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革命失敗而后出逃

然而，俄國共濟會和共濟會內的“兄弟之情”無法拯救臨時政府和克倫斯基的命運。克倫斯基在回憶錄中和晚年接受采訪時多次談到，他任政府總理期間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任命科爾尼洛夫將軍為俄軍最高統帥。1917年9月7日，科爾尼洛夫以軍事政變和率領精銳哥薩克騎兵師進軍彼得格勒來回報克倫斯基的“知遇之恩”。驚慌失措的臨時政府和克倫斯基被迫向彼得格勒蘇維埃求援，與之結成反對科爾尼洛夫的聯盟，五天后才平息了這場叛亂。

多年后克倫斯基在采訪時承認：“五十年來，我對這個問題曾經反復思考過許多次。我發覺在處理科爾尼洛夫叛變案中鑄下了大錯。科爾尼洛夫事件也許是我的政府的致命傷。……科爾尼洛夫事件對士兵們、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會黨的領袖們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響，他們對臨時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為削弱。”

這次政治事件充分顯示了蘇維埃政權的力量，也從側面展現了臨時政府和克倫斯基的無能與軟弱。臨時政府的統治危機越來越深，克倫斯基于9月12日（俄歷8月30日）宣布自任最高總司令，又于9月14日（俄歷9月1日）宣布成立以他為首的五人執政內閣。同一天，俄國宣布改制為共和國。

10月20日（俄歷10月7日），列寧由布爾什維克交通員拉海亞護送，經過化裝，戴著假發，乘著一輛煤水車，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23日（俄歷10月10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最后以絕對多數票（十票贊成，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票反對）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決議，并且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10月29日（俄歷10月16日），布爾什維克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武裝起義的決議。

與此同時，克倫斯基和他的政府正手忙腳亂地籌劃著鎮壓即將到來的革命運動。1917年11月6日（俄歷10月24日）黎明，根據列寧的指示，兩千名左右的工人赤衛隊向革命軍事委員所在地斯莫爾尼宮集結。

親身經歷了十月革命的美國記者約翰·里德（John Reed）在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中記載：“在斯莫爾尼學院，門口和里門上都站著嚴密的崗哨，要求每一個人出示通行證。那些委員會的辦公室里整日整夜都發出嗡嗡營營的嘈雜聲，成百上千的士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隨即躺在地板上睡覺。樓上那間宏偉的大廳里擠滿上千的人，在參加那個喧聲震天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大會。”

11月6日晚二十三時，列寧來到斯莫爾尼官，親自指揮起義。斯莫爾尼宮徹夜不眠，彼得格勒通宵戰斗。自11月6日深夜到11月7日早八點，塔夫利達宮、郵電總局、電話總局、尼古拉耶夫車站、波羅的海車站、華沙車站、發電站、米海洛夫練馬場、卡拉瓦軍事技術學校、阿斯托里亞軍人旅館以及許多重要的戰略據點、國家機關和重要企業，均被起義隊伍占領。到11月7日早晨，彼得格勒已經基本上掌握在起義隊伍手中。

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上午十時左右，看到大勢已去的克倫斯基匆忙登上“雷諾牌”汽車，跟隨插著美國國旗的美國大使館汽車躲進美國大使館，而后逃出彼得格勒。電影《列寧在十月》和許多蘇聯的十月革命史著作都強調當時克倫斯基見勢不妙，向臨時政府部長們撒謊說“決定親自去迎接開來的增援部隊”，隨即溜之大吉，而且還打扮成女護士（一說女傭人）的樣子，身著女裙，頭戴假發，十分狼狽。為此，克倫斯基晚年數次接受歐美記者采訪，每次都堅決否認了這一點，強調他是正常地穿著自己的衣服離開的，他的汽車沿途還遇到了一個起義士兵，這位士兵認出了他，并向他敬禮放行，在《1917年俄國革命》一書中，克倫斯基如此記載：“或許，在我離開的一秒鐘后，他也無法解釋這是怎么回事，他不僅放過了這個‘反革命’、‘人民的敵人’，而且也給了他夸耀的資本。”克倫斯基表示，所謂男扮女裝的說法完全是為了敗壞他的名聲，而這也使他終生對女性的裙子懷有恐懼和厭惡之感。

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晚二十一時四十分，與冬宮隔涅瓦河相望的彼得-保羅要塞的大炮開始向冬宮開炮，“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也響起了大炮的轟鳴。從要塞打來的炮彈中有一顆擊中了臨時政府大員們的隔壁房間，嚇得他們魂不附體。赤衛隊員和革命士兵英勇地發起進攻，深夜一時，起義隊伍攻破冬官大門，高呼“烏拉”，如排山倒海般地沖入冬宮。工人赤衛隊負責人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站在驚慌失措的臨時政府的部長們面前宣布：“我以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名義宣布臨時政府被推翻了。”

11月8日（俄歷10月26日）清晨，當人們醒來，驚訝地在街頭看到這樣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布告：“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已經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機關，即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成立蘇維埃政府，所有這一切人民為之奮斗的事業都有了保證。工人、士兵、農民的革命萬歲！”

11月8日，克倫斯基在普斯科夫的北方戰線司令部發布命令，調集支持他的克拉斯諾夫將軍的約五千騎兵軍，向彼得格勒發動進攻，并夸口要在11月11日（俄歷10月30日）攻下首都。11月10日（俄歷10月29日），克拉斯諾夫將軍的部隊到達距彼得格勒僅二十公里的皇村。布爾什維克政權動員革命士兵和赤衛隊，全力組織反擊。11月12日（俄歷10月31日），克倫斯基向蘇維埃政權提出談判的要求，卻遭到列寧的嚴詞拒絕。克倫斯基眼看大勢已去，在11月14日（俄歷11月1日）下午，以政府總理和最高統帥的名義從距彼得堡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加特契納宮給杜鶴寧將軍發出了最后一封電報：“因本人起程赴彼得格勒去，特要閣下代行最高總司令職務。”當天，克倫斯基化裝成水兵，搭上開往摩爾曼斯克的塞爾維亞軍用列車，逃出了加特奇納。在蘇聯時代的相關歷史著作中，再一次強調克倫斯基是男扮女裝鉆進加特奇納宮殿的密道逃走的，當然，克倫斯基后來接受采訪時，對此依然堅決地予以否認。

漂泊他鄉的孤寂晚年

人生滄桑，命運撥弄。一場大革命讓克倫斯基褪去俄國權力主宰者的輝煌，瞬間變成漂泊他鄉的兩百萬俄國僑民中的一員，也脫下政治家的耀眼新裝。

1918年初，為了參加蘇維埃政權承諾的1月5日召開的立憲會議，克倫斯基冒險回到彼得格勒。但社會革命黨領導層拒絕了他的想法，他不得不連夜轉移到芬蘭。1月底，克倫斯基再次秘密返回彼得格勒，5月初又去了莫斯科，目的在于聯系反蘇的“俄國復興聯盟”。當捷克斯洛伐克的戰俘軍團發生叛亂之后，“俄國復興聯盟”邀請他進行秘密談判，試圖組織外國干涉蘇俄軍事行動。

1918年6月，克倫斯基假扮塞爾維亞軍官，在英國外交部的幫助下，由活躍于俄國、德國、法國、瑞典和土耳其之間的英國著名特工西德尼·喬治·瑞利（英文為Sidney George Reilly，在英國情報局的編號是 S.T.-1.）保護，穿越俄國北部，抵達摩爾曼斯克，從那里乘船到蘇格蘭，再轉倫敦。正忙于英國大選的首相勞合·喬治抽空接見了他，克倫斯基受邀在工黨大會上發表演講，但此時的勞合·喬治領導的自由黨和在野的工黨正高呼“把英國變成一個無愧于戰場歸來的英雄們的國家”，對克倫斯基干涉蘇俄的建議毫無興趣。之后，克倫斯基去了巴黎，在那里待了幾個星期，試圖爭取協約國對社會革命黨暫時控制的烏法省的支持，但同樣沒有成功。1918年11月，高爾察克在外國武裝的支持下于鄂木斯克發動政變，宣布成立“西伯利亞政府”，自封“俄國的最高執政者”和俄國陸海軍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克倫斯基在倫敦和巴黎宣布不承認“高爾察克政府”，他的口號是“不要列寧，不要高爾察克”。

1922年至1932年間，克倫斯基一直在巴黎居住。他編輯出版報紙《時代》，出席各種反蘇講座，呼吁西方發起反對蘇俄的“新十字軍東征”。1935年蘇聯出版的著名語言學家烏沙科夫主編的《俄語大辭典》中列出一個新的名詞“克倫斯基主義”，解釋是：“專指小資產階級革命政權的政治家，他用空洞的口號偷偷地與大資產階級勾結。”

克倫斯基1938年在巴黎國立新聞俱樂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西方急需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克倫斯基不僅曾經擔任臨時政府總理，并且精通英語、法語等歐洲語言，因而多次受邀為美國和歐洲大型政治報刊寫文章，到各國各地做報告。

1939年，在原配妻子奧麗嘉去世后，克倫斯基與為巴黎和倫敦報紙工作的澳大利亞記者麗迪婭結婚。在她的幫助下，克倫斯基在法國出版《新俄羅斯》雜志。1940年德國納粹軍隊占領法國之后，克倫斯基逃到了美國。在1941年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時，克倫斯基希望借希特勒之手消滅蘇維埃制度，但到了1942年，他認識到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本質，認為希特勒不可能成為“俄國的拯救者”，隨即轉變觀點，寫文章支持紅軍戰勝納粹德國和保衛蘇聯。

1945年，克倫斯基前往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看望病入膏肓的妻子麗迪婭，直至1946年2月她去世。之后他回到美國，并在紐約定居。1949年春，克倫斯基和友人在紐約建立了“為人民自由而斗爭聯盟”，試圖更為廣泛地聯合反蘇力量。1951年，克倫斯基因政見分歧退出該組織。這是克倫斯基最后的政治表演，此后，他徹底地退出了政治舞臺。

克倫斯基的兩個兒子格列勃和奧列格住在倫敦，并且與他基本斷絕往來。他初到美國后，沒有住房，不得不借住在朋友西普遜夫人家里。昔日的俄國政治明星現在成了被全世界遺忘的人，他沒有可以推心置腹或一吐政治訴求的朋友，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女秘書埃倫。埃倫的俄文名字是伊萬諾娃，出生于中國漢口的中俄混血家庭，并在中國長大，父親是在中俄之間從事茶葉貿易的俄籍商人，因此她難得地通曉俄文、英文、法文和中文。1953年，斯坦福大學聘請克倫斯基到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工作，特意招聘埃倫為年邁而視力嚴重減退的克倫斯基做助理秘書。在這之后，埃倫一直伴隨克倫斯基到他辭世。克倫斯基親切地稱她為“總書記”，因為在俄文中“秘書長”（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ль）和“總書記”是同一寫法。

這期間，克倫斯基在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大學工作了很長時間。他從事課堂教學、指導大學生，此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整理俄國臨時政府的檔案，后來結集為三卷本《俄國臨時政府》（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出版。這是他作為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所做的巨大貢獻，這些檔案現在仍然保存在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供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

1967年11月，克倫斯基被發現患有胃癌，手術后回到西普遜夫人家里。此時的他幾乎身無分文，歐美政府與媒體報刊也不再需要他的演講和文字。克倫斯基再度陷入極度窘迫之中。僑居倫敦的俄僑伊琳斯卡婭公爵小姐是他的追隨者和崇拜者，把他介紹到倫敦的一家為窮人提供免費醫療的醫院。克倫斯基來到倫敦住院后，情緒一落千丈，經常處在昏厥之中，醒來便呼喚埃倫的名字。埃倫得知這一消息后，馬上從紐約飛往倫敦。在她的親自料理下，克倫斯基的心情才逐漸有所好轉。但無人為克倫斯基提供返回紐約的機票以及以后的生活費用，埃倫自身也幾乎一貧如洗。苦苦尋求擺脫困境的出路的她，想到了克倫斯基存放在紐約西普遜夫人家中的個人檔案文獻，希望有人出高價收買這批資料。

埃倫先打電話給克倫斯基曾經工作過的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遭到拒絕。但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投來了橄欖枝，表示有興趣收藏克倫斯基最后的個人檔案文獻。1968年12月，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人文研究中心通過檔案擁有人——克倫斯基的兒子奧列格和秘書埃倫收購克倫斯基檔案，估價十萬美元，五年付清，每年支付兩萬美元。后來以這批檔案為基礎建立了德克薩斯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克倫斯基檔案館。這部分檔案是他1917-1969年的有關文獻，共計兩百五十八個文件。文獻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倫斯基的著作，包括書稿、文章、為寫文章準備的材料、文件、詩作和日記；第二部分是克倫斯基的信件、演講稿和世界各地名義的通信；第三部分是克倫斯基移民時期的政治活動材料和自傳性文件，有一部分特別標有“M“字母，里面裝的是克倫斯基與共濟會的通信，這部分卷宗上寫著“絕密，只有在克倫斯基死后五年才能啟封”。自1995年起，該中心的克倫斯基文獻對研究者公開。后來，1982年和1988年埃倫又贈送給中心三十五份文件，主要是克倫斯基的個人書信。

埃倫在拿到第一筆款項之后，立即趕到倫敦把克倫斯基接回紐約，并在市長官邸附近租下一套條件不錯的住宅，又為克倫斯基制定了詳細的財政支出計劃，為的是讓有限的資金達到細水長流的作用。

著書立說

克倫斯基最為潦倒和身心疲憊之時，曾在1968年通過特殊渠道向蘇聯政府提出回國申請。蘇聯官方表示歡迎，但提出一個條件：克倫斯基必須發表擁護蘇聯的政治聲明。1968年8月13日一份提交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絕密文件中記載：“......得到他（克倫斯基）的聲明：承認社會主義革命的規律，承認蘇聯政府政策的正確性，承認蘇聯人民在蘇維埃國家領導下的五十年中取得的成就。”這一絕密文件現收藏于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中心”。駐倫敦的俄羅斯東正教主教堂神父別列科夫承認克倫斯基與蘇聯方面的談判是通過他進行的，神父回憶說：“克倫斯基承認，1917年10月事件是合乎俄國社會發展邏輯的。他不后悔發生的事情，盡管過了五十年，他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1917年事件。”（謝爾科夫：《俄國共濟會史1845-1945》，圣彼得堡1997年版，第115頁）但是，克倫斯基隨后又突然收回了回國申請，可能的原因，是1968年8月21日發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1970年4月的一天，克倫斯基在家里跌了一跤，折斷了股骨，隨即住進醫院。念及自己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他的精神完全垮了，決定不再給任何人帶來負擔，只希望早些死去。他開始絕食。紐約診所的醫生不得不通過靜脈點滴給克倫斯基強行注入營養液，他卻總是拔出針頭。去意已決的克倫斯基以這種方式與醫生和護士整整斗爭了兩個半月。為了早日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懇求埃倫去給他弄來毒藥。1970年6月11日，剛剛度過八十九歲生日（5月4日）的克倫斯基在自己位于紐約的家中去世。2008年3月6日，英國BBC報道了俄文記者阿爾德·克列切特尼科夫的廣播稿《微笑的俄國革命英雄》，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克倫斯基的死亡可以被認為是自殺（www.bbcrussain.com.28 March.2008)。

克倫斯基雖然始終堅持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他也一直是東正教教徒。他曾在1915年11月出席彼得格勒宗教哲學協會，在演講中強調東正教應該改革，因為“不僅基督教思想家，而且社會主義思想家也講平等，自由和博愛”（索科洛夫：《1917年2月至1918年1月的國家與俄國東正教會》，圣彼得堡2014年版，第434頁）。克倫斯基從此就遭到了東正教的反對和敵視。他去世后，紐約當地的俄羅斯和塞爾維亞東正教會都拒絕將他葬入東正教墓地，認為他是俄羅斯衰落的罪魁禍首。克倫斯基的遺體被輾轉運到倫敦，因為他的兒子奧列格住在那里，最后葬于倫敦西南郊帕特尼谷（Putney Vale）的公墓里，克倫斯基的墓穴和墓碑沒有任何宗教色彩。這個公墓有一個英國國教教堂，但同時也接受非宗教的殯葬服務，這里也曾收留普法戰爭后被迫亡命天涯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的孤魂。

1917年7月，三十六歲的克倫斯基擔任俄國臨時政府總理職務，成為二十世紀俄國歷史上最年輕的最高統治者。而1970年6月去世時，他再次創造了一個紀錄：二十世紀俄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前政治家。

恢復知識分子身份后的克倫斯基，一方面力圖為自己的政治實踐的失敗做出合理解釋，并不斷抨擊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另一方面為了刻意強調自己的社會主義者身份及其革命理想，以及解決客居他鄉和顛沛流離中的生活所需，他用俄文和英文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和歷史著作，整理了大量與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關的歷史文獻，同時還接受了歐美國家眾多記者和媒體的采訪。

1933年克倫斯基流亡倫敦時撰寫了《自由被釘在十字架上》（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一書。他重點描寫了自己為俄國的自由而奮斗的歷程，“試圖以這種特別的方式來影響同時代人的想法，敦促他們為自由而戰”。《俄國1917年革命》也是克倫斯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完成的著作，講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對1917年所形成的政治形勢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解釋了自己當時所作的諸多決定的必然性，同時也提到了布爾什維克和科爾尼洛夫的作用。克倫斯基還根據自己對羅曼諾夫王朝末期的了解，并以一些皇室內部日記、書信和回憶錄為基礎，撰寫了《羅曼諾夫王朝的悲劇》一書，從多個視角展現了皇室貴胄的滅亡和沙俄帝國的覆滅。

《歷史轉折中的俄國》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克倫斯基在美國流亡時期寫成的。在這本書中，他不僅回憶了自己的家庭、學生時代、革命活動和共濟會經歷，還回憶了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以及俄國當時一些重要的國務活動家的情況。克倫斯基稱，雖然這是一本以他自述為基礎的個人回憶錄，但其內容卻具有“歷史性”和“客觀性”。

1917年9月發生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是決定克倫斯基政治命運的關鍵事件之一。克倫斯基流亡國外后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反思和研究，他撰寫了關于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基礎性研究著作——《布爾什維主義的序幕》。作為科爾尼洛夫叛亂的親歷者，克倫斯基通過解讀1917年10月8日審訊科爾尼洛夫的速記記錄，向讀者揭露了這場叛亂的真實面目和俄國革命歷程的沉痛轉折。克倫斯基在字里行間試圖向讀者傳遞一個信息，即臨時政府是可靠的，是得到了全國人民支持的。

克倫斯基有兩本文集收錄了流亡國外時所作的文章，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來自遠方》收入了1920-1921年克倫斯基對蘇俄時局的評論、對蘇俄與波蘭關系的看法以及對外國武裝干涉蘇俄所持的立場等文章；而《失落的俄國》一書收集了克倫斯基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和紐約等地的俄國期刊上發表的有關二月革命、臨時政府時期重要歷史事件以及十月革命的回憶性文章，還收集了克倫斯基對蘇聯領導人和蘇聯政策的評價等方面的政治日記。

克倫斯基評價

如果將時光機器倒轉回1917年，或許可以看出一些克倫斯基的政治和命運的端倪。克倫斯基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想通過召開立憲會議把俄國建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二月革命勝利之后，廣大人民渴望立即享有革命成果，想得到土地，停止戰爭，但克倫斯基政府依然陷于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泥潭，并連連失利，在土地問題上也遲遲沒有作為，立憲會議也未能召開，人們對克倫斯基政府的不滿與日俱增。最后，以曾經的“革命之子”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被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打敗，變成了人民的“革命死敵”。

或許歷史老人是寬容大量的，或許歷史法官不會厚誣古人。盡管三十六歲的克倫斯基在其政治功名巔峰之際敗給了自己童年的伙伴——四十七歲的列寧；盡管他所領導的臨時政府和政治理想敗給了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但是他卻以超常人壽目睹他的政治敵人一個個老去并先于他離世。

克倫斯基這個世紀老人還親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美蘇對抗、中蘇關系變遷和科技革命，他幾乎成了二十世紀整個世界歷史進程的見證者和評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