面。作為一個史學概念，“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一詞通常用來指廢奴主義者建立的南北貫通、幫助南部奴隸擺脫奴隸制、通向北方的秘密交通網絡。該術語最早可見于1853年的《紐約時報》。方納指出，盡管關于“地下鐵路”的故事廣為人知，但是對于逃奴故事的解釋（interpretation）卻在不斷發生變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研究者關于“地下鐵路”的了解主要依賴于內戰之后出版的回憶錄。這些作品大多把廢奴主義者視作英雄，并對他們幫助逃奴的事跡大加贊賞，由此人為地建構了這樣一種神話，即逃亡的黑奴常常被塑造成茫然無助的個人形象，白人廢奴主義者“修建”的地下鐵路給予了他們自由的希望。也就是說，在關于逃奴的敘事中依然體現了白人對黑奴命運的主宰和控制，忽視了黑奴自身想要打破奴隸制的自我覺醒意識。當然也有例外。在黑人廢奴主義者威廉?斯蒂爾（William Still）的著作《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1872）中就強調了逃奴的勇氣和智慧。

不僅在專業學術領域，“地下鐵路”在公共史學領域也受到極大關注。博物館、文學作品、公園和網站都試圖發掘這段隱秘的逃奴史。一方面由于故事本身的生動性和趣味性引起民眾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地下鐵路”也成為了一種旅游資源被賦予了商業價值。例如，“地下鐵路”還被開發出一種“單車探險”（bicycle adventure）讓體驗者循著當年逃奴的逃跑路線進行騎行。與公共史學中“獵奇”的心理不同，方納指出，歷史學語境中的“地下鐵路”則被歷史學家賦予了歷史意義：“地下鐵路”被看做是白人和黑人致力于相同的目標并肩合作以促進自由事業的例證。

隨后，方納援引了一位系統研究地下鐵路的俄亥俄州學者的觀點，詳細辨析了“地下鐵路”一詞的定義。在這位學者看來，“地下鐵路”是一套錯綜復雜和規模巨大的運輸網絡，中間包含有成千上萬的聯系人。他使用“鐵路”來指南方的逃奴被有組織地、有計劃地運往北方。他甚至還公布了詳細的地下鐵路路線圖。但方納指出，“地下鐵路”的含義遠遠不止于此，逃亡路線既包括地下線路也包括地上線路。它不僅僅覆蓋了鐵路隧道，也包括公路、水路等多樣化的路線。逃奴有時還需要喬裝打扮或者躲進貨箱中搭乘貨船偷運到北方。同時，廢奴主義者也通過集會、演講、出版等方式致力于擴大反奴思想的影響力。所以，“地下鐵路”的比喻已經超出了本身的含義，而成為泛指黑奴逃亡和廢奴主義者幫助其逃往北方的廣義概念。

方納闡述了他特別關注紐約市在“地下鐵路”中所起作用的原因。如今人們一提到紐約便將其作為自由、大都市的代表。但是在19世紀上半葉，紐約城的財富和奴隸制有著密切的聯系。紐約商人依靠奴隸種植的棉花和糖發家致富；大造船商生產的貨船被用于運送奴隸。而另一方面，反對奴隸制的力量也在悄然滋長。紐約的廢奴主義者常常通過演講、出版等方式為廢奴運動奔走呼告。方納特別強調，他在書中重點描述了紐約市廢奴主義者在“地下鐵路”中所起到的作用，而這一故事以前并沒有受到歷史學家的關注。

方納指出，他在書中重點關注東海岸的逃奴運輸網路。他認為，更準確的說“地下鐵路”指的是通過幫助逃奴的地方群體和個人而聯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地方網絡（local network）。他稱其為“東部的城市走廊”（metropolitan corridor of the East），即從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到華盛頓、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也包括特拉華州，費城，紐約等城市并最終通向加拿大。

逃奴現象所推動的19世紀美國政治危機

關于奴隸逃亡的行動如何引發了內戰？方納教授認為，內戰不僅是政治家對奴隸制問題的思想觀念轉變的結果，同時也不能忽視奴隸渴望獲得自由的積極反抗對內戰的影響。據方納教授估計，每年逃奴的數量約為1,000人左右。也就是說，從1830-1860年代約有30,000奴隸逃亡北方。然而1860年代美國的奴隸總數大約為四百萬。盡管所占人數不足以完全摧毀奴隸制，但是逃奴還是對奴隸主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對于廣泛發生的逃奴現象，當時的輿論有許多怪談。著名的新奧爾良內科醫生薩繆爾·阿道弗斯·卡特賴特（Samuel Adolphus Cartwright）通過對逃奴現象的觀察和分析，聲稱發現了一種未知病癥，他稱之為“漂泊狂癥”（Drapetomania），就是一種導致黑奴逃亡的病。在他看來，“漂泊狂癥”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致命的傳染病。

方納教授還特別強調逃奴問題所帶來的另一個影響，即逃奴現象改變了當時關于奴隸制討論的立場。在當時關于奴隸制盛行的觀點是：擁有奴隸是一種財富、地位的象征，同時南方奴隸主聲稱擁有奴隸的生活比北方的自由人更為幸福。但是通過公開幫助逃奴向北方逃亡以及公開的宣傳，廢奴主義者對南方奴隸主的虛偽辯護進行抨擊，并改變了政治家和普通人對奴隸制的看法，奴隸制也越發成為了國會討論、公眾輿論中的熱門話題?！暗叵妈F路”推動了十九世紀中期的政治危機，同時也讓同情奴隸悲苦遭遇的北方人準備好加入反抗南方奴隸主的斗爭中去。比如參與逃亡行動的著名廢奴主義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通過親身的經歷來揭露奴隸制的罪惡和非正當性。

方納還談到了打擊逃奴所體現的聯邦政府權力增強的事實。和廢奴主義者致力于抨擊奴隸制的行動相反，北方的州政府常常聯合起來共同追捕并且遣返逃奴。北方州政府認為奴隸制成為了南方和北方州政府共同關注的問題，因為它威脅到了全美國的安全，當然也包括白人的自由。

奴隸制問題在美國建國時期就已存在。憲法中明確有關于逃奴必須被遣返的條款。當然憲法中使用的不是“奴隸”（slave），而是“服勞役的人”（persons held to labor）。很顯然，這里體現了對南方奴隸制的妥協和保護。1793 年通過的《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使得對逃往美國境外的黑奴進行追捕變得合法化，并規定了對幫助奴隸者給予嚴懲?！短优ā返念C布也表明了聯邦政府有權依法追捕逃奴并將其遣返回奴隸主身邊。同時，遣返逃奴的另一個依據是通過普通法中所謂的對動產的“領回權”（the right of caption）來捍衛政府追捕奴隸的權利。而1850年的《新逃奴法案》進一步加強了聯邦政府緝捕逃奴的權力，并規定了北方公民幫助捉捕逃奴的義務。該法案的頒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州政府和個人的自由權利。紐約警戒委員會（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常常抓捕并綁架自由黑人，尤其是抓捕一些小孩將他們送回南方。同時捕奴者還鼓勵其他州效仿紐約建立類似的民間組織。

方納隨后就奴隸逃跑的原因和逃奴援助者進行了簡要的介紹。他指出，大多數來到紐約的逃奴來自馬里蘭和特拉華州這些中立州，也有部分來自上南方。例如，在北卡羅萊納州主要的居民是小農（small farmer），由于他們的生產規模小，抵御風險的能力也不強，奴隸逃亡往往給他們造成重大的財產損失。奴隸逃跑的共同原因是反抗奴隸制所帶來的壓迫。而反抗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不堪忍受奴隸主的暴虐和體罰。其他原因還包括害怕被賣到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納州等“棉花王國”，和家人分離。方納還特別提示到，與我們想象中在月黑風高的夜晚，黑奴形單影只獨自穿行于山林小徑之間不同，黑奴實際逃跑的方式主要以群體為主，而不是個人行為，他們往往集體乘船或者火車進入北方。而幫助逃奴的人主要是有廢奴主義者，包括自由黑人和教友派成員（quakers）。廢奴主義者往往冒著違法的風險公開支持逃奴行動，他們沿途為逃奴提供食物和衣物，掩護他們進入北方。有的人甚至明目張膽地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聲明為逃奴提供幫助。

最后，方納講述了內戰中和重建時期的逃奴問題。方納認為，在內戰爆發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林肯堅持認為內戰的目的是保衛聯邦，但是隨著勇敢的逃奴冒險加入聯邦軍隊并對內戰的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之時，林肯以及其他政治家開始對內戰的目標改變看法。1850年《逃奴法》最終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發表的后一年（1864）廢除。而在重建時期頒布的《1866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保證了被解放黑人的基本權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逃奴法》中所否認的逃奴權利在《1866年民權法》中成為了必須維護的自由權利。

汪暉評議：

美國革命是一場“漫長的革命”

汪暉教授在之后的評議中認為，方納教授的《自由之路》一書和《火的考驗：林肯與美國奴隸制》一脈相承，都是“先解構再重構”的寫作典范。方納教授有著極高的史料駕馭能力，他從主敘事所建構的神話切入，批判了用現實觀點看過去的非歷史語境主義方法，并從紛亂龐雜的歷史細節中抽絲剝繭，對傳統的問題進行了重新的解釋，向讀者展現了歷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汪暉進而分析說，在歷史教科書或者人們通常的認識上，美國革命僅僅指18世紀后半期導致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并創建美利堅合眾國的事件。但是縱觀獨立后關于奴隸制和公民權問題的一系列激烈、持久的斗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革命實際上是一場“漫長的革命”（long revolution）。隨后，汪暉老師分享了自己閱讀《自由之路》一書的體會，他認為書中關于白人廢奴主義者對“地下鐵路”的貢獻、宗教力量（教友派）對反奴正當性的論證以及美國革命中奴隸制問題在外交中的影響都啟發了他的思考。

提問環節：

特朗普對非法移民的遣返和《逃奴法》的相似之處

在提問環節中，一位同學問：“美國歷史是白人和黑人之間對抗的歷史，但是隨著美國人口的多元化，少數族裔對國家認同構成了挑戰，如何看待如今美國少數族裔的問題”。方納教授認為，如今美國的人口構成更為多元化，包括西班牙裔、亞裔等等。比如在美國歷史上，愛爾蘭裔白人移民享有移民特權，而墨西哥裔美國人在公民資格的取得過程中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障礙。內戰后，隨著淘金熱的出現，中國移民的涌入，移民問題則更加復雜化。但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還是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對立。

在回答關于“19世紀上半葉州權力和聯邦權力的斗爭”問題時，方納認為，聯邦主義者主張聯邦政府掌握最高的權力，但是即使到如今州政府依然是制衡聯邦政府的重要力量。奴隸制問題最初是由州法律所產生的，聯邦政府無權要求州政府廢除奴隸制。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權力之爭一直持續到現在，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盡管聯邦政府確立了自己的至高地位，但是州政府依然保留了很多權利，以制衡聯邦。而如今特朗普總統想要實施的對非法移民的遣返就和《逃奴法》有相似之處，而州政府則運用州的權利來抗議聯邦政府的政策。

還有同學提問關于“宗教力量和地下鐵路之間關系的問題”。方納認為，宗教因素無論對黑人還是白人廢奴主義者都產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試圖從宗教的角度來論述反奴的正當性的。比如，從《圣經》中尋找到關于奴隸制是“違背上帝之罪”的說法（sin against God），認為奴隸制給予了一個人以控制另一個人的權力，而這一權力侵犯了上帝對人類統治的不二權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數宗教人士都不是反奴主義者，尤其是教會人員。這也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Second Great Awakening）發生的背景，人們質疑教會對奴隸制的觀點，對教會是否應該公開討論奴隸制問題產生爭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許多人都是具有虔誠信仰的基督徒。認為圣經中耶穌沒有譴責奴隸制，所以不能單以宗教信仰的標準來判斷是否是反奴主義者。王希補充說，19世紀上半期，關于奴隸制的爭論曾最終導致了類似美以美會教會的大分裂，分裂后的各教派對于奴隸制的態度更為多樣。所以宗教因素對奴隸問題的影響十分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