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在“兩會”議案媒體見面會上公布了他對今年“兩會”的三份議案。這三份議案分別圍繞加快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大力發展“新零售”激發實體經濟新動能以及抓住“一帶一路”歷史機遇，有效推動中國科技企業出海展開。

雷軍表示，人工智能技術是21世紀最前沿的技術之一。人工智能技術的重大突破必將帶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指導下，通過科技創新增強國力、改善民生、發展經濟是必由之路。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中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已處于世界前列，在某些方面甚至引領了技術趨勢和發展方向。

“隨著計算能力的增強以及深度學習等機器學習技術的突破，基于目前日積月累的海量的大數據，人工智能的大發展迎來了重要的歷史機遇。自科學家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到現在的60年里，人工智能研究起起伏伏，不溫不火。但在2016年3月，人工智能AlphaGo戰勝世界圍棋高手李世石，開創了人工智能的新紀元。人工智能產業化應用蓬勃發展，預計全球人工智能市場規模到2018年超過2000億美元。國際著名市場調查公司埃森哲提出：到2035年，人工智能將幫助美國、日本等國家生產率提高40%左右。可想而知，人工智能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已毋庸置疑。我認為人工智能時代即將到來。”雷軍說。

在互聯網時代，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的迅猛發展，互聯網越來越普及，數字鴻溝越來越小，人類社會已經邁入了信息社會。人們所處的信息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雷軍說，我們國家也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的發展。2015年7月人工智能在《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中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2016年3月“人工智能”一詞首次被寫入“十三五”規劃綱要。 2016年5月國家發改委等四部門聯合下發《“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這些文件為我國人工智能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為人工智能的超前布局提供了方案，為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的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近年來我國人工智能事業取得的重大成就正是國家政策大力支持的結果。

“但是，人工智能的發展也遇到一些問題，比如，體制機制的束縛、缺乏國家級專項規劃、人才匱乏、核心技術及核心元器件仍受制于人、政府大數據開放力度不夠等等。”雷軍指出，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所處的信息環境和發展目標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人工智能技術對產業的推動力、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力、對整個社會形態的變革力無疑將是非常深刻的。在這樣的新形勢下，我建議我們國家大力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在原有政策的基礎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促進人工智能大發展。主要建議內容如下：

一是在國家層面進行人工智能發展的頂層設計與專項規劃。充分考慮人工智能時代的新特性，統籌協調科研、資金、產業等資源要素，超前布局人工智能前沿研究方向，強化政策落地措施，為我國邁向人工智能新時代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加強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和核心技術突破。引導調集社會資源，加大長期持續投資力度，大力支持科研人員在人工智能未知領域的探究；弘揚勇于探索、寬容失敗的創新精神，鼓勵科研人員敢于在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上坐“冷板凳”，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三是加強人工智能科研人才、技術人才的培養與引進。更好地把握國家對人工智能研發人才的需求，積極引進世界頂級人工智能專家學者及領軍人物，加大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力度，加強人才梯次隊伍建設；加強人工智能的宣傳與普及教育，尤其是從中小學抓起，培養學生們的人工智能意識，掀起人民群眾學習人工智能的新浪潮。

四是積極建立人工智能產學研協同創新共同體。考慮到人工智能跨部門跨領域跨學科的特點，積極整合產學研資源，努力開放政府大數據，大力促進產學研聯合創新和軟硬件結合一體化創新。加強人工智能標準和規范的制定，建立人工智能可共享的集成測試平臺和研發平臺，發揮協同創新的最大效用。

五是大力促進人工智能產業化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極其廣泛，采用人工智能技術能促進產業發展，產業的強勁增長需求又可以激發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活力，人工智能技術的演變和產業的發展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為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新引擎。

“我非常看好人工智能，小米在去年年初設立了探索實驗室，未來半年將有重要產品發布。”雷軍現場透露，人工智能現在已經發展到了關鍵節點，很快就會爆發。人工智能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技術革命，未來幾乎所有的技術公司都會是人工智能公司。因此我建議把人工智能列入國家戰略。

關于大力發展“新零售”，激發實體經濟新動能方面，雷軍表示，實體零售業對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據統計，實體商品銷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90％左右，創造了第三產業近1/10的增加值、近1/5的就業。然而，受到各種方面的影響，實體零售主要指標不容樂觀，從2012年到2015年，全國百家重點大型零售企業零售額增速從10.8%跌落到負0.1%。不少百貨店、超市等零售企業甚至出現頻繁關店的現象。為促其轉型升級，國務院辦公廳在2016年底出臺了《關于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型的意見》。這充分體現了國務院對實體零售的關注和支持，也有利于增強企業的信心和決心。

從長期來看，實體零售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毋庸置疑。在當下社會消費升級的趨勢之下，消費者對消費過程體驗和對服務的要求不斷提高，對成本和效率也同樣看重。將電商模式的成本和效率優勢與實體零售的服務和體驗相結合，創新零售業態，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和經濟價值。

“通過小米自身的實踐，我們印證了這種新零售模式是可行、高效的。”雷軍說，2016年3月，基于對“互聯網+實體經濟”的長期探索，小米率先開始實踐“新零售”模式。所謂“新零售”，是指通過線上線下互動融合的運營方式，將電商的經驗和優勢發揮到實體零售中，改善購物體驗，提升流通效率，將質高價優、貨真價實的產品賣到消費者手里，以此實現消費升級的創新零售模式。而“新零售”的實現，并不是簡單地將互聯網和實體的零售渠道相融合，還包含了研發設計環節的創新、生產制造環節的優化、供應鏈的改造、基于大數據能力的消費需求分析等。所以說，“新零售”不是口號，而是當下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零售模式創新，是傳統零售與電子商務競合的必然結果，是融合消費的升級版。

首先，“新零售”必然促進消費拉動。以小米之家、小米專賣店為代表的小米實體零售體系，復用小米電商的成本和效率優勢，并輔以大數據風控、大數據選址等科技手段，使實體零售達到與電商銷售同等的運營效率，從而降低消費者的決策成本，提升消費與供給的匹配程度，促進消費者理性消費、放心消費，并帶動二次消費。

其次，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上講，這一新型零售業態出現將帶來流通效率的變革。實體零售由于獲得電商的成本和效率優勢，進而促進實體經濟流通領域的效率提升，幫助實體經濟實現“去產能、去庫存”的目標，使中國制造進一步做到質高價優、貨真價實。

據此，雷軍建議，第一，簡政放權與減政放權并重，為“新零售”提供效率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效果正在顯現。但據相關調研和統計，目前各級政府在簡政放權過程中存在審批事項和權限取消或下放不徹底，簡化減少多為非核心權力和流程。比如實體零售在各地開店、證照辦理上，包含安全審批、營業執照辦理、刻章備案、銀行開戶、稅務登記等在內的環節共需要30余項文件，存在一省一政策、一市一規章、一區一流程、一店一執行等重復工作的普遍現象，對企業造成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的不利影響。

建議加強簡政放權落實情況的調研，在簡政放權基礎上減政放權，對具有規模連鎖零售企業進行統一集中的主體管理；加強互聯網技術在零售審批體系內的應用，用信息化打破區域割裂，形成數據信息共享，提升“新零售”業態的管理和服務效率。

第二，加大農村市場扶持力度，通過“新零售”實現“消費扶貧”。據中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農村網絡零售額8945.4億元，約占全國網絡零售額的17.4%，全年農村網絡零售額季度環比增速均高于城市。然而，仍以實體零售為主要購買渠道的農村，商品流通周轉成本高于城市，商品可選類別少于城市等核心問題亟待解決；同時存在農村地區電商覆蓋率低、農民消費行為受信息不對稱影響嚴重，農民為過高的流通成本買單，為信息不對稱買單等現象，事實上造成了高消費等問題。

建議抓住農村消費升級最佳發展機遇，鼓勵農村地區“新零售”模式創新與發展，進一步降低農村消費的流通成本，豐富農村零售商品供應品類，鼓勵有為青年返鄉創業，引導“新零售”業態在農村地區扎根和推廣，真正挖掘廣大農村的消費需求潛力，真正實現農村消費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邁進。

第三，繼續推進結構性減稅，為“新零售”創造寬松環境。我國長期致力于結構性減稅工作，但從目前企業和個人的狀況看，減稅空間還很大。

建議進一步深入和完善有關結構性減稅的相關政策。在激勵企業自主創新與技術進步方面，從增值稅著手，可降低企業所得邊際稅率；在拉動居民消費方面，可以對個人所得稅實施減免、沖抵政策。此外“新零售”對房地產、勞動就業，以及周邊業態發展都具有積極的帶動作用，對“新零售”這種創新型業態應予以針對性的稅收優惠。

“昨天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印象最深的是減稅降費。總理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這個話說到了我們心坎上，包括像降低五險一金比例，我們企業負擔非常重。減稅降費不容易做，我感受到了總理的決心。對此我寄予厚望。”雷軍在現場說。

談及新零售可能涉及的風險，雷軍認為，正如互聯網金融發展初期，大量打著“互聯網金融”旗號進行非法違規操作的違法犯罪分子，使某些業態偏離正確創新方向，同理，為提高消費者風險防范意識，相關部門可以建立和完善適應“新零售”發展特點的監管長效機制，實現規范與發展并舉，保護并促進“新零售”健康可持續發展。

抓住“一帶一路”歷史機遇，有效推動中國科技企業出海方面，雷軍稱，縱觀中國高科技與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知名度的中國企業在發展、崛起，成為世界經濟舞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甚至引領者。以物聯網、移動支付為代表的新興產業遠超歐美，取得了世界領先的驚人成績。然而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眾多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的出海過程中并不順利，遇到了很多瓶頸和阻礙。

“ 中國‘走出去’戰略實施至今，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新一輪中國科技企業走出去的指南針，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更高價值，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結合小米自身的海外發展經歷看，不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不同，在國家安全、反壟斷、環境保護、勞工、稅務以及行業準入等方面存在國別差異，不同國家的相關政策與法律也會因為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形成不連貫性，這些都給包括小米在內的中國科技企業在海外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了諸多問題、困難與潛在風險。”雷軍說。

據此，雷軍建議，一是，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機制化，推動多層次溝通長效化，使之成為政策溝通的重要載體。作為國際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一帶一路”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如中國-東盟（10+1）、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等，同時注入新的內涵和活力，在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開展經濟技術合作方面不斷取得進展。

建議基于“一帶一路”的總體框架，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機制化，每年或每兩年定期舉行，成為政策溝通、政治互信的重要載體。在高峰論壇項下，可推動多層次溝通長效化，細分領域，有針對性組織不同級別的政、商領袖分論壇、會議、互訪，提供更多交流渠道。

二是為推進與沿線各國合作共建，將互聯網、物聯網作為基礎設施聯通的重要組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包括交通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及國際通信基礎設施等都已成為重點項目在沿線各國有序推進。“一帶一路”源于亞洲，將以亞洲為重點發展方向，率先實現亞洲的互聯互通，促進亞洲地區經濟發展和共同繁榮。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顯示，我國網民規模達7.31億，普及率達到53.2%，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7.6個百分點。互聯網和物聯網等技術在我國已然成為基礎設施新常態。

建議將我國基于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產品和服務也作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依托亞洲，率先向亞洲國家輸出共建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實現沿線各國的共同繁榮與合作共贏。

三是，建議中國政府駐外機構設立“一帶一路特派員”職能，在重點城市培育“一帶一路”孵化器，實現“走出去”戰略升級版。建議在“一帶一路”的總體框架下，在中國駐外大使館的統一領導下，設立類似“一帶一路特派員”的職能，針對沿線各國的中國企業提供包括政策、稅務、法律、風險預測、品牌推廣、NGO組織等各方面的一攬子服務，幫助中國企業盡快適應駐在國政商環境，更加順暢地發展海外業務。

建議由中國貿促會或國際商會、中國企業聯合會這樣的半官方機構牽頭，在“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城市培育“一帶一路”孵化器，旨在解決企業的雙向進入和資源整合，發揮疊加優勢。針對相似規模或發展特征的城市，建立“一帶一路”友好城市群，提供科技人才交換培養，在核心技術領域進行深度交流或合作。例如引進國外退休工程師擔任企業顧問，設立專項資金政策，完善企業海外投融資信息服務等。通過創新國際合作方式，做到落實到位，考核到人，使“一帶一路”孵化器發揮真正的優勢。

雷軍表示，在中國企業出海的過程中，希望政府能夠“扶上馬、送一程”，這也是在重點城市培育“一帶一路”孵化器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