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攝影/許諾
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擴張，對外援助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與此同時，“新殖民主義”、“打腫臉充胖子”的論調不絕于耳。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近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對非洲援助的實地研究，并于今年年初再次前往非洲開展田野調查，此次歸來，帶回了豐厚的研究成果。2017年2月25日，《文化縱橫》雜志社聯合南都觀察邀請李小云教授做客三聯韜奮書店五道口分店，與聽眾探討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經驗與微觀實踐。

殖民主義知識體系的崩潰與中國經驗的勃興

中國曾有強大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自信，但進入近現代以后，在西方物質文明和與之配套的知識體系面前，始終處于一種“不自如”的狀態，從清末洋務運動到新中國改革開放，主導中國社會的思潮一直是向西方學習，不僅學習其堅船利炮，還學習其知識體系。李小云認為，這種宏觀上的學習姿態也作用于對外援助領域，但近十年以來，中國逐漸改變了純粹的學習者身份，開始嘗試去“把握”世界，這種嘗試不僅是政府政策的轉變，也是一個古老文明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延續。

近年來這一深刻的轉變，實際上早已醞釀于新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李小云將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50年至1978年間革命與建設經驗的轉移。中國對外援助的發軔，其背景是20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西方殖民主義的破產。李小云認為，我們今天談到殖民主義的歷史，往往將其作為一個負面的概念，因為殖民主義已經經過了長時間的批判。但實際上回到歷史現場，殖民主義曾是西方統治世界合法性的來源，是一整套法律建制。西方統治世界的第一條就是要有知識、理論和世界觀，要有一套能夠說服自己的說辭，所以導致殖民主義破產的，并不僅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是資本主義內部知識體系的崩潰。中國革命的成功恰恰是西方殖民主義理論體系開始破產后的一個世界性成就，而這一成就孕育了取代殖民主義知識體系的潛能。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抗美援朝，而后在軍事、物資和經濟建設領域援助朝鮮、蒙古、越南，將中國革命后的建設經驗直接轉移過去。第二步是在萬隆會議后，將革命與建設經驗傳到非洲。在革命方面，支持整個非洲的獨立運動，比如設在坦桑尼亞的阿魯沙和贊比亞的穆薩卡的兩個軍事基地里，中國曾幫助對穆加貝、莫桑比克等國家獨立運動的領導人進行軍事培訓。在建設方面，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這段時期，中國國內推行農業合作化和規模化，所以在六十到七十年代期間，農業合作化和國營農場成為中國援非農業的主要形式。

第二階段是1978年到2000年間改革與開放經驗的轉移。在思路方法上承續了革命與建設時期，也就是將中國正在發生的改革經驗直接轉移，如1985年，中國選派農業專家幫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納法索援建的三個水稻墾區，參照中國國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進行生產制度改革。

第三階段是2000年至今，中國將自身的經濟增長方式傳向世界，這種方式的核心是基礎設施建設，其標志性表述是“要致富，先修路”。所以中國人在全世界修路，如埃塞俄比亞的亞歷西亞機場，就是中國修路工人的專用機場，埃塞俄比亞到吉布提的鐵路，連服務員端茶倒水的姿勢，都是中國鐵路局直接過去培訓的。在農業領域，以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和技術培訓為主導的“科技興農”成為援非農業的主要形式，

縱觀整個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是中國自身變化的一個翻版，李小云教授稱之為“社會文化的復制”，當然這種復制是否能在當地生根發芽，內化為其文化的一部分是另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但中國幾十年來反復進行類似的實踐，卻真實地影響了非洲社會乃至世界關系。

中國對外援助邏輯：“禮尚往來”與“互利互惠”

李小云認為，西方對外援助的社會文化邏輯，帶有強烈的基督教拯救意識形態。基督教認為世人都是上帝的臣民，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人民受罪，所以西方人要對其進行拯救。但是，國家之間的關系，一旦出現“拯救”的意識，就一定會出現權利的不對等。所以西方對外援助是以改造欠發達地區為目的的，帶有附加條件，如改革政治和社會制度、打擊腐敗、改善人權狀況，試圖將西方自身的一整套價值觀念移植到非洲社會。另一方面，西方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和援助回報，往往信奉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在援助的過程中依托國家實力，主導受援國政治議程，從而獲得利益回報。

而中國則信奉“禮尚往來”的文化邏輯，以一種“送禮”的平等姿態進行的，并不以改造受援國政治和社會體制為目的，往往是以受援國需求為導向的，由受援國主動提出需求，中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幫助。但“送禮”并不意味著當“冤大頭”，在社會文化邏輯之外，對外援助還有另一套政治經濟邏輯，即“互利互惠”的利益交換，這種利益交換并非要求即時的回報，也不附加條件，而是尋求“禮在今天，利在明天”的雙贏與效益最大化。而歷史經驗表明，中國的“以禮相待”建立了長期的友好關系，提升了中國國家形象與國際地位，在國際政治的關鍵時刻，受援國往往非常自然地站在中國的一邊，如聯合國大會歷次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投票。

既無拯救非洲的道德沖動，也沒有控制非洲的現實野心，“禮尚往來”和“互利互惠”加起來，就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邏輯，這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密切相關，而西方由于沒有相應的文化基礎，也許會認為這種援助的方向過于模糊，甚至“混亂”。 

“邊界模糊”的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

在探討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經驗和內在邏輯后，李小云以中國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為例展現中國對外援助的微觀實踐。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國承諾了八項援非工作舉措，其中之一就是建設十四個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集中體現了中國對非援助的核心理念，是以技術發展引領變革，而非改造政治和社會制度，幫助非洲國家實現現代化。

而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秉承了中國對外援助邏輯的“模糊”特性，由中國商務部、受援國政府相關部門和中國國內公司三方主體共同介入管理結構，它既不是純粹的公司，代表了中國國家意志，也不是純粹的援助機構，自負盈虧，甚至對外出售農產品，它既是援助者又是受助者，既是公共服務部門又是公司企業，是一個集援助、農業技術培訓、農業生產示范和農產品銷售于一身的“模糊”機構。

中國政府要建設國家形象，受援國政府要求技術輸出和培訓，承建公司要追求商業利益，這三個使命看上去是完全沖突、不可協調的，這種“模糊”特性和多方主體使得示范中心常常面臨“選擇”的困境。但在實踐中，三方謹慎地進行協調和博弈，維護各自的核心利益，保證了示范中心無法偏離任何一方的利益訴求，在李小云的調研中，示范中心目前所展開的所有行動幾乎都是圍繞三方主體的目標進行的。

示范中心在明暗虛實之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哲學，任何一方都不能達到絕對的主導地位，成為一個利益的均衡體，而這不僅是一個管理體制的創新，還基于中國特有的文化實踐。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與目前國際通行的功能明確、邊界清晰的援助機構形成鮮明的對比，被李小云視作“新發展主義的特征”。

對外援助的“次生性知識”與平行經驗轉移

而西方政府的對外援助，則是由技術官僚主導的邊界清晰的機構，一個機構常常承擔單一的任務。技術官僚就是掌握專業知識和實務經驗的專家，為政府決策提供咨詢、評估，承擔具體的操作落實，也為政府行為提供合法性論證。

在這一體制中，專家是相對獨立于政府的，表面上是去政治化和高度個人化的。他們具有能動性，也必然有著自身的利益訴求和價值標準，他們通過“翻譯”政府政策，影響援助資金走向與受益者選擇，從而獲得相當大的裁量權。而中國的援非專家雖然具有多重身份，但總體上仍是政治化的，承擔國家使命，在行前培訓中都會強調“國家的代言人”的理念。國家代表的政治身份規制了專家的個人行為。

李小云認為，在援助過程中，西方專家掌握了對外援助的議程和方向，他們不斷論證和“翻譯”政府政策，以西方中產階級自身的價值標準，在援助中要求非洲欠發達地區加入性別、兒童、環保等西方關注的議題。而他們利用的常常是“次生性知識”，所謂次生性知識就是那些既不存在于西方，也不存在于非洲，而是在西方想象非洲，然后人為建構出來的一套知識體系。李小云舉例說，在新中國發展前期，即他本人的童年時代，兒童適當參加生產勞動是普遍現象，而現在西方跨越了那一發展階段，以西方中產階級的生活標準和價值觀念，發展出一套兒童權利保護的理論，在援助過程中附加條件規定受援國兒童不能參加生產勞動，實際上是脫離當地實際情況的，可能導致援助進程的偏離，甚至中斷。

中國對外援助的特征是不通過系統的知識構建對受援國進行干預，而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平行經驗的轉移，所謂平行經驗轉移，就是將中國在前一個發展階段經過試驗和檢驗的經驗移植到非洲，然后重新進行試驗和推廣，與受援國的地方性體系進行適應，而中國和受援國都能根據自身政治、經濟等利益訴求，在互動中共同探索中國發展經驗的再生產和地方化。

李小云總結道，從長遠上看中國對外援助獲得相當的回報，在國際政治的許多關鍵時刻，受援國都對中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冤大頭”、“打腫臉充胖子”的非議并站不住腳。其次，中國對外援助有別于西方系統性的制度變革要求，一切圍繞“技術”展開，不干預受援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而從援助方式上而言，中國對外援助并不依賴于系統建構的“次生性知識”，而將精力集中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與當地現實情況的適應。

最后在問答環節，李小云談道，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按照目前表現出來的政策走向執政，可能顛覆美國在二戰后奉行的全球主義政策，進而影響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留出一片空白，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機遇。但目前中國“自利型”的對外援助仍然是有局限的，中國必須建立起一套新的被全球普遍接受的倫理價值，處理“我們能給世界提供什么？”這一核心問題，李小云認為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全球公共產品”，這是中國對外援助真正能支持中國崛起和擔當新的全球領袖的關鍵，也是中國知識界和青年人下一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