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40年代，隨著法國建筑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雅典憲章》的提出，一種帶有鮮明理性主義色彩的城市規劃理念影響至今。著眼工業時代下混亂的城市與居民糟糕的生活環境，《雅典憲章》期望以現代的建筑、發達的交通和大面積綠地創造一個有序、協調而統一的城市生活環境。其理想，正如理查德·桑內特所言，是“讓城市依賴理性的規劃像美麗的機器那樣精確運轉”：在理性原則的指導下，居住的、工作的、休閑的，不同功能區被分隔，再依賴高速路和汽車彼此聯接。

這種理念在其廣泛實踐中彰顯效率性的同時也引發諸多負面影響。無論是柯布西耶直接參與設計的印度城市昌迪加爾，還是深受其思想影響而建成的巴西新都巴西利亞，在建成后的幾十年內各種城市問題紛紛浮現：封閉的社區、標準化的建筑、混合功能區的缺乏和對交通工具的高度依賴不僅犧牲了街道的活力，更使得相對凝滯的城市難以應對諸如氣候變化、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等一系列挑戰。這種理性化城市規劃理念在追求簡單性和秩序性的同時，恰恰犧牲了城市復雜性和多樣性的魅力。

上世紀60年代，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發表標志著一種新的城市理念的發端。她強調在城市規劃中考慮人的需求和活動，呼吁城市提供適宜步行的居住環境，緊湊而多樣的建筑設計，功能混合的社區和街道。這種城市理想發展為80年代所興起的“新城市主義”。而承接這一精神，2016年聯合國第三次住房和可持續發展大會上，《基多宣言》作為對《雅典憲章》城市規劃理念的批判和反思而提出。在這份新的城市發展綱領中，“走向開放城市”成為應對當下城市種種弊端和挑戰的核心理念。

問題在于：什么是開放城市？如何讓城市走向開放？如何重新定義城市？2月27日晚，凱風十周年系列講座之“‘開放城市’：理查德·桑內特對話薩斯基亞·薩森”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舉行，紐約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雙聘教授理查德·桑內特和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薩斯基亞·薩森，就“開放城市”闡述了各自的訴求和設想。

桑內特：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封閉而脆弱的城市里

在闡釋何為開放城市的開放性之前，桑內特首先解釋了與之對立的封閉性。在他看來，封閉的城市意味著形式的同質、意義的單一和發展的凝固。

“一個封閉系統的首要特質，在于它是可加的（additive）和同質的（homogeneous），這意味著你可以在不改變其特征的情況下不斷重復或疊加同一種模式。”桑內特認為，這種可加性和同質性塑造了我們當下所生活的城市景觀：整齊劃一的住宅，林立的高樓，標準化的設施，而城市則依靠無止盡地復制相似形式不斷擴張。而全球化，則使同質性不僅在系統內部發生，也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桑內特在此前演講中感嘆：“每當飛機落地時，我們越來越難知道自己身處上海還是法蘭克福。”就城市被建造的形式而言，全球化標準化了建筑的類型和城市的景觀。

意義的化約構成了封閉系統的另一特征。桑內特以1930年代的芝加哥為例，以核心商務區為中心，這座城市呈現中心區、交通區、依不同階層而劃分住宅區的同心圓布局。“這種清晰的形式、整齊劃一的結構正是封閉系統所欲求的，但它同時意味著功能和意義的單一。”對桑內特而言，這種過于清晰的邊界和分區不僅阻礙了不同功能區的交互，也造成城市居民的區隔：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宗教或膚色的人被分割，在空間上便缺乏交流與文化共享的機會。

隨之出現的問題的封閉系統的靜止性。一方面，功能和形式太過緊密的結合，使得建筑難以改變并適應新的需要。“相較于由過去傳承而來的古老城市結構，這些因功能-形式過度規范化而凝滯的城市反而衰落得更快些。”如今在倫敦，新的公共住房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年，而在紐約，一棟摩天大廈的平均壽命僅三十五年。另一方面，而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隔閡，則使城市內部差異化的各因素缺乏碰撞、融合和創新。桑內特認為，唯有沖突、差異、競爭和磨合得以使更多價值和新事物被創造，我們看似擁有了高效的分配和穩定的環境，卻在事實上犧牲了城市持存所必需的活力。

我們看到，桑內特在隨后講演中所提出的城市開放性之設想，正是立足于對上述封閉城市種種特征和后果的反思。

薩森：誰擁有城市？我們正面臨可居住空間的不斷喪失

相較于桑內特對城市設計、規劃及其發展意義的關注，薩森則更關注個體的居住狀況和城市權利。她在講演中用“攫取的邏輯”（logic of extraction）一詞概括當代西方的經濟邏輯。這種“攫取的經濟”不僅表現在大型企業或跨國公司對土地與資源近乎掠奪式的開發上，也體現于全球經濟的金融化趨勢里，“金融也是攫取式經濟的一種，因為它所發展出的復雜手段使金融公司得以從哪怕是最溫和的資產或資本形式中榨取價值。”在薩森看來，這種邏輯是“野蠻的”，并包含自我毀滅的因素：我們從越來越多的領域瘋狂攫取價值，而不考慮去實現一個合理的、可持續的增長模式——“你不斷攫取，而最終無物剩下。”而攫取的經濟不斷擴張的同時，對我們的居住空間與城市權利也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薩森指出，攫取式經濟所帶來的一大危害，是鄉村人口不斷被驅逐出土地。因礦產、污染、大規模種植園或房地產的擴張，過去十年間三百到四百鄉村人口被迫離開家園。一方面，被攫取的資源因過度利用和污染喪失再生能力，只剩下大面積“死去的土地和水源”；另一方面，被驅逐的人口流落城市，不得不屈居于林立高樓旁的貧民窟中。貧民對居住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而城市也負載重荷：“這種林立的高樓和混亂擁擠的貧民區的并置，或許就是我們在未來不得不面對的景象”。

鄉村遭受破壞時，城市的空間同樣面臨資本蠶食的危險。薩森展示了自己對房產購買行為跨國對比調查的數據。研究顯示：世界各大城市的房地產投資在呈現驚人體量的同時，大多伴有大幅度增長，而國外投資在其中占據重要比例。這意味著，大量土地和房產作為投資的對象而非出于居住的需要被購買，而購買者中相當一部分是國外的，并不居住在城市中的投資人。其后果之一，是是城市和建筑的低利用率。城市建筑、尤其是大量中心建筑被空殼公司（shell company）購買并閑置，“當你在夜晚眺望如今的曼哈頓時，可以看到林立的高樓大廈中有多少未被充分使用”。與此相對的，是受到侵蝕和擠壓的居民城市空間：城市的中心地域不斷私有化，可供市民共享的開放區域不斷縮小。

如果說“開放城市”對桑內特而言意味著“城市如何開放”的話，藉由對攫取式經濟后果的反思，薩森則更關注“城市對誰開放”。她所看到的，是私有化趨勢下公共資源被壓縮，弱勢群體被排擠，居住空間被掠奪的城市——城市被有權力、有資本者所占有并主導。在薩森看來，在思考“開放城市”這一新的城市發展綱領時，我們必須直面：誰擁有城市？

桑內特：開放城市意味著模糊的邊界，未完成的形式和向未來敞開的可能

那么對于未來的開放城市，桑內特和薩森各自有何設想？在桑內特看來，一個走向開放的城市，必須關注物理創造和社會行為間的影響和互動：街道和社區的密度就其本身就刺激著居住其中的人群的競爭、串聯、交流和革新。為此，開放性的城市規劃應有意識地創造多樣的、復雜的、同時性的城市環境。交流中，桑內特用“多孔的、未完成的、開放時間”三個關鍵詞描述自己對開放城市的想象。

多孔性（porosity）意味著模糊的邊界——想象植物的細胞壁，它既有效地維持著內部運轉，又從未抵抗內外有價值因素的傳遞。桑內特曾將邊緣概念做出“界線”（boundary）與“邊界”（border）的區分，在他看來，前者類似于“墻”，意味著隔絕和封閉，而后者卻提供了使得不同功能不同人群得以交互的場所。這意味著，城市規劃者應該優先考慮空間的模糊性和復雜性。“想象著將護理院置于購物廣場的中心，讓學校和醫院并立，或把清真寺安置在天主教堂旁”，桑內特談道，“我們需要做的是創造越來越多的模糊性，而不是制造新的區別或定義。”而這種對開放城市模糊性邊界的強調，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心與邊緣的關系：或許是邊緣而非中心區內持續發生的交流與互動，構成了城市生命力的重要體現和來源。

開放城市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形式的未完成（incomplete form）。這意味著不預先固定建筑或特定區域的形式、功能與意義，而是賦予其不斷改變、適應和發展的空間。桑內特以智利建筑師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的社會保障房建設項目（金塔蒙羅伊住宅項目）為例：如何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為經濟貧困的居民提供住宅，并使社區內的家庭保持足夠的社交和經濟聯系？建筑師充分利用土地，設計出一系列“半成品房屋”：在保障基本居住需要的同時，它預留出足夠空間，以其未完成的形式賦予居民根據自身需要和經濟條件完善住宅的自由。

在桑內特看來，與開放城市多孔性和未完成性特質相適應的，是“開放時間”（open time）的理念：這意味著城市不僅僅著眼當下的環境、情勢和需要決定自身形態，而是考慮到諸如環境變化、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使自身更具適應性和發展性。而落實到具體的城市規劃中，它表現為一種非線性的（non-linear）、同時性（synchronous）的設計理念。桑內特認為，在規劃工作中設計師往往都遵循一種線性的敘事和邏輯化的思考方式：他們期望預見從開始到結束的每一步，提供清晰的形式和功用并排除每一步干擾的可能。然而“真實的生活極少遵循一個線性敘述的腳本”，開放城市需要向不確定的未來敞開。

薩森：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種新的城市倫理，讓城市成為富人和窮人共同的空間

桑內特的開放城市構想關注城市在規劃、設計與結構上的開放性，薩森則認為，開放城市則意味著一種新的、開放的城市觀念。

什么是城市？薩森詢問。在她看來，城市并不等同于密度的堆砌——擁擠的建筑，林立的高樓或稠密的人口。“在一個城市中，沒有權力的人也可以站出來，說我們在此，這也是我們的城市。對我來說，這才是城市所以為城市的標志。”這意味著，這樣的時刻能確實存在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有人得以以城市主體的身份出現，不是種族的、政治的、階級的或宗教的主體，而是城市的主體。我認為這正是城市空間（urban space）所具有的能力。”換言之，是由城市所產生的城市主體，向我們展現了城市的根本特質和獨特可能。薩森指出，盡管城市不可能實現徹底的人人平等，但確實存在一種可能的城市倫理，“它一方面能夠整合吸收每一個城市都會面臨的不平等，而另一方面又能使一種不依賴絕對平等的社會正義成為可能”。而在其中，窮人、游民或少數族裔并不因自身的階級、種族或宗教被排擠在城市之外。

而針對現有的問題，薩森要我們思考：什么是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要如何介入、并改變如今占據主導地位的攫取的邏輯？藉此，薩森提出了她的經濟本土化（relocalization）訴求，她指出，至關重要的一點，在于使得那些在如今以跨國特許經營形式出現的經濟部分重新本土化：“我們真的需要一個跨國公司來獲得一杯咖啡嗎？”這種本土化，要求我們在在資源和城市需要間創造一種具有環境可持續性的互動形式，而對每一個普通的社區，無論其消費能力如何，我們都能找到使之內部資源循環最大化的方式。“在當下的經濟機制使得財富不斷向最上層集中時，不要忘記是我們創造出了這些機制，而我們有責任去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