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的青銅重器“皿天全方罍”2004年在國人的通力合作下，回歸國內，實現器、蓋合一的消息曾轟動國內文博界。其原定于2014年3月20日在佳士得紐約上拍，當時估價為1000萬?1500萬美元。

時隔三年，多件由日本藤田美術館藏的商晚期珍罕青銅禮器將于紐約時間3月15日19:00在佳士得紐約亞洲藝術周期間舉槌，同樣引發極大關注。紐約時間3月10日將迎來預展首日。與該幾件青銅器一同上拍的還包括經日本“山中商會”之手流失海外的《石渠寶笈》著錄的名畫——宋代陳容《六龍圖》水墨紙本手卷等。面對如此重量級的中國文物，有文博領域專家呼吁，希望中國的收藏者不要瘋狂參與，出價要理智。

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研究員周亞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采訪時表示，藤田美術館收藏的這幾件青銅禮器保存精美，代表了中國商晚期最高的青銅鑄造水平，非常重要。可能出自晚清時的日本山中商會，雖然出土的類似器型、裝飾、工藝的青銅器國內都有，但仍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周亞表示，希望買它們的人一定要是真正喜歡青銅器的人，不要是那種為了盈利目的而去競拍的人。

出土和流傳經歷未明

與湖南省博物館藏的“皿方罍”曲折、傳奇的流轉經歷不同，對于即將上拍的四件商晚期青銅重器，關于它們的出土地和流傳經歷人們知之甚少。

藤田美術館藏中國古代藝術珍品專場將推出31件拍品，除了多件備受矚目的商周青銅禮器，還包括《石渠寶笈》著錄中重要的宋代書畫作品及龍泉青瓷和佛造像等。所有拍品均來自位于大阪藤田美術館藏，為藤田家族1940年以前的珍藏。

已知的宋代陳容《六龍圖》水墨紙本手卷是經由日本“山中商會”之手流失海外，周亞推測，這幾件青銅器很有可能也是通過“山中商會”流失出去。“因為梅原末治先生編的《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收錄了這幾件青銅器，而這本書的出版商就是山中商會，很多資料來源可能就是山中商會提供的。”

而它們的出土地也并不十分明確。據周亞介紹，最主要的四件青銅器拍品中，青銅饕餮紋方尊、青銅饕餮紋方罍、青銅饕餮紋瓿可能是中原地區出土，甚至很有可能是安陽殷墟出土，但這也只是推測，因為沒有更確切的考古資料為依據。青銅羊觥根據其器型和紋飾來看，應該鑄于南方，在長江流域有過類似動物器型的青銅禮器出土。

代表商晚期最高青銅器鑄造水平

據周亞介紹，中國青銅禮器至晚商的殷墟時期臻于鼎盛，藤田美術館藏的方尊、方罍和瓿從它鑄造的精美程度而言，均代表了這一時期最高的青銅鑄造水平。特別是像方尊、方罍這樣的方形器在商晚期的青銅器中所見不多，依照目前考古發掘來看，出土方器的墓葬，它的等級、墓主地位都是比較高的，所以這幾件青銅器很有可能出自比較重要的貴族墓里。但是這幾件青銅器都沒有銘文，無法推測它是屬于哪一等級的墓葬，但墓主地位肯定是比較高的。

相較于“皿方罍”而言，藤田美術館藏的青銅饕餮紋方罍在年代上要更早，“皿方罍”從紋飾包括器形上的特點來看，屬于商周之際鑄造，而青銅饕餮紋方罍屬于殷墟較早時期。從工藝方面看，二者相差不多，都代表了商晚期最杰出的鑄造工藝。紋飾布局基本上還是按照當時的工藝套路，從蓋子、口沿、肩部到器腹的上半部、下半部、到圈足，整個紋飾排列是按照當時常見的這種規律，沒有特別之處。而“皿方罍”出現在市場上時之所以特別轟動，一則因為它是“方罍之王”，為目前所見商周青銅罍中體量最大的一件器物，另外它自身有著清晰的遞藏和傳奇的流轉經歷。

值得一提的是，青銅饕餮紋方罍器蓋和器身保存完整，且非常精美，這比較珍貴。“很多方罍出土時往往器、蓋分離，包括像’皿方罍’，身、蓋分離將近一個世紀；上海博物館藏的一種方罍也是缺少蓋子的，其器蓋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出土完整的器蓋合一的方罍也有，但不是特別多。”周亞說。

另一件即將上拍的青銅饕餮紋瓿體量碩大，可與之相對照的是曾在婦好墓出土的瓿。“婦好的地位不低的，她是武丁的配偶。而這件瓿它也沒有銘文和任何考古資料，所以沒法確定墓主的級別和身份，但是從它的器型、紋飾制作精美程度而言，我覺得墓主身份不會很低。”

青銅羊觥從造型而言具有典型的南方特征。上海博物館正在展的特展“鴻古余音”中有一件青銅犧觥，與藤田美術館藏的這件青銅羊觥有著類似的鳳鳥紋。只不過上海博物館是牛的造型，藤田美術館是羊的造型。

周亞介紹，此類動物造型的觥距今為止出土并不多見，數量上也是屈指可數。除了上述兩例，陜西洋縣張家村出土過一件青銅鳳鳥紋觥，描寫的是何種動物尚不明晰，但是其造型和紋飾與青銅羊觥類似，都具有典型的南方特征；湖南衡陽出土過一個牛形觥，其上也裝飾有類似鳳鳥紋，造型上略有區別。

具有研究價值，可彌補上博館藏

作為國內青銅器收藏大館，上海博物館有著最為完整的青銅收藏體系。從時代延續和器型方面都比較完備，然而藤田美術館藏的這四件青銅重器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上博館藏。

“我們沒有這么精美的方尊，是很缺的，方罍我們有一件類似的，從精美程度而言是不亞于藤田美術館那一件，而且我們是帶銘文的，但是遺憾的是那件是沒有蓋子的。”周亞說。

據周亞介紹，上博收藏的方罍從銘文來看它有可能出土于中原的北邊，即現在的遼寧南部和河北北部一帶，即歷史上所謂的“孤竹國”。青銅器研究專家李學勤先生寫過專門的考證文章，認為銘文上的其中兩個字可釋讀為“孤竹”，銘文大意是說“孤竹的亞□ 造了這件東西”。“李先生的學說，學界現在大致都是認可的，也就是說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這件方罍可能代表著商代另一方國的鑄造水平，而藤田美術館藏的這件方罍代表的是中原地區的鑄造水平。”

藤田美術館在1954年落成于大阪市中心，為日本最重要的文博機構之一。藤田家族珍藏亞洲藝術品多達5000件，其中包括9件國寶和51件重要文化財產。對于收藏有如此之多重要文物的機構而言，近年來卻遇上財政危機，于是就有關于藤田美術館為籌集修繕資金將出售館藏的消息。

對于即將上拍的這四件青銅重器，其估價均不高于800萬美元，周亞表示，“藤田美術館推出一個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專場拍賣，正是因為近幾年中國文物市場的火熱，我并不特別強調說這幾件青銅器一定要回歸國內，我只是希望，買它的人一定要是真正喜歡青銅器的人，不要是那種為了盈利而去拍的人。” 周亞說。

由于流失國寶涉及追索話題，相關專家表示，這可能有相當難度，且證據不足，因為這些青銅器當時很有可能是當時山中商會以“購買”的形式離開中國的。也有另一專家認為可能出自山中商會購買的恭親王府的那批收藏之中。

延伸閱讀：日本山中商會與中國文物的背井離鄉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猜測出現在紐約的這批青銅器可能出自日本山中商會，那么，山中商會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機構？

中國珍貴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高峰正是發生在政治飄搖、社會動蕩的晚清時期，而當時全世界最大的中國古董商、日本古玩業巨子山中定次郎就是這波巨浪的弄潮兒。正是由于山中定次郎的山中商會的推波助瀾，山中定次郎的強力運作和大肆掠奪，海量的中國珍貴文物像潮水一樣流失海外，開始了背井離鄉之旅。此前在香港上拍的多種有關山中商會和山中定次郎的珍貴文獻，如日文版《山中商會》、《山中定次郎傳》、《故山中定次郎氏·古美術品展觀圖錄》、《天龍山石窟》、《天龍山石佛集》、《支那山西省大同石佛寫真集》，以及諸多原版照片等，揭示了相關的時代背景，記錄了歷史。

1866年，山中定次郎出生在日本大阪古董商家庭，原名安達定次郎，幼年隨父親出入于古董商鋪中。對古玩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3歲時作為學徒進入了當時大阪頗有名氣山中吉兵衛商店，因勤奮好學以及其堅忍不拔的個性，被老板看中，在他23歲那年入贅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衛家，娶其長女并改姓山中，隨后開始了為山中商會進入歐美市場開疆拓土之路。

在山中定次郎的領導下，日本山中商會于1894年在美國紐約開設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頓、芝加哥陸續開設分店；1900年在英國倫敦開設分店；1905年在法國巴黎開設代理店。因此他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經營中國古董商。為了提高經營規模，擴大貨源，山中定次郎于1901年在北京東城麻線胡同3號設立辦事處，1917年又購入肅親王家的一處300平米的四合院，作為山中商會在北京支店。山中商會北京支店長是日本人高田又四郎，日本店員4人，中國雇員15人。

山中定次郎本人每年定期來北京二次，大約停留2周左右，親自開展在北京收購中國古董的業務，甚至直接參與了掠奪中國文物的骯臟勾當。其最有名的事件有兩樁：

其一，導致中國清末最大的私家收藏地恭親王府的收藏，悉數流失海外。

清朝被推翻后，親王府溥偉與肅親王善耆等人組織“宗社黨”，妄圖復辟清室，主張整兵一戰。為籌集復辟的“勤王軍”的軍餉，親王府溥偉將家中的收藏，除字畫之外的全部珍貴文物賣給了山中定次郎。

山中定次郎在1912年初冬的日記中，記述了這次恭親王府“挖貨”之行：寬敞的庭院內，有著一排排裝滿寶物的倉庫，其中又分為如意庫，書畫庫、青銅器庫，大概有幾十間。每間屋子里的物品上，都落滿了厚厚一層灰。在庫里你還能看到無數的翡翠珠寶手飾，多的就像是米店里的大米。山中定次郎還得意洋洋地說，“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會有這樣的機會！”最終，山中定次郎以34萬大洋的價格買下了恭王府除了書畫以外的青銅器、陶瓷、玉器、翡翠、座鐘等全部恭親王府的收藏。

其二，已知山中定次郎最為臭名昭著的行為，就是以金錢誘惑看守石窟的僧人盜劫、破壞山西天龍山石窟佛像。

天龍山石窟位于中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龍山上，東西兩峰共有石窟25座，分別開鑿于東魏、北齊、隋、唐各朝。據不完全統計石窟內外，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畫等1144處，以其造型嫻熟，比例適當，線條柔和，雕刻精美而著稱。1918年日本學者關野貞找到天龍山石窟，并將考察報告公布于世。山中定次郎聞訊后，分別于1924年6月和1926年10月二次潛往天龍山石窟。他通過賄賂等手法，買通了天龍山腳下寺廟的住持凈亮和尚，將大批佛首偷運出山。山中定次郎日記詳細記載了其中一次的盜運，40多個佛頭被砍下來，裝成箱，運到北京，然后由北京運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