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新常態”首次作為新執政理念的關鍵詞被提出。隨后，中國領導人在各個場合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闡釋，最為系統的一次系于同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APEC會議上提出了三個要點：經濟增長放緩并更趨平穩；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增長動力更為多元。

從本質上來看，“新常態論”是中國對可持續性經濟發展模式的大膽探索，是對“速度過高、經濟過熱、不顧及環境和社會后果”不可持續發展“舊常態”的果斷告別。走向“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必須是可持續性的。

“可持續性發展”這一理念出現在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了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指出“可持續發展是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損害人類后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報告詳盡地分析了全球經濟和自然生態的緊密關聯，成為國際標準。

所以，不奇怪，可持續發展在我國往往被理解為一種生態經濟模式，一種把經濟和環境二者內在統一起來的發展模式。常見諸報端及政府報告的提法包括綠色能源、有機生態等等。

作為社會學者，筆者認為上述二元闡釋失之簡單了：除了經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模式還應包含第三個重要因素——社會生態。所謂“社會生態”，是一個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和再生產能力(social reproduction)的和諧循環。社會再生產能力指的是一個國家生產和維持社會關系的能力，包含縱向關系（照護老人、兒童與殘疾人群）和橫向關系（支持家庭、社區、鄰里等）的生產和培育能力。社會再生產，由照護活動來完成，為人和社會的延續提供必需的物質需求和情感關愛。

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環境、社會需達成三足鼎立。綠色經濟與社會生態經濟（即照護經濟，The Care Economy），需齊頭并進。為何？

照護危機的時代

照護活動創造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和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為一切經濟生產提供了基石， 其重要性不亞于糧食儲備。需知沒有社會再生產，便沒有社會合作， 任何經濟生產、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動都無法進行，這個社會也無從延續下去。

而這種能力儲備，就像自然資源一樣，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它的再生，需要給予不斷的培育和補給。而現代社會、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以自由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在面臨一種社會生態危機，按照美國政治哲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的說法，它們已經進入“照護危機”的時代（Crisis of Care)。

危機表現在方方面面：時間匱乏——在這個過分強調經濟效率的“工作狂”時代，人們沒有時間進行必需的、有質量的照護活動；照護提供者（女性為主）地位低下，其勞作被視為理所當然，得不到應有的物質回報和社會認可；雙職工家庭處境窘迫，夫妻二人如三明治般夾在工作壓力與照護老小的多重責任間，政府和社會支持卻如鏡花水月，縹緲難求……

危機的根源不難想見，在于現代生產體系“涸澤而漁”的天性——重一時之利而無長遠之計，重市場利潤而不顧社會人情，以致社會再生產能力被透支，生產和再生產的生態鏈遭到破壞。而一個處于照護危機的社會，往往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激化，普羅大眾雖然疲于奔命，生活質量（不但是精神的也是物質的）卻每況愈下，社會幸福感不斷降低。套用網絡流行的說法，這樣的社會生無可戀，衰退在所難免。

照護經濟與就業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2008-2009年大衰退時期失去約800萬就業崗位。智庫和經濟學家們在反思現存體制的同時，也在尋找以公共財政投入刺激就業的有效途徑。錢究竟用在哪里，才算用在刀刃上了呢？

美國Levy經濟研究所自2010年起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推算，發現投資社會服務業（如兒童早期教育、居家長期照護）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投資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兩倍，并且這些機會能夠分配到社會最低層，亦即最貧困、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失業人群那里。例如失業率最高的女性人群，她們從照護經濟中獲得的就業機會是從基建投資那里獲得的16倍。

Levy的結論認為，要創造公平有效的就業機會，最佳途徑就是投資照護經濟。而照護經濟的發展將推動一個包容性的經濟結構，或者說“人民經濟”的形成——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中，弱勢群體不但被納入生產過程，也被納入到消費群體中；他們的消費在補給社會再生產力的同時，也進一步刺激了其他生產行業的發展。如此循環往復，正可謂“可持續性發展”。

不僅是Levy，國際工會聯盟（ITUC）去年的一份報告亦顯示：一個國家若將GDP的2%投放到照護經濟所需的“社會基礎設施”中，就能將就業率提高2.4%-6.1%。這些新的就業機會有59%-70%會流向女性；同時，男性的就業率也將提高1.4%－4%。

照護經濟做得好的地方，通常經濟發展穩健，社會穩定和諧。這里的“好”體現在包容性，利益眾生，服務社會。具體而言，其主體應維持非營利的性質，為社會提供公平的工作機會。

以北歐高福利國家瑞典為例。2015年，瑞典人口約978萬，從事健康行業（Health Workers)的有76萬，也就是說，每12.82個瑞典人就享有一個專業健康工作人員，這還不包括早期兒童發展和老年人照護行業的從業者。據統計，每3.6個0-14歲的瑞典孩子就享有一個專業早教服務人員，每16.24個老人享有一個專業服務老年人的工作人員。

反觀照護經濟做得不好的地方，往往經濟衰退，社會問題叢生。以美國為例，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其政府一方面將大量公共財政用于救贖華爾街，另一方面實行公共支出的“冰凍政策”；對基礎設施及綠色經濟的投入十分有限，更遑論照護經濟了。

而根據ITUC的研究，美國如果把GDP的2%投資于社會服務行業，那么它本可創造1300萬個就業機會?？上Р]有，窮人的錢反而被用去救濟富人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萊奇會把美國近年的經濟復蘇稱為“貧血式”的復蘇，而打著勞工旗號的“異數”特朗普會在“復蘇”的2016年逆襲上位。

中國的工作崗位流失問題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失業問題一直是懸在中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經濟下行的當下，這種壓力會更大。根據林毅夫教授的數據，2015年中國制造業的失業崗位多達1.24億，按照9.4億勞動人口計算，當年制造業的失業率為13.19%。

細分的話，中國的失業人群有四個層次：因工廠倒閉而失業的流動農民工、外資撤出后失去豐厚薪酬的都市白領、剛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以及初、高中畢業后長期在家待業的城市青年。如何兼顧這四個層次的就業問題？

以美國為鑒，筆者認為應大力投資照護經濟，營建良好的社會生態。事實上，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照護經濟都將是未來就業機會的重要來源。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尤其是人口老年化，全球范圍內對照護服務的需求會越來越高——不管我們發明了多少先進機器人和自動化設施，照顧人的工作，始終都必須由人來完成。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快速老齡化的時期，“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已無力獨自承擔照護活動。這也使得投資照護經濟，發展“社會基礎設施”，成為經濟社會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具體而言，我們可以改革教育課程結構、提高照護崗位地位、創建合理合格的培訓機制等等，全方位創造照護行業從高層管理到底層直接服務的崗位，將各層次的失業人員吸納到新的經濟結構中來。而就像上文所說的，這既是對社會再生產能力的補充，也是對社會總需求的拉動，并在最終再生新的經濟動力。

也惟其如此，我們才可能進入可持續發展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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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頻道”由西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羅寶珍、養老投資和運營專家羅珊珍共同主持。專欄第一部分“老吾老”探討中國式養老，嘗試從政治、經濟、醫療、文化、教育等不同維度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