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寶新近加強了唱片交易的管理。但相關話題早就偏離了實體音樂。談實體音樂，就像討論全球唱片業臨危自救一般無解。

鬧情緒并不影響聽音樂。通過數字渠道，海外的新老專輯，一首歌都不會遺漏。線上交易的緊縮，興許會刺激實體唱片店的回暖。由此，想起了許多往事。

八零后應該都擁有過一些童謠兒歌的卡帶，或者是燕子姐姐講故事的，父母長輩送的。我印象中自主購買的第一張唱片是《玩具總動員》的原聲卡帶，初中預備班的小朋友，聽不懂配樂，要買，純粹是喜歡那部電影。那是1995年。同學里有一位學霸酷愛音樂，其父是翻譯，外事出國的機會比較多，所以他的耳朵當時是和世界同步的。那年Enya發表了專輯The Memory Of Trees，我的這位同學不僅用最先進的Discman播放Enya的美版CD，還把這臺設備接了音響，拉了兩位女同學在班級的文藝晚會上翻唱了一曲Anywhere Is。

“但愿你們不會覺得我們是在念經。”他下臺時說的話我一直沒忘。我跟著他混了一陣。有個階段，幾個樂迷吃完學校訂的糟糕午餐，必要沿南車站路往北走，周華健、張信哲的鴛鴦情歌唱不停，到大興街的新華書店看看，新近又引進了哪些專輯。那時上海有許多音像店，規模不大，如同煙雜鋪。新華書店都設有音像部，規模可觀，一排排的卡帶藏在玻璃柜臺里很誘人。

初中高中的應試教育，那些殘酷的細節我幾乎全忘了，在網球場踢足球，校外聽音樂買唱片的段子一直收藏著，隨著時間的流逝，愈加鮮活。偶爾近到陸家浜路那段的南浦大橋，還會想起曾經的上海市音像制品批發交易市場——周五放學，走上半個小時，來此開洋葷。某種程度上，它是上海當時規模最大的唱片店，任何一件音像制品的塑封上都貼了標簽，印有批發和零售兩組價格，零售價和市面上基本一致，譬如港臺的流行卡帶賣九塊八毛，CD多為五十八元。

這時期的盜版問題已經很猖獗了。社會上的私營音像店很難與盜版保持距離。通常是一種混雜的狀態，考驗消費者的眼神與經驗。我后來整理出了一套識別體系，從廠牌、印刷、刻盤諸多因素切入。盡管如此，盡管我很挑剔，在上個世紀末，想要完全拒絕盜版也是不可能的。你迫切想要聽到更多的專輯、接觸更廣的風格。當時有個盜版廠牌叫“天津界音”，制作精良，接近后來所謂的“高仿”，這家出的多為歐美獨立搖滾史的名盤，集中在后朋克、暗潮、重金屬、電子這些另類門派。很多生僻品種，除非海外代購，或者通過打口洋垃圾渠道，不然從何染指？

那時期上海最酷的唱片店叫大陸唱片行，從設計到理念都散發著時尚、前沿的氣息，絕非武定路的“中圖”、浙江路的麗音廣場可以媲美。據說有香港背景，規模不如“九龍唱片”，勝在內容綜合，主營搖滾和爵士，可以訂購，和“九龍”構成互補。當時的《新民晚報》每周都有一版“音樂音響”，古典音樂的碟評總是“九龍”提供，其他樂風的多為“大陸”贊助。作為回報，給兩家唱片店都打了店名和地址。即便如此，高冷的問題同樣是困擾。單張132元的正價，偶爾也有一些99元的特價，大陸唱片行在復興中路茂名南路口堅守到了1998年秋天，原址改為盲人按摩，后來是大名鼎鼎的福茂小龍蝦，如今成了文化廣場的一段欄桿。

打口帶（碟）是一個可以聊上幾天的話題，它和盜版聯手，前者滿足樂迷欣賞、收藏音樂的渴求，后者解決老百姓聽音樂的剛需。國內正版引進的歐美專輯、“中圖”渠道的進口行貨，兩頭不靠，要么貴，要么品種少，社會上的音像店轉型、凋零也就不難理解了。本世紀初，私營的音像店幾乎放棄了唱片業務，專做影碟的租售，從VCD到DVD，全是盜版。

寬帶普及以后，數碼盜版（MP3）消滅了實體盜版，后來又被在線音樂取代。街面上的實體唱片店開始消失。社會上有呼吁保護實體書店的，卻很難聽到關懷實體唱片店的聲音。平心而論，在大自鳴鐘作為淘碟地標走紅的那幾年，我們擁有的實體唱片店其實主要是打口唱片店，不上臺面。所以，大自鳴鐘可以拆。由此，上海的碟販子開始了他們的流亡生活，先是寄居銀宮，隨后投奔葉家宅的建材市場。最滑稽的是世博會的那幾個月，葉家宅的碟販一方面要配合物業的工作，一方面又要糊口，所以柜臺上擺滿了襪子、手套，底下是另一番風景。

葉家宅去年拆了。在這之前，我的唱片收藏早已停止增長。我在很多場合表達過類似的感觸：實體唱片店最讓人感懷的是朋友。曾經，我們因為共同的愛好走到一起，時常見面，富于人情味，而今只剩下鼠標的冰冷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