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似乎成為各種文化取得長足發展的唯一出路。在此契機下，浙江大學出版社聚焦于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海外中國思想史研究前沿譯叢”系列書籍。

據彭國翔稱，目前國內的各種譯叢，尤其有關中國研究的，更是令人目不暇接。但這套譯叢聚焦于目前海外關于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精挑細選，作者都是當前海外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一時之選。翻譯的質量也力求精益求精，可以說給目前海外中國研究著作的引進這一園地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風氣。

活動現場

3月10日上午，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大學出版社·北京啟真館聯合舉辦“全球視域中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座談活動。活動邀請了叢書主編——浙江大學教授彭國翔介紹海外中國思想史研究現狀，并邀請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赟和貢華南作為對談嘉賓。三位學者分別從思想史研究與文化史和地方史的關系、探尋遠方世界也要最終回歸自身、要以中國為研究方法等角度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思想史和文化史、地方史不是涇渭分明的

彭國翔首先介紹了“海外中國思想史研究前沿譯叢”的出版背景和主要內容，進而介紹了西方從思想史到、社會史、文化史、地方史等研究范式的轉變。在此基礎上，他指出了這些研究取徑之間并無高下之分，也不是涇渭分明，只是研究對象與觀察視角的差異。而該套叢書的“思想史”取其最廣義，其實已經包含了一些屬于文化史、地方史甚至社會史的著作。

在彭國翔看來，“思想史”不只是純粹歷史的描述，不只是來“說事”，也要“談理”。在這個意義上，“思想史”可以說是兼顧“事”與“理”以及兩者之間互動關系的。他說：“一個好的思想史研究，應該是哲學專業的認為其中有思想，同時歷史專業的認為其中有史。相反，一個不成功的思想史研究，大概就是哲學專業的認為思想貧乏而歷史專業的認為史料薄弱。”

彭國翔

對于吸收和借鑒海外研究成果的意義，彭國翔舉了那種認為應該回到所謂“原汁原味”的中國研究的主張作為反例。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你叫我講《老子》，我從到尾背一遍，一個字不差很純粹，這大概是最原汁原味的了吧。但是，很可能聽者昏昏，講者也未必知道什么意思。顯然，如果我們不應現代的語言加以解釋，恐怕大家不懂，這就毫無意義。如果我們適當借助一些西方的語匯，運用現代的語言，可以把老子的思想講的并不走樣，甚至反而更深入、明白，這是不是比所謂的‘原汁原味’要更合理呢。”

對于中國傳統包括整個人文學發展的吐故納新、與時俱進，彭國翔做了一個比喻。他說：“如果中國傳統可以比作一條河流的話，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長江、黃河，河流流出的每個時段，幾乎都有新的水流匯進來。如果沒有新的水流匯入，河流可能早就干涸了。”因此，彭國翔認為，二十世紀現代學術建立以來，中學的發展早已離不開西學的引入。現代中國學術的關鍵問題，可以說就在于如何處理中西（包括印度）之間的關系。不但西方中國研究的成果要充分了解，西方的各種思想理論，我們也需要留意。

有目的地追求“詩和遠方”

提到中西之間的關系，貢華南想起來了前不久流行的一個說法——詩與遠方。他認為現實中的確存也在這樣的問題，比如農村的羨慕城鎮的，城鎮的羨慕地級市的，然后是省城、直轄市，直到歐美。但是很多人又在口口聲聲說重建我們的家，重建我們的儒學，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社會結構。貢華南認為這二者之間的張力才是問題的核心。

在貢華南看來，遠方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可以去遠方，但我們不是去漫游，而是要去探尋遠方真正的秘密之處，并且我們還要知道歸處在哪里。在這樣的想法之下，從自身出發、回到自身，知往且返。

從味覺出發，闡釋人生的可能性、必要性，這是貢華南十年一貫的目標。味覺就是知往且返，從自身出發回到自身，現實如何操作則是開放的，最終味覺思想要指向的是尋求一個安身之處。

陳赟（左）和貢華南（右）

貢華南認為，“我們當下要尋求安心之處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挺立天道、地道、人道的同時，挺立一個悟道的觀念。萬物皆是目的，這樣意義上可能才能建立心安之處。”

學術、政治、世道、人心是一體的

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提出了關于學問的理解：學無中西，學無古今，學無有用無用。這一提法涉及到了中西匯通問題，將這個匯通區分來看，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把全球關于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以中國為對象的研究納入我們自己的視野。

[比利時] 魏希德：《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范之折沖》

在陳赟看來，這樣一種研究是在西方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著眼于西方的問題意識，所以有它的獨到之處。然而西方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仍然是西方的大的知識譜系當中的一個部分，中國只是一個中介，一個環節，最終還是服務于整個西方的規劃。

除了對中國思想史進行研究之外，西方研究更多的是他們本土的文化，這種文化對整個20世紀中國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西學熱。有很多人說近些年來，我們國學也很熱，但陳赟覺得國學熱只是表面看來很興盛，實際上還是西學主導，比如馬克思主義就是西學，所以西學是沒有辦法回避的。如果我們要更深的了解自己，我們還要向這個部分的西學進軍，還要消化這部分的西學。既要消化西方的中國研究，還要消化西方的學術，這個任務還遠沒有完成。

[美] 魏家倫：《晚明地方社會中的禮法與騷動：管志道〈從先維俗議〉研究》

我們中國的研究，既要有一個開放的視野，了解西方的漢學，了解他們的知識譜系，了解他們文明的核心，但同時回到我們的近處，回到我們的本根上。然而，我們目前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是對象，還是方法？陳赟認為，我們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國作為一個對象，我們研究中國，所以中國哲學就是研究孔孟老莊等等。但是回顧一下中國古代的儒學你會發現往往不是一樣，因為學術研究對現實的介入，對社會政治歷史的介入，其解決當下問題的能力會被突出。

在陳赟看來，我們今天的中國思想的研究，除了理論的創新，思想的發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本土的人心、世界的了解，應該把學術的根扎到這里面。“因為在整個中國傳統的視野當中，學術、政治、世道、人心這個東西是一體的。”

陳赟：《儒家思想與中國之道》

古代的儒者認為，如果某個時代政治不親民，實際上是長期的學術不行的結果。陳赟覺得雖然我們身處專業化、技術化的時代，但是在這樣的時代下，學術本身依然有社會歷史、社會政治的功能。這個角度講，學術作為一種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的方式，如何能夠應對社會政治的危機就成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把中國作為對象，轉向以中國為方法。

只有這樣做，才可能使學術在社會歷史和世界有一個真正的根，而不僅只是我們口上講的，筆下寫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