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晚，香港科技大學康文林教授做客華中師范大學“開放與交叉”主題系列講座，于逸夫國際會議中心作了一場學術報告，題為“清代官員的仕途：基于縉紳錄數據庫分析的新認識”。本次講座由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付海晏教授主持。

康教授最初跟隨李中清先生做人口學研究，合著的《壓力下的生活》曾獲得2004年古根海姆獎。之后利用北京大學、蘇州大學的學生學籍檔案對兩校學生社會來源進行研究，專著《無聲的革命》引起了學界熱議。此次報告也是基于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團隊近年來有關縉紳錄數據庫研究的新發現。

縉紳錄數據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縉紳錄是記錄官員的職掌、姓名、出身、籍貫、字號、科舉、現任官職、任職地點、機關、官職品階等基本情況的專書。清代繼承了出版官吏名冊的傳統，縉紳錄成為記錄全國職官信息最全面、系統的資料，如果是旗人還要對旗分和民族進行區分，如果有愛新覺羅的身份還要另加標記。清華大學圖書館和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整理了館藏的縉紳錄，匯編成《清代縉紳錄集成》（95卷），這是康文林教授“清代縉紳錄量化數據庫”項目組目前最為主要、錄入優先級別最高的材料來源。清代縉紳錄每三個月有一個本子，每一個本子大概有1.5萬條記載，粗略估計大概有280萬條記錄，有40萬個官員的記載。項目組目前錄入了大概有8萬條記載，約20萬個官員的記錄。去年也在其他圖書館找到了檔案資料或其他本子的縉紳錄，打算把剩下的164個本子的數據全部錄入，粗算大概有500萬條記錄。

每個記載基本都有姓和名。如果一個官職下沒有記載，說明這個官職空缺。這也許就是民間會買賣交易縉紳錄的原因。一個數據只是一個截面，每個記載的史料價值是不可否認的，可是如果我們要對某一個人仕途生涯做跨年的分析，就需要把這些截面連接起來。做成追蹤性的記載，從而做成生活史。這種追蹤在西方史學中是很難實現的，因為姓、名的重復和較大的人口流動，無法做到有效的識別。而在中國一個人的姓名，尤其是精英階層，他們的名中可能自身就帶有一些家族的或輩分的信息。加之來源地的限制，省—縣—里，使得人名與來源地的二重限定，唯一性高達97.37%。但較難的是旗人，因為他們沒有名字，姓氏重復率高，但通過他們的旗分可以再次縮小范圍。唯一性的確定成為數據庫各條目之間鏈接的關鍵。

過去的中國特別是官僚制度在海外是最受關注的一個側重點。千百年前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官僚制度的概念，官員的選拔、提拔等都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系統。而在國外，大概18世紀，一般的國家，官吏多通過朋友關系或其他方式，不像中國這么系統化。中國的官僚制度、科舉制度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以往基本靠傳統的政治學或歷史學的方法分析理解，了解過去政府的系統。項目組希望將縉紳錄整理成數據，通過個人微觀的數據來分析清代官僚體制，通過無數萬個數據來分析官員的仕途。之前學界研究清代官吏并沒有這樣的微觀數據。

大數據分析下的縉紳錄能看到什么？ 

清朝政府提供了科舉、捐納和旗人身份三種不同的仕進途徑，三種方式相互交錯。一般世人強調科舉的重要性，通過科舉能夠進階高官，科舉也被譽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選官制度。但縉紳錄量化數據庫的分析結果表明，事實可能并非如此。在最近的研究中，康文林意識到低估了捐納的重要性。以往捐納被認為出現在政府缺錢或是開始腐敗的時候，其實通過量化研究發現捐納是一種正常途徑。清代另一個官員來源是由身份決定的，在中央機構中旗人占有絕對的優勢，旗人身份比漢人進士身份更容易進入1-3品的高品級官員群體，即使1900年以后還是以旗人為主。這對我們來說似乎是一種驚喜，因為我們大多數人認識到的是通過科舉入仕，而事實上高官中只有一小部分大概15%-20%的比例是進士出身。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漢人的出身似乎也決定了他們的仕途，1-3品高官中只有3%-5%的漢人，40%-60%的漢人進士可以做4-6品的官，大多數科舉入仕的官員都處于7-9品的職位，這也許不是他們的愿望，但起碼也是地方精英吧。

利用量化數據分析也可考察官員的地域分布。在縉紳錄的量化下，我們能夠看到官員多出自于浙江、順天、江蘇、安徽等地。但是在這樣的統計中，湖南排名并不靠前。有趣的是，湖南在高官中的排名卻更高一些。所以通過細致的地理分析來探索同鄉關系或地域對官員提拔的影響，也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切入點，同時可以利用人際網絡的方法做進一步的檢驗。

在之前的研究中，關于官僚精英仕途長短的信息鮮有所見，一般印象是官員的仕途可長達數十年，甚至一輩子。但根據縉紳錄量化數據庫的分析，似乎說明下層官員往往流動性非常大，這也是之前沒有意識到的。大約有多達80%的官員任職3年之后就不再為官，僅有8%-9%的官員能夠為官15年以上。通過這些研究，可以讓我們了解清政府的官僚體制、官員流動等情況。

縉紳錄與題名錄的匹配，使我們對官僚群體有了整體理解，能夠發現考試名次與仕途以及品次也有明確的關聯?？贾羞M士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做官，最多有60%的人在十年內可以得到官職。而官員品級的高低與他們的考試名次是有直接的關系。一甲、二甲的進士也很少直接上1-3品的官職，但無疑會有優勢。旗人如果考中進士，仕途似乎順利許多，做到高官的幾率比漢人高。另外，考試的名次似乎也決定了初次任職的地點。在前第一至二十四名的考生中，大約有70%的人可以在北京任職，而其他名次較為落后的官員，任職地域則相對較遠。

大體來說，康教授認為該數據庫能夠具有以下功用：對清代官僚系統的整體認識；窺探家庭與社會網絡對官員仕途的影響；明確科舉、捐納、八旗在官僚系統中的角色；擴充中國史的相關中央數據；助益當代管理學與政治學的發展。

縉紳錄量化數據庫的未來計劃

過去一般把科舉或進士當作官員來研究，實際上從目前做的分析來看，進士只是官員的來源的一種。下一步項目組還會關注官員的任職、生涯、流動等其他方面的情況，八旗還有皇室的愛新覺羅氏的人在清朝做官的生涯。將來的研究計劃是對這三種來源途徑的人群做分別研究。另外，我們也可以比較清代做官的途徑對他們以后的仕途有什么影響，還可以理解每個部門每個機關的的提拔方式。

現在的項目比較完整的是清末和1820-1860年的情況，然而沒有清初的數據，將來完成后時間段是1720-1910年。以后想做清末到民國的官員數據，看看清末官員是否對民國有影響。項目組還計劃把縉紳錄和其他的數據庫、家譜做匹配鏈接，進一步分析家庭背景、社會來源對仕途的影響，尤其是對科舉家族、世官家族的追蹤研究，理解科舉與捐納的關系，一些家族通過科舉、捐納并行的手段維持家族成員做官。像何炳棣先生利用題名錄對明清科舉社會流動的研究，康文林則希望從科舉的數據中找到有關的家族內的信息，比如從進士題名錄中找到官員的祖父、太祖父的名字，再將此名進行搜索，看他的祖父是否做過官，用以觀察官員代際的流動。還有用進士的數據，來分析中進士或名次的前后是否對做官有影響。以及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將CBDB（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以及題名錄、朱卷、鄉試錄、同年齒錄、捐納名錄等史料構建的量化數據庫匹配連接，看官員們之間的人際關系。通過整合盡可能多的官員背景數據，將定量分析與傳統史學方法相結合，可以研究科舉途徑、家庭背景、社會網絡、財產等因素對于官員群體仕途的影響。

清代縉紳錄的記載內容孤立而零散，一個數據只是一個截面，創建數據庫的初衷就是想把這一個個截面連接起來，對長達近兩個世紀的清代官員群體做到有效追蹤研究，這似乎是一項艱辛而宏大的學術理想。這個項目使我們第一次有這樣一個機會做這個數據庫，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有一個國家所有官員如此長時段的數據庫。相比國外，似乎也沒有縉紳錄這樣的資料，也許很難做到如此規模的數據庫。項目組準備將來把這個數據庫公開，因為這是一個宏大的項目，在退休之前是做不完的，還有許多想法，希望在數據公開后，有更多的人利用這個微觀大數據來做一些宏大的歷史研究。

康文林教授以上的舉例已經揭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話題，大數據分析歷史的方法使得清代官員與仕途展現出一種意想不到的面相，亟待學界的深入討論。有聽眾指出大數據對于當下的歷史學研究來說，能夠對傳統史學研究起到補充作用。特別是面對長期以來的一個爭議，即歷史解決的問題是否具有有效性？大數據歷史在此方面就做了許多工作。但也會帶來反思，大數據本身的有效性和維度在哪里？因此，在利用大數據分析時還應回到歷史的本位，進行結合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