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的《社會學家吳景超的學術情懷》的上篇。

與胡適相似，才華橫溢的吳景超亦出身于徽州茶商世家，早年也是在“賈而好儒”的皖南山鄉，接受過初級的傳統教育，此后則藉由徽商在全國的商業網絡，隨從父、兄輩步入開放、包容的繁華都市求學，從而開闊了眼界，并赴太平洋彼岸留學深造。他一生治過學，辦過刊，從過政，曾一度獨步學界、聲名藉甚，但其暮年的人生軌跡卻起伏跌宕。雖然，他的“正牌學生”中也出現過像費孝通那樣的著名學者，但其本人卻未能成為一代宗師。吳景超的不少著述，亦因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驟然中斷而為學界所淡忘。而今，我重讀他所撰述的《皖歙岔口村風土志略》，仍能感受到近百年前一位有志青年強烈的學術激情，以及宏大的人文關懷。

（一）地理、商業與家世

徽州的母親河——新安江穿行于皖南的低山丘陵之間，河谷深切地層，兩岸群山起伏，其上游密布著眾多的支流。在歙縣南鄉，大源河自周家村蜿蜒曲折，與從井潭流出的小源河交匯，始稱大洲源。大洲源西南流至武陽附近，折而東南，繼而轉向西行，匯入新安江。再沿新安江途經皖浙交界處輾轉而下，清湍激流，一路到達錢塘江濱的杭州。

岔口村就位于新安江上游，大源河與小源河在此匯聚，呈Y字形，村落因此而得名。在傳統時代，岔口歷來就是大洲源流域日用消費品和土特產品的重要集散地，大洲源沿岸的物產由此匯聚，然后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長江三角洲各地。

在這些土特產品中，茶葉是最為重要的一種。1919年6月，年屆弱冠的吳景超（1901—1968）發表了徽州洋莊綠茶之調查報告。他指出：徽州物產以茶葉最為著名，蜚聲中外。具體可分為“店莊”和“洋莊”，內銷茶葉稱為店莊，而供出口海外的則叫洋莊。當時，徽州茶號約計二百余家，較“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有所減少，這是因為戰后“銀根吃緊，航路阻礙，洋莊不甚行銷”的緣故。而在徽州，茶號最多之處，除了休寧屯溪（當年屯溪是休寧縣轄下的一個市鎮）之外，還有歙縣的深渡、岔口等處。

這里提到的“岔口”，就是調查報告執筆人吳景超的老家。早在唐代，徽州方茶就已頗為著名，這在唐人楊曄的《膳夫經手錄》中即有記載。及至晚清時期，大洲源一帶更是歙縣方茶的重要產地。當時，岔口曾出現過徽州著名的茶葉巨商，其中有不少人都從事外銷的洋莊貿易。例如，民間珍稀抄本《雜輯》中，就有《岔口吳錫蕃先生伯仲》條，文中提及：

岔口開設吳心記之吳錫蕃，兄弟五人，北岸支，扦岔口數世矣。父蔚文在日，家道康，因做洋莊中落。錫蕃經理店事、田園，勤勞罔懈，守之二十年，重做洋莊而中興。……同時，伊之本家有榮壽字俊德者，……以做洋莊，驟發至二十萬，在屯溪為徽商領袖云。

文中提及的吳榮壽（1873-1934），自其童年起即隨父、兄在屯溪經營茶葉，光緒二十七年（1901）子承父業，在屯溪開設了怡春、永原、華勝等茶號，精制“屯綠”。此后，他與同好倡導組織屯溪公濟局。此一慈善機構系由茶商出資，開展施藥、施棺、育嬰等公益活動。1910年，他又在屯溪陽湖創辦了徽州乙種農業學堂。曾先后擔任徽州茶務總會會長、休寧商會會長等職，并制定《徽州茶務章程》。因其席豐履厚，被時人尊為“茶葉大王”（另在上海灘，同行稱之為“茶大蟲”）。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前述的傳記稱他為屯溪的“徽商領袖”。1914年，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前往屯溪考察，其間曾拜訪吳榮壽，并赴陽湖參觀乙種農業學堂，調研茶業狀況。當時，與吳榮壽合伙做茶葉生意的岔口人，還有吳漢塵、吳佩行等，其人的舊宅皆在屯溪陽湖一帶，直到晚近仍清晰可辨。

與上述諸人相似，吳景超也出身于茶業世家，家境饒裕。其父吳瀚云為晚清貢生，熱心于公益事業，捐資興學、筑路修橋等，一向不遺余力。在家族的資助下，吳景超于1914年就讀于南京金陵中學，翌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3年夏獲公費資助赴美留學。有關徽州洋莊綠茶的調查報告，應當就是他在北京求學期間所撰寫。

當時，吳景超雖然在外求學，但每逢假期，總要抽空回到故鄉。他曾對同在留美預備學校的聞一多說過：“人生最完滿、最快樂的生活，只是誠心悅意地加入社會去活動，使我所居的社會，因為有我，可以向真美善的仙鄉，再進一步。”從中可見，青年時代的吳景超，有著崇高的人文關懷，對自己的研究更是充滿了激情。在《暑假期內我們對于家鄉的貢獻》一文中，吳景超表示要回鄉組織“少年學會”，其宗旨主要在于研究學術、修養品行與改良社會。他主張在假期要外出旅行，“調查社會，為改良張本”。為此，他擬定了社會調查工作的詳細計劃，關注的重點包括一地的農業、工業、商業、物產、人口、風俗、教育、交通、慈善機關和生活狀況等，宏綱細目，靡不畢該。

（二）生活體驗與社會調查

也就在1919年，吳景超深情款款地寫道：

昔仲尼去魯，遲遲其行；漢高過沛，留連不舍。人無不愛其故鄉，凡有血性者皆然也。岔口，余之生長地也，其地山清水秀，風俗淳樸，余自束發以至成童，皆度歲月于是。及長，離鄉他適，然每逢佳日，心中輒懷故鄉弗能忘。因就記憶所及，著為是篇……

這是他在清華《癸亥級刊》上發表的《皖歙岔口村風土志略》之序言，文中“首位置，次沿革，次物產，次宗法，次生活，次教育，次風俗，次勝景”，概述了村落的生活實態及其時勢權宜，闕疑征信，敘述精當。對照前述的社會調查工作綱目，可見吳景超這篇“風土志”之形成，除了桑梓情深之外，還與其人對社會調查重要性的自我意識，以及較為長期的知識儲備密切相關。

《皖歙岔口村風土志略》一文，藉由生于斯長于斯的生活體驗，并通過細致的實地調查，對民國前期皖南山鄉的一個村落，作了幾近全景式的描摹。其中的“職業”部分，就與前揭的洋莊調查密切相關。關于岔口村的茶葉貿易，吳景超指出：

茶之出類，頗為不少。村中有洋莊茶號六家，每年收集村中及他鄉之茶葉，制為洋莊，運往滬上，銷與外人。開設茶號，需資甚鉅，而村人有充厚資本者，絕無僅有。曩時皆由滬上茶棧放水腳，或息借莊款，以應需用。年來金融緊迫，茶棧及錢莊，多不愿放款，村中茶號，以此停止或減少營業者，已非一睹矣。

吳景超出身于茶商世家，從小耳濡目染，對洋莊綠茶的了解頗為細致。在上揭文字中，他對岔口村中洋莊茶號的數量、茶葉制作、運輸方式、資本規模及融資方式等，都有簡明扼要的概述。從中可見，岔口雖然地處偏陬一隅，但它卻與長江三角洲乃至整個國際經濟聯系在一起，由此，我們可以較為細致地觀察二十世紀初國際貿易沖擊背景下皖南山鄉的巨大變化。

在《皖歙岔口村風土志略》中，吳景超首先概述了岔口村的位置和沿革，指出：岔口位于歙縣南鄉，屬于當時的南一區，“村之四周多山，……四山拱衛，如圍屏然”。接著，他記述了岔口村的“物產”，并對當地人的生計實態和社會關系作了重點描摹，勾畫了農村家庭的日用食料、經濟作物和家禽家畜等的一般狀況，從諸多側面展示了皖南地區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從中不難看出，岔口仍屬傳統徽州典型的農村社會，村內居民絕大多數從事農耕，民風頗為淳樸。不過，在經商風氣愈益熾盛的背景下，當地也有不少人外出務工經商：

村人又有經商于外者，其地多在北京、上海、蘇州、杭州及江西之景德鎮，浙江之金華、蘭溪、衢州、龍游，安徽之壽州、霍山等處，或為人作夥，或自設店業。其最遠者則為日本，行業為茶、漆為多云。

由此可見，一些岔口人走出山遙水隔的皖南山鄉，在全國各地居廛列肆、服賈經商。而在旅外徽商以及本地茶葉貿易興盛的晚清、民國，岔口村也逐漸受到與日俱增的外來影響。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一個標志是村中設有藥房，所賣藥品多有外來的金雞納霜丸等西藥。而餛飩攤和面攤之紛紛設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與茶葉貿易相關的外來流動人口之增加。

與傳統描述不盡相同，吳景超在考察各類勞作時，非常注意記錄當時的工價，這是頗有價值的線索。以擇茶為例，他在《徽州之洋莊綠茶》一文中就指出：“茶號收茶百余石，即可開工。工人有三種，多寡視號之大小而異。大號約有烚工二百人，揀工六百人，作工八十人。小號則烚工不過數十人，揀工不過百余人，作工不過十余人耳。……揀工皆本地女人，工價視揀茶之多寡而差，自數十文以至百數十文不等。”可見，無論是大號還是小號，揀工的數量總是最多的，而這些揀工，皆是由當地的女人充當。由于上揭描述記錄了各類勞作相關的明確工價，倘若結合其他記載，便可作為比較的基礎，從而對民眾的生活水準有一個基本的估計。例如，《皖歙岔口村風土志略》中提及，當地豬肉價格一百數十文一斤，面、鹽等物約三四十文一斤，豆腐三四文即可購得一大方。相比之下，一般人只要勤于勞作，基本上便可生活無憂。

（三）宗族社會與民事慣例

中國的“風土志”撰述，可以上溯至先秦的《禹貢》。此后，“風土志”也成為方志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及至晚清、民國，“風土志”之撰寫，逐漸由傳統方志學的描述轉向具有一定近代社會調查意義的資料，其部分編撰者也從傳統士紳轉向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這使得“風土志”的內涵更為豐富和細致。

自明代以來，徽州就逐漸形成宗族社會。根據吳景超的描述，岔口一帶最早的居民為鄭姓，明末，附近的凌姓以及昌溪吳姓相繼遷入。及至清代，北岸吳姓開始遷入。到了民國，全村共有三百余戶，約一千余人，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吳姓。對岔口一地的“宗法”，吳景超指出：當地有吳姓祠堂四所，即光裕堂、積善堂、彝敘堂和祥和堂。另外，還有屬于凌姓的敬本堂。其他各姓，則因人數過少而未建祠堂。各祠堂中，以吳景超所在的光裕堂人數最多，為其他祠堂所不及。由于吳姓的四個祠堂源出一支，關系甚密，而且，他們又與凌姓互通婚姻而為親戚，所以村中彼此和諧相處，數十百年來都沒有打過官司，這在素以“健訟”著稱的徽州頗為少見。

關于祠堂，吳景超細致描述了祠產管理、祭祀及其相關食物，對于宗族社會背景下的佃仆制度，亦有專門的論述。在家族與家庭方面，他特別推崇徽州的分家習俗：

村中絕少三四世同居，雖兄弟亦多分爨，如一人有二子，則其子長大時，為父母者即為之析產。析產之書，多請族人簽押，防他日之爭執也。考家族制度中，惟數世同居一習為最惡，蓋人口眾多，則逢財相競，遇事互諉，儉者不復儉，而勤者不復勤，終至人逸家衰，趨于貧困。吾村雖行家族制度，然能擇其善而祛其惡，此村人所以多獨立之精神，而少依賴之惡習也。

根據吳景超的看法，分家習俗促使徽州的個體各自獨立，發家致富。而在我看來，此一習俗與“打會”（民間融資）慣例，是明清徽商崛起及稱雄商界頗為重要的兩個因素。另據唐力行教授的研究：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結構以核心家庭為主、主干家庭為次。在傳統時代，徽州的宗族呈現出日益擴大的趨勢，商業發展促進了家庭的裂變，家庭規模之縮小則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此種家庭—宗族結構，使得徽州社會更富于彈性和流動性，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以及徽商的商業活動。換言之，在大宗族的格局下，小家庭更能迸發出旺盛的競爭活力。

在論述了宗族和家庭的基本結構之后，吳景超認為：“風俗者，所以表現一地習尚之美惡，而政教所因也。”他將岔口的風俗分為婚嫁、喪葬、歲時和迷信四項加以分類論述。有關婚嫁，他具體描述了婚姻嫁娶的基本情況，包括在男方的送房、傳袋、吵新人、撒帳、吃交杯酒、拜灶司、拜三朝等，以及女方家中的嫁妝、辭祖、分家飯、哭嫁、接回門等。其中的一些記載，也反映出近代以來婚禮程序上的細微變化以及岔口村婚俗的獨特之處。在歲時節俗和“迷信”方面，文中對二月二日接土地，三月三日嬉龍舟，清明祭掃掛紙，立夏食面，五月五日端午，七月十五祭祖宗、焚燒金銀紙袋、作齋醮之會、召僧道施食，中秋食月餅、設宴賞月，九月重陽食角黍，十二月初八臘八節，二十四日送灶，除夕前數日送年節，除夕索壓歲錢、坐三十夜等，皆有細致的描述。既描摹了一地民眾衣食住行之常態，又展現了節日狂歡時眾多的迎神賽會場景。

（本文所附徽州文書及圖片，除特別注明外，均系私人收藏或拍攝。另，文中繪圖由李甜博士協助清繪，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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