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開設賭場犯罪目前呈高發態勢，2021年1月至9月，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24539件52422人。為依法嚴厲打擊該類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將開設賭場犯罪第一檔法定最高刑從原來的有期徒刑三年提高到五年，并增加了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的新規定。本期案例為最高檢近日發布的檢察機關依法懲治開設賭場犯罪典型案例之一，直觀反映了新型開設賭場犯罪的新變化和新特點，也體現了檢察機關準確認定相關犯罪事實，精準適用法律，依法懲治開設賭場犯罪的努力。

“名為跨國度假酒店，實質上就是跨境賭場。犯罪嫌疑人以組織高爾夫球運動等所謂商務活動為名，誘騙我國公民參與賭博活動。疫情發生以后，實體賭場經營慘淡，他們竟然開始向網絡賭場‘轉型升級’，發展了51名中國籍股東代理和代理，涉案賭資高達2.5億元人民幣！”2021年12月14日，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區檢察院的辦案檢察官對記者講述了辦理這起跨境賭博案件的背后故事。

2021年4月起，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區檢察院陸續對吳某等跨境開設賭場系列案的62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訴，對組織中國公民出境賭博、招攬中國公民參與網絡賭博的賭場高管、骨干分子，依法從嚴懲處，提出有期徒刑六年至三年不等的量刑建議。截至目前，法院已陸續對該系列案件的部分案件宣判，均采納了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

至此，一個創建時間長達21年、涉案人員多達63人的“實體—網絡”跨境賭場轟然倒塌。

辦案組在研討案件

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議研討案件中存在的問題

庭審現場

名為商務活動

實為游、住、賭一體化

1999年，在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某國邊境口岸上，一家名為“好彩”（化名）的酒店拔地而起，開始面向中國公民承接各類跨境“商務活動”。酒店設有高爾夫球部、酒店部、娛樂部等部門，看起來與當年各地口岸林林總總的旅游酒店并無不同。

“說是主營跨境商務活動，主打招牌是高爾夫球運動，但實際上核心部門也是唯一的盈利部門，只有娛樂部。”從化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介紹說，“所謂娛樂部，說白了就是賭場部，高爾夫球部、酒店部均是賭場部的配套部門，為賭場部服務。”

酒店的核心業務是賭場，來往賓客的身份自然也呼之欲出——賭客。

然而，該酒店所在國雖然允許開設賭場，卻不允許本國公民參賭。因此，賭場招賭人員和招賭目標均以中國公民為主。

據調查，吳某等人以中國經濟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家、個體工商戶、企業高層為目標，通過商務合作、熟人介紹等方式聯系上這些人后，假借開展高爾夫球運動等“商務活動”的名義，吸引他們入住其賭場所在的酒店，而后采取游、住、賭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引誘他們到賭場參與賭博活動。

為更好地配合酒店開展“高爾夫球運動”，酒店還在廣西設立了接待處和辦事處，接待處配合酒店組織、拉攏中國境內經濟實力雄厚的私營企業主、企業高管、個體經營者等潛在“優質客戶”前往酒店所在地“打高爾夫球”，辦事處則專門負責與該國駐本地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打交道，并安排專人為賭場客戶辦理簽證手續，為賭場客源輸送、賭場運營提供便利。

網絡賭場發展迅猛

層層代理模式發展客源

2020年以后，因受疫情影響，中國出境人員驟減，該賭場的實體業務慘淡。為了獲取更多非法利益，吳某等人迅速拉攏網絡安全專業技術人員加盟，加速實體賭場向網絡賭場“轉型升級”，大力發展面向中國公民的網上賭博業務，大規模招攬中國公民參與網絡賭博。因原先的實體賭場已有了雄厚的客戶基礎，網絡賭場發展迅猛。

為保證賭場網站的隱蔽性，網站代理僅發展信得過且有經濟實力的熟人作為下級代理、會員，這些人再充分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極力物色、發展其他信得過且經濟實力雄厚的下級熟人為代理、會員，甚至拉攏親屬參與共同犯罪。

宋某是該賭場網站的一名股東代理，她原本生活條件優越，因為偶然機會進到賭場，出于好奇試賭之后深陷其中，最終輸盡家產，負債累累。為了賺錢翻本，她選擇了開通賭場網站股東代理賬戶接受他人投注，最終陷入犯罪泥潭。在被羈押期間，她因無法照顧陪伴年邁久病的父親而悔恨萬分。

在這個犯罪團伙中，如宋某這般深知賭博危害，但為了高額回報將更多無辜者拉進深淵的人，并不在少數。

文某、王某等人原本是國內民營企業家，先是被引誘發展為該賭場賭博會員，后被拉攏成為賭場網站代理，從一開始的普通會員一步步淪陷成為賭場代理、賭場股東代理，最后無心經營企業而面臨破產困境。

“很多的民營企業家開始僅是抱著好奇的心態試賭，后沉迷其中無法自拔，直至血本無歸。其中很多人為了翻本，選擇注冊成為賭場代理，再利用人脈資源發展身邊其他經濟實力雄厚的‘優質客戶’作為下級代理或者會員，如此一步步惡性循環。”辦案檢察官介紹說。

這些所謂的股東代理與賭場共同投資，并對其賬戶名下的代理及賭客投注情況與賭博網站五五分成，獲取非法利益。股東代理與下級代理利用網絡支付軟件、銀行卡轉賬等方式交收賭資，會員將賭資交給上級代理，上級代理再逐級上交，賭博網站不直接與普通代理結算，僅直接與股東代理結算。

這種代理模式具有很大誘惑力，能夠極大提升股東代理發展下級代理及會員的積極性。

務工人員赴境外打工

賺“快錢”深陷犯罪泥潭

面對當前境外疫情形勢嚴峻，賭客跨境流動難的現狀，該賭場一方面開通線上直播業務，將組織中國公民參與實體賭博的模式轉為線上賭場模式；另一方面，為保證客源穩定，將實體賭場中的中國籍“洗碼”人員發展為賭場網站股東代理，再通過他們發展下級代理及會員，大規模招攬中國公民在該境外賭博網站下注賭博，牟取非法利益。

據辦案檢察官介紹，這些“洗碼”人員原本都是赴境外打工的普通務工人員，但他們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識淡薄，一直誤以為自己在國外從事合法工作，最終成為犯罪集團的成員，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鄧某原本是該境外實體賭場的普通廚房工，后兼職做賭場“洗碼”人員，拉攏中國公民到賭場參賭，從中賺取“快錢”。2020年之后，因疫情原因無法回到該實體賭場繼續工作，求財心切的他便被發展成為該境外賭博網站的股東代理，之后通過網絡發展中國公民作下級代理，招攬中國公民參與網絡賭博，并從這些人的賭資中“分一杯羹”，最終成為該賭博網站的資深代理之一。

牟某是該賭場的人事部主管，他在明知該犯罪組織大肆組織中國公民出境賭博并招攬中國公民參與網上賭博，仍為其招聘、培訓荷官（在賭場內負責發牌等事項的人），成為開設賭場犯罪的幫助者。

檢察官在辦案中還了解到，這些涉賭人員需頻繁出入國（邊）境，在無法以正常程序獲得簽證的情況下，很多人只能以虛假的出境理由騙取證件偷越國（邊）境。比如，犯罪嫌疑人許某在賭場包租賭臺，招攬賭客參賭。他長期混跡于該賭場中，但不屬于該賭場的編內人員，無法辦理勞務合同，只能以虛假出入境事由騙取簽證，頻繁前往該賭場從事涉賭勞務。兩年半之內，他非法出入國（邊）境多達150次。這既嚴重侵犯國（邊）境管理秩序，也給當前的疫情防控工作帶來了極大困難。

除此之外，該賭場涉案人員為掩人耳目，順利逃避打擊、轉移贓款，還收購大量銀行卡用于轉賬，衍生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其他犯罪。

嚴審細查

準確認定主從犯

“作為新型跨境賭博犯罪，該案具有主要犯罪行為國外實施、涉案人員多、陸續到案的特點。”辦案檢察官介紹說，面對如此復雜的案情，從化區檢察院在第一時間介入該案，組建辦案組，引導偵查取證，在案件定性、事實認定、證據收集等方面提出引導偵查意見，全面完善案件證據基礎。

“本案辦理當中最大的困難和爭議，是根據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集團中的作用，結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準確認定主從犯。”辦案檢察官介紹，該賭場代理有股東代理和普通代理的區別，股東代理與賭場共同投資，共擔風險，對其賬戶名下的代理及賭客投注的輸贏情況，與賭博網站對半分成獲取非法利益。這類人作為賭場的合作者，有經營者的特征，對其賬戶名下的全部金額承擔全部責任，應認定為主犯。而普通代理則是通過抽取賭客投注金額0.8%提成的方式獲取非法利益，最終還需要通過股東代理與賭博網站交收，他本人對賭博網站的管理、賭資收取、賭資分成并無決定權，在整個犯罪中只起到從屬、輔助作用，危害程度與獲利明顯低于股東代理，應認定為從犯。

同時，針對“兩高一部”《辦理跨境賭博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的溯及力、情節嚴重標準、賭資計算、犯罪集團認定等關鍵問題，辦案組先后多次組織召開員額檢察官聯席會議，經過充分深入討論，達成定罪適法共識，破除指控障礙。通過口頭匯報、專題報告等形式，做到“一案一報”“一環一報”，確保在核心事實、關鍵難點上集體研究、把關定向，對于案件中的資金流水、人員往來等重點證據逐條進行審核并梳理歸納，厘清辦案思路。

檢察機關在辦理此案的過程中，嚴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充分發揮刑罰的懲治和預防功能，對賭場高管、骨干分子，依法從嚴懲治，提出了有期徒刑三年至六年的量刑建議；同時，對犯罪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深，因法律意識淡薄而誤入歧途的輕度參與者，秉持“懲治、教育、挽救”的辦案理念，綜合運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提出緩刑的量刑建議。（檢察日報 鐘亞雅 丘愷琦）

自跨境賭博專項行動開展以來

廣州市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133件368人提起公訴249件489人

開設賭場罪和賭博罪案件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超90%

糾正漏捕15人、糾正漏訴34人

1起案件入選全國檢察機關依法懲治開設賭場犯罪典型案例

3起案件入選廣東省檢察機關典型案例

依法懲治跨境賭博犯罪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

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 李學東

廣州市檢察機關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從維護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高度，依法懲治跨境賭博犯罪。嚴格落實最高檢關于依法履行檢察職能從嚴懲治開設賭場犯罪的工作部署，堅持法治標準、精準打擊，強化對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相關規定的理解適用，組織專題調研和傳達學習，確保打擊跨境賭博專項行動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

廣州市檢察機關及時制定了打擊跨境賭博等網絡犯罪工作方案和程序指引，發揮一體化辦案優勢，強化跨區域協作，針對跨境賭博刑事案件經常由多個地區司法機關辦理的特點，加強向上級檢察機關請示報告，制定指導性意見，跨區域補充移送證據、統一定罪量刑尺度、調整訴訟辦案節奏，實現同一系列案件的實體處理均衡協調、程序銜接順暢有序，多次得到上級檢察機關的肯定。

2020年6月以來，廣州市檢察機關堅持審查引導偵查工作模式，提前介入重大案件，引導公安機關調查取證和法律適用，提升案件質量。在審查逮捕階段，堅持全面實質審查，及時發現證據問題和漏罪漏犯，精細制發捕后繼續偵查提綱并跟蹤引導，及時與偵查機關會商解決偵查取證的問題。牽頭召開公檢聯席會議，統一取證重點、證據標準、捕訴標準等，依法建議和審批延長偵查羈押期限，努力將證據問題解決在偵查階段。組織庭審觀摩和評議活動，邀請偵查人員旁聽跨境賭博重大案件庭審，從審判視角傳導證據標準，組織業務專家對出庭支持公訴進行評議、指導，提升出庭效果。

廣州市檢察機關還積極與法院溝通，探索指定管轄快速辦理機制，大幅簡化指定管轄程序。積極開展跨境賭博案件集中報請指導管轄工作，對于需要報請省檢察院和最高檢指定管轄的案件，一次性集中報請指定管轄，大幅提高辦案效率。高度重視對跨境賭博犯罪嫌疑人的認罪認罰教育轉化工作，運用已查明的事實、證據以及同類案件量刑標準開展釋法說理和溝通協商，督促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真誠悔罪。

同時，廣州市檢察機關切實履行刑事訴訟監督職責，發揮審前過濾和程序制約作用，嚴格審查證據、客觀認定事實、準確適用法律，確保案件質量，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批準逮捕69件129人，不起訴4件6人，堅決防止錯捕錯訴。針對跨境賭博涉及環節和人員眾多的特點，加強對依法當捕、應訴而未移送問題的監督，通過監督立案、糾正漏捕、追訴漏犯等方式，深挖上下游犯罪和關聯犯罪，共監督立案2件2人，糾正漏捕15人、糾正漏訴3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