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17世紀始，歐洲刮起了一股強勁的“中國風”。這場發端于11世紀的中國風，經過幾個世紀的發酵后，從17世紀開始全面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筑等，從王公貴胄到商賈鄉紳，無不對所謂的中國風尚趨之若鶩。中國風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時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風格。這場中國風在18世紀中葉時達到頂峰，在當時的英國則比其他任何時代和國家都更為盛行，中式風格被應用于各式家具和室內裝飾——從酒杯的式樣到書籍裝幀。尤其別具特色的是當時的洛可可風中式房間或閣樓，其中最為富麗堂皇的一間，在白金漢郡的克萊頓行宮（Claydon House）中完整保存了下來。

本文摘自《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由澎湃新聞經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18世紀英國代夫特工廠生產的中國風瓷碟

1760年，麗碧·波伊斯（Lybbe Powys）夫人拜訪了巴布·多丁頓（Bubb Dodington）在伊斯特伯里的住宅，事后她談及其中的“中式閣樓，即閣樓上的小臥室兼梳妝間。以中式風格布置，極為可愛，充滿情趣，床的尺寸與眾不同，長六英尺，寬七英尺”。這是18世紀英國眾多中式臥室之一，如今已無跡可尋。幸而現今仍有幾間類似的閣樓保存下來，其中富麗堂皇的中式家具難免會讓如今租住閣樓的窮學生自慚形穢。這些幸存的遺跡和對中國熱的嘲諷恰恰證明中式風格在18世紀50年代的英國比其他任何時代和國家都更為盛行。盡管評論家對此冷嘲熱諷，中式風格仍應用于各式家具和室內裝飾——從酒杯的式樣到書籍裝幀，無所不包。公園里草坪四周圍著網格中式柵欄，精美的拱橋橫跨小溪，各式各樣小巧古雅的中式涼亭點綴在橡樹和山毛櫸之間。時常有人在節日期間身著描龍繡花的中式長袍，卡納萊托（Canaletto）在他的英國見聞中描寫過作此等裝扮的人物。盡管如此，1753年當弗蘭希絲·勒德洛（Francis Ludlow）夫人坐著一乘狀如“飾有飛檐的印度建筑”的轎子出現在她的生日晚會上時，還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德拉尼（Delany）夫人對這一新奇奢侈之舉頗為欣賞，她認為唯一的遺憾是轎上的舊式流蘇應改為銀鈴，“悅耳的鈴聲”更能為晚會增色。

中國風雙把手帶托盤蓋碗，18世紀后期

如上所見，18世紀50年代的中國熱是逐漸興起的。中式風格房間中異國情調的彩繪鑲板，壁畫，繡花帷幕，印花帷幕和墻紙，直至18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令人吃驚的是到了19世紀這種風格已不再時興。彩繪嵌板已很少使用——不過在1762—1763年間白金漢宮中專門為生于德國的夏洛特王后布置了一個彩繪房間——帶中式彩繪的房間已近絕跡。安東尼奧·若利（Antonio Joli）為里士滿（Richmond）的海德格（Heidegger）大廈的客廳制作了一系列彩繪鑲板，其中融合了中式元素，他的靈感源自費舍·馮·埃拉克（Fischer von Erlach）的著作。然而總體上講這個客廳中式風格并不典型。除此之外，弗朗索瓦·克萊蒙（Francois Clermont）僅為幾間房中的天花板繪制了略具東方色彩的群猴圖。中式繡花帷幔要更加流行一些。19世紀早期工廠仍在制作艾麗尤耶爾式樣的墻帷。現收藏于德國的一套美輪美奐的嵌板可能出自同一工廠。嵌板上繪制了一群術士手提巨大的鳥籠乘龍穿云而過。術士們透過望遠鏡觀測天象，互相交換奇特的吉祥物。大多數“中式房間”以印花亞麻布或壁紙裝飾墻面。前者除在當時的日記中有所描述，完整的實物已無跡可尋，雖然通過一些殘存的織物碎片還可以想見其當年的華麗。幸運的是很多房間還保留了18世紀來自中國或中式風格的墻紙。

18世紀中國風座鐘

最早從東方進口的墻紙僅被用作棉布或印花布的廉價替代品，因為后兩種商品被議會立法禁止進口。到了18世紀，英國開始進口質量上乘的墻紙，適用于裝飾最為華麗的豪宅，價格昂貴，甚至于瑪麗·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原本打算用墻紙裝飾她在意大利的別墅，最終卻選擇了相對便宜的錦緞。這些墻紙通常聲稱產自印度——這是當時對遠東進口產品的統稱，并無他意——其實無疑來自中國。1750年，赫瑞斯·沃波爾提到一間書房用“我喜愛的中式風格裝飾，我正以同樣風格裝修里格比（Rigby）先生在埃塞克斯的宅邸。墻上掛著大幅印度風景畫，畫框是黑色木雕，柱楣為同色木雕。地板與墻面都貼著粉紅色墻紙”。（當然這種從中國進口的墻紙專為歐洲市場設計，比起一般中國家庭所用的要豪華精美得多。）這一時期最為流行的進口東方壁紙每一幅上繪有一棵大樹，奇異的珍禽在枝葉間鳴叫。另一種畫著曲折的回廊，一座小屋，屋前站著幾個中國人。隨意點綴屋舍及田園山水風景的壁紙也頗受歡迎。英國制造商對這些流行墻紙的仿造惟妙惟肖，他們的產品，尤其是沃頓-安德埃奇（Wotton-under-Edge）一幢屋中的墻紙，已經不能稱為“中式風格”，而只能看做對原作的剽竊了。

這類墻紙也出口到北美并獲得一定成功。1738年波士頓的托馬斯·漢考克（Thomas Hancock）曾給倫敦的文具店主寫信并附上他最近看到的一種墻紙的樣品，他訂購了足夠裝飾兩個房間的這種墻紙。“附上的樣品是新近一個房間裝修時剩下的，這種花樣在城中挺時興”，他寫道：“請您精心制作我的訂貨，價格盡量優惠，要是能在墻紙上到處多畫點兒鳥兒，底下多添點兒風景什么的，就更漂亮了……三四年前，我的朋友弗朗西斯·威爾克斯（Francis Wilks）買了同樣風格的墻紙，但比樣品華麗得多。他是從我們這兒的山姆·沃爾頓先生那兒買的，由奧爾德曼伯里（Aldermanbury）姓鄧巴（Dunbar）的商人制造……這種墻紙上還畫了各式小鳥，孔雀……松鼠，猴子，花果等等。”“到處多畫點兒鳥兒”之類的要求是當時的時尚。中國風的愛好者們很少滿足于真正中式風格的簡潔。英國制造商當然投其所好地生產堆砌著東方圖案的墻紙，其藝術效果與中國制造的原作大相徑庭。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中藏有幾幅類似的墻紙：1720年左右生產，深褐淺黃相間的植絨質地，繪有粗糙的東方建筑，異國情調的花鳥和東方人物。另有一幅嵌板，描繪騎著駱駝的中國人， 背景為繁花盛開的大樹，制作時間大約是1770年，但整個風格仍是洛可可式的。通常臥室和化妝間以印度或英式中國風墻紙裝飾，并搭配中式家具為之增色。1746年，德拉尼夫人的化妝間“貼滿繪有鮮花珍禽的印度墻紙……印度風格的天花板，窗框和房中家具以同樣風格搭配，臥室仍用印度墻紙裝飾，金黃色地板，寢具均為金黃兩色刺繡的白色錦緞，產自印度”。 德拉尼夫人稍后很可能從長期保持通信的維西（Vesey）夫人那里學到一個新穎創意。據她說，這位夫人的“奇思妙想是將人物和花草從印度墻紙上剪下，浸在油中使其透明，然后貼在她化妝間的窗上仿造玻璃彩繪，效果甚佳”。不甘于讓這些女學者搶盡風頭，蒙塔古夫人炫耀自己的化妝間“恰如印度女神的殿堂……窗簾由薄紗制成，上面繪有中國畫，印度式扇形椅背上放著日式錦緞靠墊”。克萊頓行宮中國廳壁爐上雕刻的花紋細部

當時很多房間家具布置與印度墻紙的異國情調相配。窗戶之間鑲嵌著穿衣鏡，鏡框通常為規整的洛可可式卷須花樣，上面棲息著鳳凰，門框上游龍和繁茂的枝葉取代了古希臘式人字形設計，壁爐四周以洛可可式渦形花紋裝飾，花紋延伸至壁爐頂端，頂端通常是一個寶塔形亭子或是其他中式造型。遺憾的是許多這樣精美的房間已不復存在，好在其中最為富麗堂皇的一間，在白金漢郡的克萊頓行宮（Claydon House）中得以完整保存下來。

《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英]休·昂納著，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