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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農民的人:紀念中國生態農業理論奠基人葉謙吉
作為農業學者,葉謙吉一直對大自然心存敬畏。
1931年,長江三角洲的特大洪水災情使彼時還是大學生的葉謙吉大受觸動:“中國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苦難,何日可了、如何能了”。
半個世紀后,1981年那場被葉謙吉稱為“洪水無情”的長江特大洪災,又一次震動了葉謙吉。第二年,葉謙吉提出“生態農業”,中國學者首次將生態概念引入農業領域,這在當時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1986年,葉謙吉又提出了“生態文明”。葉謙吉因此被稱為中國生態農業理論奠基人。
在人生的最后三十余年,葉謙吉一直在身體力行布道“生態農業”。耄耋之年,在雨中給農民做報告;鮐背之年,伏案寫政協提案;白壽之年,仍堅持帶博士生寫論文。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農業供給側改革要“推行綠色生產方式”、“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葉謙吉的學生羅必良說,“生態農業”理論提出三十多年后,終于從理論變成了國家行動。

1909年6月25日,葉謙吉出生在江蘇無錫堰橋的一戶農家。因自幼家貧,小學畢業后,他輟學到城里的藥鋪當學徒工謀生。在那個年代,農家子弟當上城里的學徒是一件令人艷羨的事兒。但在鋪子里呆了三天,葉謙吉就在半夜悄悄離開了。不甘心放棄學業,下定決心要謀求繼續讀書的機會。
幸運的是,在上海海關當科長的堂兄葉正吉在收到葉謙吉的信后,答應資助他繼續念書。許多年后,葉謙吉的一份口述記錄,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給堂兄的信中寫道:“我決心學成之后當一名教師”。這封求助信換來了每月50塊銀元的資助,葉謙吉因此如愿重返學堂,就讀于蘇州一所知名的教會學校——桃塢中學。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錢鍾書。
葉謙吉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過這段書生情誼。他與錢鍾書都曾是班里佼佼者,同樣愛好讀字典。錢鍾書的字典很有名。他曾有個習慣,每讀到新詞就會在空白處做詳細的注釋。
葉謙吉對字典鐘情也許并不遜于錢鍾書。在他當時隨身攜帶的英文字典里,同樣也標注了許多注解,實在找不到寫注釋的空白處,他就夾上字條備注。這種對字典的熱愛,為他日后編寫《英漢農業經濟詞典》埋下了伏筆。

中學畢業后,勤奮好學的葉謙吉考進了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主修農業經濟。受業于多名當時國內農經領域的著名教授,趕赴農村進行實地調查,為葉謙吉隨后在學術領域取得豐碩的成果打下了第一道堅實的基礎。
1931年,他以學生的身份參與了長江三角洲特大洪水災情調查。調查團實地考察了洪水過后上海市郊虹口閔行三角洲地帶的嚴重災情。民不聊生的慘景撼動了葉謙吉,這讓他深刻認識到自然災難前人類的渺小無助。
1933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學士學位論文,順利畢業。這篇題為《江蘇無錫堰橋105農家土地利用之研究》的畢業論文是根據大學期間,他回到家鄉對當地農家土地利用具體情況的實地調查和統計分析得出的調查研究結果,而這也被收錄在1941年由卜凱教授主持編寫,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出版的《中國土地利用》專著三巨冊當中。
大學畢業,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以研究員的職位聘用了葉謙吉。他在農經領域發表了多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也因此在學術界嶄露頭角。
工作三年后,一次機緣讓葉謙吉獲得了赴美留學的機會。在南開大學工作期間,他發表的論文《試論我國棉花運銷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和《天津西河棉花價格——需求關系的研究》獲得了中外學術界好評。時任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廉大加贊賞,將論文寄給了太平洋學術會議,這讓葉謙吉獲得了洛克菲勒學術基金會授予優秀青年教師的獎學金。
這筆獎學金不僅包含每個月130美元的生活費和留學的全部學費,還會支持獲獎者在美進行旅行訪問。初到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農業經濟系進修時,葉謙吉師從美國著名農業經濟學家鮑伊爾。但不幸的是,不久后鮑伊爾因突發疾病離世。隨后,他轉學到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經濟系學習“土地經濟”的課程。留美的經歷孕育了葉謙吉把農業資源保護和綜合治理與中國農業發展道路問題聯系起來的思想,這也是他日后提出生態農業理論的思想萌芽。
1938年,完成學業的葉謙吉收到了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聘函。但當時,何廉因為祖國招攬經濟學科人才的需要,給葉謙吉發了一封電報,希望他能回國搞科研。雖然那時日本侵華戰爭的烽火已經燃遍了祖國的半壁江山,但他還是堅決選擇回到了中國。

二
曾在南開大學工作時,葉謙吉就已遇見了夫人喻嫻文。他回國一年后,兩人在重慶組建了家庭,從此扎根在祖國的西南。出生于教育世家,喻嫻文的父親是當時南開中學的校長喻傳鑒。這一段連理對葉謙吉日后參與籌建西南農業大學,將一生傾注于教育事業,亦產生了重要影響。


曾經接受媒體采訪時,葉謙吉都給予了岳父喻傳鑒與夫人喻嫻文很高的評價。在他心中,喻傳鑒一生潛心辦學,專注于辦好南開中學這一件事,令他欽佩不已。事實上,喻傳鑒的六個女兒,及女兒日后所組建的家庭,大部分后輩都一生從事教育。大女兒喻嫻文在南開中學當了一輩子英文教師,她的學生當中有16名新中國的院士。無論何時,在旁人的印象當中,葉謙吉談起夫人,言語中總是贊美之詞。
1948年至1952年,葉謙吉在重慶大學做教授。由于在經濟管理領域頗有名氣,1950年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任命他為建校辦主任,派他到北碚主持修建西南農學院。當時的命令來得很急,要求在三天之內便得拿出學校的藍圖、建筑設計圖和詳細的施工方案以及資金預算。
這看似是個不可能按期完成的任務。葉謙吉得到了岳父的支持,拿來了南開中學和重慶大學圖書館的藍圖,又請盧作孚依照藍圖雛形繪制了設計圖,他再按設計圖算出了每一棟教學樓需要的水泥、磚塊,計算出總的資金預算。整整忙碌了三天三夜,才得以完成了任務。


西南農學院的校舍在1954年夏天整體完工。1984年,西南農學院宣布改名為西南農業大學。
西南農業大學建校以后,葉謙吉便在北碚任教。即使后來在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遭遇變故,但他仍然一直潛心鉆研于中國的農業經濟領域。
葉謙吉鮮少與家人提起這段往事。2009年6月25日,學生羅必良回到重慶寫了一篇為葉謙吉祝壽的致辭:《一位年老的年輕人——葉老百歲華誕感言》。這篇文章提及了那段幽暗的往事。羅必良寫道:“一名教授,被打入冷宮20年,從勞動改造者到資料室的資料員,卻依然堅強、執著。”
三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百廢待興,長期以來從事傳統生計農業,毀林開墾、毀草種糧、重農輕林等錯誤思想造成了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的惡果。1981年,中國長江流域遭遇了特大洪災。當時,四川省的災情給農業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全省1765萬多畝耕地被洪水沖毀,這占到了受災縣近2%的耕地總面積,其中逾35萬多畝不能復耕。
十七年后,葉謙吉回憶起那次水患,在《探索》雜志發表的論文《重慶生態農業發展之我見》開篇就感嘆道:“洪水無情。”
在那場洪災過去一年后,1982年全國首屆農業生態經濟學術討論會上,葉謙吉發表了一篇題為《生態農業——我國農業的一次綠色革命》的論文。正是在這篇論文中,“生態農業”這一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首次被學者提出,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
生態農業是相對于石油農業提出的一個概念,最早興起于上世紀20年代的歐洲。它指的是在保護、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態學、生態經濟學規律,運用系統工程方法和現代科學技術,集約化經營的農業發展模式。
生態農業是一個農業生態經濟復合系統,將農業生態系統同農業經濟系統綜合統一起來,以取得最大的生態經濟整體效益。它是一種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
在完成這篇論文的過程中,葉謙吉書寫了30多萬張關于科研資料的卡片。論文發表后,他把這些卡片上的內容整理編著成了264萬字的《英漢農業經濟詞典》。這本詞典于1987年由農業出版社發行后,為當時農業科學研究領域的中外合作、交流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

當時,葉謙吉提出應當發展生態農業,并非只是筆墨下的異想天開。在論文中所清晰闡述的理論框架,其形成基于1970年代末他在西南農業大學講授生態農業專題課的講稿,而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成熟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長期教學和試點工作的過程之中。
西南大學檔案館主持編寫的《西南記憶》刊物中,有一篇關于葉謙吉名師風采的文章。文章提及,20世紀80年代初,葉謙吉曾先后在重慶北碚金剛公社、大足縣南北山、綦江縣郭扶區、遂寧市桂花區建立了“生態農業試點區”,并在大足全縣指導建立了“生態農業試點縣”。幾張留存的老照片,正記錄了他帶領中外專家調研大足的往事。
當時,這些試點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結果:農民增產增收、脫貧致富,生態環境明顯改善,抗御自然災害能力顯著增強。

1988年,重慶出版社發行了一套現代化探索叢書。葉謙吉編著的《生態農業:農業的未來》被收錄其中。他在前言中寫道:“世界農業經歷了一個持續繁榮和發展的歷史時期,現在正進入一個復雜多變的時期,人口猛漲、食物短缺、資源衰竭、環境惡化、氣候異常、災害頻繁,農業生態系統陷入了惡性循環的生態危機之中。”
在這本書中,葉謙吉全面地闡述了他的生態農業理論。書的最后一頁,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歷史上人類所犯的最大錯誤,就在于急功近利,過分陶醉于眼前利益,貪婪地、粗暴地、野蠻地掠奪自然,破壞生態平衡,破壞自身的生存環境。”

書出版后,葉謙吉寄了一本給錢學森。1988年11月5日,錢學森看過書后欣喜地給他寫了一封回信。錢學森在信中寫道,自己在探討農業系統工程時,接觸到了生態農業的問題。在他看來,生態農業應是農業系統工程的一個重要基礎。他詢問葉謙吉,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
20世紀80年代中期,“生態農業”理論所闡述的理想狀態與中國當時的現實有一定的距離,在那個多數人還在為溫飽發愁的年代,談及生態似乎顯得有些不切要害。但這種遠瞻性的思考事實上早已受到了政府的關注。這一點,在錢學森給他的回信中得到了佐證。
錢學森當時落筆寫道:“幸好這次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田紀云同志已指出絕不能用小農經濟的思想去指導現代化農業的建設,總的方向是明確的。現又有了科學理論,事在人為矣。”
1989年5月1日,《經濟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葉謙吉與他的生態農業》的報道,文中寫道:“經過五年時間的試驗,使試驗區114個村的山綠了,水清了,土肥了,水土不再流失了,干枯了30多年的井重新冒水了,吃返銷糧的村向國家交售余糧了,試驗成功了。”

自1983年起,生態農業實踐在重慶試點,隨后成功的經驗很快被推廣至全國。據統計,到1999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生態農業建設的村鎮縣超過了2000個,生態農業建設示范面積達1億多畝,占到了中國耕地總面的7%左右。
1998年,國務院組織召開“全國治理水土流失,建設生態農業現場經驗會”,會議地點被設置在水土流失、生態環境最為嚴峻的陜北地區。在那次會議上,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委員長李鵬做出了“大抓植樹造林,綠化荒漠,建設生態農業”的重要指示。也正是在那次會議之后,全國各地緊鑼密布地掀起了治理生態環境的群眾性運動。
四
跨過千禧年,盡管進入21世紀的中國仍在不斷呼吁葉謙吉所提出的“生態文明”,但環境惡化、生態形勢嚴峻卻似乎一直伴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
更具體地解釋這種嚴峻的狀況,即是:森木、草原植被破壞嚴重,土地荒漠化進一步加劇,水患災害日趨頻繁,生物多樣性銳減,農藥、化肥、農膜使用不當,秸稈焚燒和養殖業污染嚴重,農村生態惡化呈加劇趨勢,海洋生態問題日趨嚴重等等。
葉謙吉認為,人類活動行為是有邊界范圍的,超越自然和生態系統所允許的范圍越遠,其造成破壞的程度就越大,其治理的難度也就越大。
1986年,葉謙吉撰寫了一篇題為《生態需要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論文,提出了“生態文明”的概念。文中,他如是闡述生態文明的內涵:“人類既獲利于自然,又還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保護自然,人與自然之間保持著和諧統一的關系。”
2005年,西南農業大學與西南師范大學合并,組建成西南大學。年紀大了以后,葉謙吉不方便再趕去北碚校園上課,就把教室搬到了自己津南村的家中。在這個種滿綠色植物的院子里,鄰居時常能看到坐在竹椅上的葉謙吉,身旁圍坐著一群學生。有時,院里院外都是笑聲。

媒體對葉謙吉的相關報道中寫道,88歲時,他還帶了10名博士生,仍主持著國家重大科研項目,還經常親自去農村進行考察。學生羅必良仍記得78歲的葉謙吉站在雨中為農村干部作長篇報告的場景。92歲時,葉謙吉堅持俯首案前寫政協提案。直到99歲高齡時,他還堅持帶博士生發論文,從未放下過傾注一生都在思考的“生態農業”。

從教一生,葉謙吉的學生如今多數已成為了各自領域的翹楚。葉謙吉的兒媳楊模紅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他一直說學生就是自己一生的精神財富”。年事已高,每年的生辰,總有許多學生從祖國各地趕來重慶為他祝壽。

羅必良是葉謙吉最喜愛的弟子之一,曾經多年擔任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擔任院長,現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跟隨葉謙吉攻讀碩士研究生時,他倆曾共同發表過數篇論文。與恩師相處的往事,談笑間仍歷歷在目。在他的心目中,葉謙吉是一位超越自己時代的老師,總是站在超前的位置思考問題。
1987年,羅必良與導師葉謙吉合作撰寫的一篇題為《生態農業發展的戰略問題》的論文寫道:“立足現有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改善生態環境,調整農業結構,強化農業系統運轉,通過系統的層次開發、資源的多次利用與增值、生態經濟的良性循環,從而促進農業系統的整體升華。”
這是可持續發展的農業觀。如果說,葉謙吉時代的生態農業是一個為未來構建的安全框架,那么如今更需要后來者添磚加瓦以筑大廈。正如羅必良在接受采訪時說的,“我們已經走過了生態農業、生態文明理論構建和試驗摸索的階段。要最終實現它,則需要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的進一步完善。”
“農業部去年提出要綠色發展,去產能,去庫存。農業的供給側改革強調要讓農業綠起來,這不就是當初葉老師的思想嗎?”讓羅必良感到欣慰的是,恩師葉謙吉提出“生態農業”理論,經過了三十多年,終變成了一個國家行動。羅必良說:“時代總是在等一個人。等一個人把事說出來,然后再等一個人把事做出來。”

在客廳一角的書柜里,整齊地擺放著葉謙吉平日常翻閱的書籍,一本老舊的《英漢農業經濟詞典》被放在顯眼的位置,詞典的書頁間依舊夾著寫滿筆記的字條。家人說,這是他晚年時多次翻閱這本自己編寫的詞典,不斷發現仍有許多新詞可以添加進去。他一直計劃翻新這本詞典,只是至今仍未完成。葉謙吉總將90歲稱為“小小90歲”,他計劃著到自己120歲就從專業領域退休,然后開始做慈善事業。

2017年2月28日凌晨4時30分,葉謙吉在重慶離世,享年108歲。他生前留下遺囑:不設靈堂,喪事一切從簡。
(文章部分圖片、視頻資料由西南大學、重慶南開中學、重慶圖書館提供。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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