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野狼”：故事背后的道德訓誡

“小紅帽”是兒童文學界最知名的童話之一，它源自18世紀法國農家圍坐在火爐邊打發漫長冬夜的消遣故事：村姑小紅帽去森林的另一頭看望外婆，在路上被野狼欺騙，同床而眠最終被野狼吃掉。故事中的受害者還有那位生病的外婆，早在小紅帽趕到之前，她就被抄小路趕到的野狼一口吞下了。法國17世紀隨筆作家佩羅(Charles Perrault)將這個中世紀口耳相傳的故事記錄了下來，隨后廣泛流傳，即為故事《小紅帽》。對聽故事的小女孩來說，故事的啟示在于：注意安全，和狼保持距離，否則就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對佩羅來說，這個故事啟示并不是寫給小姑娘的，它有獨特的時代寓意。

佩羅所處的時代，人們的壽命普遍較短，早婚早育是社會常態，而且婚姻是女性存在的唯一意義。家庭出身和貞操則是年輕女孩在婚姻中的價值體現。然而，上流社會雖看重貞操，但在法國宮廷卻流行相反的論調和做派，整個宮廷充斥著淫靡的氣息。當時的上流社會熱衷舉辦沙龍，多半由學識淵博的公爵夫人或仕女贊助，沙龍自由不拘的風氣為名門閨秀的非道德幽會大開方便之門。而這在當時并不算丑聞，跟寫書作畫一樣，被視為日常娛樂，充滿風情又無傷大雅。

身為法國皇室官僚的佩羅看在眼里，決意維護法國封建貴族的倫理秩序，與淫靡的宮廷氛圍相抗衡。他廣泛搜羅各種民間故事，凈化其中的色情內容，編輯成書以迎合沙龍中女性雅士和宮廷貴族的品味。在其編輯的《附道德訓誡的古代故事》（《鵝媽媽故事集》）中，佩羅在每篇故事后附上了詩體的“道德訓誡”。在《小紅帽》的文末，他寫道：“小女孩……永遠不要信賴陌生朋友……野狼可能用各種偽裝，潛伏在你周圍，它們可能變得英俊﹑和藹，愉悅或迷人——當心！……最甜的舌頭往往帶有最銳利的牙齒！”佩羅借小紅帽的故事訓誡那些沙龍仕女：當你邀請那些彬彬有禮又體貼時髦的巴黎上層男性參加你的沙龍聚會時，也許就已經為這些精心喬裝的野狼打開了一扇通往床笫的隱秘之門，這著實是個危險的開端，女性必須要戒心守護貞操。佩羅用小紅帽的鮮血為淑女們上了一堂道德訓誡課。在后來的童話版本中，佩羅苦口婆心的“教訓”雖然都被刪除了，但有關于狼的隱喻依舊存在。

聽媽媽的話：格林童話中的乖乖女

如果說佩羅的故事隱含了法國宮廷的道德世故，那么格林兄弟則是在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重新打量“鵝媽媽”民間故事寶庫，發掘出適合兒童閱讀的元素，從而“讓民俗故事中的詩意散發效果給人愉悅，同時教忠教孝”。懷著這一目的，1812年格林兄弟編撰的德語版《兒童與家庭童話集》問世，《小紅帽》赫然在列。與佩羅版相比，故事情節有兩處變動：開頭增加了媽媽“不要走小路”的告誡；結尾處新出場的獵人從野狼的腹中營救出小紅帽和外婆，同時刪除了佩羅的“教訓”。

一旦閱讀對象從閨閣女子轉變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小紅帽”便衍生出新的性格。格林兄弟刪除了法國版中小紅帽主動撫摸、暗示勾引野狼的情節，以兒童形象出現的小紅帽生活在充滿親情的家庭中，生活經驗豐富的母親則勸告小紅帽不要偏離正路。尤為值得注意的新角色獵人，不僅在敘事層面推動“解救”這一情節，而且這一角色并被賦予父親的權威，體現了19世紀的父親及丈夫形象——保護者。父親的重要性及女性的順服，是維多利亞時代歐洲常見的家庭生活規范。小紅帽不聽媽媽的告誡而落入危險，在獵人的幫助下化險為夷，其教育意義非常明顯——要聽從父母的教導，否則會產生嚴重后果。

格林兄弟版《小紅帽》以兒童和家長為接受者進行倫理道德教化，是則宣揚家庭規范的寓言，而佩羅則為上層女性寫明宜于保持自身婚姻價值的良方。雖然具體目的不同，但格林兄弟與佩羅的女性觀卻是一脈相承的。佩羅的小紅帽是美麗而軟弱的，由于自己不適宜的言行舉止，招致了狼/男性的侵犯，最終丟了性命。在格林兄弟處，小紅帽(女性/小孩)無法處理周圍的環境的異己力量，必須在獵人(男性)和外婆(大人)保護下才能求得安全。狼和獵人都是男性形象的象征——狼代表壞男人, 獵人代表好男人，兩男相斗使得小紅帽成了在場的缺席者。

鮮為人知的是，格林兄弟還為《小紅帽》撰寫過第二種結局：被獵人救出后，小紅帽又遇到第二只野狼，但她已學到教訓，和外婆聯手設下陷阱干掉野狼。遺憾的是，這個結局與維多利亞時代崇尚的女性氣質大相徑庭，故未流行，否則這個版本《小紅帽》一定會成為另一種經典。不過，比格林兄弟這一結局更為精彩的改編后來就出現在女權主義作家的筆下。

向狼宣戰：小紅帽如何成了女漢子

與爭取婦女選擇權和教育權不同，20 世紀60 年代掀起的女權運動第二次高潮，其要求在于消除兩性之間被歷史與文化賦予的性別氣質，這種氣質已成為一種對女性的壓制力量。作為“小女孩人生中第一本訓練手冊”，童話在教導女孩順服溫馴的過程中無疑成了女權主義者眼中的幫兇。佩羅和格林兄弟的《小紅帽》首當其沖受到矚目。面對野狼的侵襲，女孩柔弱、被動顯然不妥。因此女權主義者親自上陣去除《小紅帽》中性別教化的糟粕。

一時間各種顛覆傳統的《小紅帽》故事版本令人應接不暇。比如，有1972 年“默西塞郡女性解放組織”的四位女性共同撰寫的《小紅帽》、1985 年夏普所著的《不那么像小紅帽》、1983年羅納德·達爾的《小紅帽與野狼》以及蕾克的《黛麗雅的小紅帽》，等等。在這些新故事中，小紅帽-野狼-外婆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媽媽的教誨和獵人的搭救不復存在，小紅帽被塑造為自救者。更有激進的版本甚至將外婆塑造為身強力壯的老婦人——祖孫倆成了具有男子氣概的新女性，時而幽默，時而堅強，識破野狼的偽裝并親自將其制服。

英國短篇小說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改寫的《與狼為伴》是其中最具爭議的一個故事版本，新故事將女性主義、后現代思潮以及哥特式手法熔于一爐，重構敘事挑戰父權制思想。在這個故事中，小紅帽成了一位魅惑女郎，而“狼”則化身為一位男子，小紅帽在表演了一場脫衣秀后，“當面嘲笑這個顴骨高高的，雙眼在暗處閃閃發光的男子。她扯下他的襯衣，像處理自己脫下的衣襪一樣，把他扔進了火爐里。”原本童話中的犧牲者小紅帽在這個故事中是個貫穿始終的征服者，以自身的叛逆氣質掙脫了男權書寫者賦予的死亡或救贖。

從受難者成長為乖乖女，繼而變身為獨立女性，女權語境下的小紅帽努力地顯露其男性氣質——包括攻擊性和獨立性，小紅帽逐步演化為不同于童話中公主系列的獨特存在。這個居住在森林邊的鄉村姑娘因為偶遇野狼改變了命運，一躍成為現代都市藝術家與時尚圈的寵兒。

童話之外的百變“小紅帽”

三個世紀前，也就是小紅帽剛剛誕生的時刻，她無助地需要獵人的協助驅趕野狼。到了二戰期間，小紅帽成了漫畫家艾維利（Tex Avery）筆下的女主角，在燈紅酒綠的夜總會當跳舞女郎。在大眾文化和消費潮流興起的戰后，她大受紐約麥迪遜大道的追捧，為摩登女郎代言，為這條街無數廣告公司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來源。蜜絲佛陀化妝品公司在1953年推出了一款“小紅帽口紅”，廣告女郎身披紅色披肩，搽亮紅色指甲油，宣稱涂上這種口紅可以吸引野狼現身，廣告另一頁則有幾個帥哥從森林里冒出頭來露出色瞇瞇的笑臉。在美國《紐約客》的雜志上，小紅帽美艷不可方物，開著新款紅色敞篷汽車去外婆家，她的紅色披肩是迪奧最新款，她挑逗的微笑和側眼一瞥，幾乎和蜜絲佛陀口紅廣告的女主角一模一樣。

“小紅帽口紅”的廣告。以上圖片均來自《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三百年的演變》。

90年代法國導演呂克·貝松（Luc Besson）為香奈兒NO.5香水拍攝的小紅帽主題廣告又更新了小紅帽的魅力：她吸引著眾人的目光，在輕撲幾滴香水后，穿上標志性的紅披肩，向她飼養的寵物狼示意保持安靜，然后帶著微笑去香榭麗舍大街開啟與另一群狼的狂歡之夜。千禧年的“小紅帽”則主動出擊——百事可樂2001年的電視廣告中性感女星金·凱特羅爾（Kim Cattrall）身穿紅衣和紅色披肩，四處找尋完美的男人和不含酒精的完美飲料。

小紅帽不僅受到廣告商的追捧，同時也成為歌劇與電影藝術的新晉女主。1966年大受歡迎的《小紅帽》歌劇將劇情改為野狼追逐小紅帽不是為了一飽口福，而是想和她約會。在1997年李安導演的電影《冰風暴》（The Ice Storm）中，小紅帽被賦予“性騷擾”的主動權，年輕的溫蒂披著紅披肩在森林里閑逛，最后突襲鄰居家藏酒的櫥柜，并偷偷跑到隔壁去愛撫鄰家小男孩。1996年馬修·布賴特（Matthew Bright）以《小紅帽》為底本創作的電影《極速驚魂》（Freeway），“小紅帽”薇瑟娜和“狼”弗頓（Wolverton）在高速公路上的追擊搏殺，借以控訴社會不義的黑色公路喜劇。這些銀幕故事將童話故事轉化為社會批判，以夸張的手法揭示種族、階級以及性別的刻板印象。

《極速驚魂》海報

多方位的改造讓現代小紅帽不再是悲劇小女孩，她如同最有經驗的獵人，越來越能掌控自己和野狼的命運——她會搽上蜜絲佛陀口紅，噴上香奈兒五號香水，開大紅敞篷跑車，甚至掏出手槍干掉野狼。盡管變化多端，但隱藏在紅斗篷下的信息與三百年前佩羅的訓誡如出一轍：無論在茂密幽暗的森林還是霓虹閃爍的都市，無論她穿著連頸兜帽或是緊身內衣，素面朝天或是淡抹濃妝，性吸引力都是女性價值的最高體現——沒錯，只有具備吸引野狼轉頭注視的能力，小紅帽才是好樣的。這顯然與20世紀后半葉女性主義書寫的小紅帽大相徑庭。小紅帽兜兜轉轉似乎又回到了三百年前的那片叢林里，不知下一次邂逅，她將會對野狼做些什么？

參考文獻：

【美】凱瑟琳·奧蘭絲汀：《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三百年的演變》，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美】羅伯特·達恩頓：《屠貓記》，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李玉平：《倫理話語與社會變遷———論〈小紅帽〉童話故事的改寫》，《外國文學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