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看奧斯卡頒獎禮的習慣，不過各社交媒體上總有熱心朋友直播，便不時留意下。然后迎來了最后一個混亂時刻：大家都以為《愛樂之城》是最佳影片了，各中文網絡媒體和微信公眾號紛紛搶速度宣布結果，忽然那邊廂發現頒獎人信封拿錯，最佳影片其實是非裔導演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電影《月光男孩》（Moonlight， 2016）。中文社交媒體上有人哀嘆痛失，有人質疑評委水準及被“政治正確”綁架。好奇去看了看我的臉書朋友言論，對此“烏龍”，美國朋友們言論沸騰，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大快人心，普天同慶。一位美國學者朋友嘲諷《愛樂之城》是“高斯林和斯通向白人平庸主義的業余影片致敬”，另幾位朋友說，要是總統選舉也這樣多好啊：“對不起，對不起，我們搞錯了，密歇根、威斯康星和俄亥俄州投的其實是《月光男孩》（不是川普）”。當然，我的臉書朋友多為高校教師和研究生，及在大學受過高等教育者，政治傾向偏“自由”（liberal），身為白人的也對白人至上主義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反對對少數族裔、性別、性向人士及移民的各種歧視、壓制。

盡管不必將“奧斯卡”結果看得比電影本身更重，但很多作品需要其鼓勵和承認，尤其對于年輕電影人而言，這也意味著他們以后的發展機會。任何頒獎結果都有多方面的平衡考量，也許到最后影片品質并非是最重要因素，但此次而言，《月光男孩》作為電影本身，是值得肯定的。相對于它表現現實的力度、情感的誠懇克制、電影手法的含蓄，其“黑人同性戀”標簽顯得次要。在美國這個黑暗時代，人們要躲進金碧輝煌的幻夢里自我迷醉，還是直面持續惡化的現實問題，《愛樂之城》和《月光男孩》給出的是兩個答案。所以我理解我那些思想進步的美國朋友的偏好。或許，同樣有著那么一些“小清新”的趨向，后者更有著些底層的切膚傷痛但真誠釋然的笑容，而前者充滿精英青年無病呻吟的傲慢。

此前與同事N談及《月光男孩》，他說深有感觸，作為猶太人男同性戀，他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類似的孤單與歧視的痛苦。《月光男孩》關于黑人男孩Chiron在弗羅里達邁阿密貧困社區成長經歷的創痛，美國評論界易用兩個關鍵詞的結合定義這部電影：非裔+同性戀（以往此類題材電影并不常見）。然而，有時美國輿論中的“身份政治”過于強調身份單一性，其實每個人都是多種身份的交迭，在這里，則是階層、種族與性向：非裔貧困社區少年，在孤獨中逐漸探索自己的性取向。但影片聲畫、情緒表達之誠摯有力，介入現實創痛之深刻，遠非這些標簽式描述所能概括。

看《月光》之前，聽它飽受贊譽，不知是否出于人們對去年奧斯卡獎項得主全盤“白人化”的反彈，及出于對少數族裔電影的關心愛護……一看之下，發現超過預期與猜測，編劇、導演和表演都比較含蓄，又不乏力道及對非裔貧困社區殘酷現實的介入：Chiron來自單親家庭，父親未出現過，母親吸毒；他則因性格柔和、孤獨寡言、舉止打扮不同而飽受同齡男孩欺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高中。電影之外的美國現實亦是如此，與眾不同的非裔男性在本社區所受的暴力更多。在這個住房與教育都處于隔離狀態的貧窮社區，他們在無望中介入販毒與黑幫，自相殘殺，很多年輕男性因暴力喪生。Chiron又是幸運的，有一位類似父親形象的成年男子胡安（Juan）保護他，在海里教他游泳（動作一如施洗），在他對母親絕望時收留他。然而，這位人生楷模是位毒販，當他訓斥Chiron的母親吸毒，自己也被反駁得啞口無言（我在芝加哥時，私立精英大學旁邊便是這樣的社區。大家彼此隔絕，黑人少年走在街上會被警察盤查。有時也會有吸毒青年持槍搶劫。在給附近的學校作過一次志愿者講中國電影與文化之后，我心情抑郁，久久無法釋懷：你可以看到這個社區的教育水平和環境令這些孩子無法養成良好學習習慣，基本上無法上大學，未來的他們，依然是被社會拋棄的人群，就這么無望地惡性循環下去。不是所有人生來都有平等機會）。

《月光男孩》通過主觀運動鏡頭與音景所呈現的敏銳感官經驗，都是通過Chiron的主觀觀察與體驗。于是，觀眾不安著他的不安，恐懼著他的恐懼，孤單著他的孤單。強烈的代入感，令觀眾在意人物充滿創痛的精神旅程。也因為，這些都是原劇作者Tarell Alvin McCraney（他的舞臺劇本原名《月光下黑男孩看起來是藍色的》）與導演的童年經驗。他們1980年代生長于邁阿密的同一非裔貧困社區之單親家庭，上同一小學，母親都有可卡因毒癮（且為艾滋病毒攜帶者），也都有在學校被凌霸的經驗。家中時而沒有食物，或缺水斷電。McCraney 童年時，也的確受到一位毒販的保護，并被教會游泳。Chiron的故事，幾乎是他們自傳性的私密記憶。飾演胡安女友特麗莎的非裔歌手演員Janelle Monáe拍攝《月光》時落淚，因為片中這些人物，就是她故鄉堪薩斯城中的親戚朋友，有的販毒，有的因性取向不見容于世而痛苦不堪。

編劇也稱這些記憶為“美好的噩夢”，因為這些童年經驗經記憶過濾后，是邁阿密海灘、棕櫚樹和高遠的天空，光線明亮，色彩絢爛。導演詹金斯在童年、少年、成年三段敘事影像中試圖模擬富士、艾克發與柯達膠片的底色與影調。自然美景令人間現實更赤裸殘酷。攝影也著重表現人物在陽光和汗水中的皮膚質感，黝黑發亮，飽滿，似乎浸透著活力情緒。而影片開端有個接連好幾周三百六十度的長鏡頭，展示空間與人物調度，輕微的眩暈感，有些王家衛/杜可風風格。

《月光》三段式敘事結構的靈感，詹金斯說來自侯孝賢電影《最好的時光》（2005），尤其臺球室一場——他在弗羅里達州立大學學電影制作時，休學一年，博覽電影雜志及世界影片，尤其亞洲電影。除了侯孝賢，在《月光》中也易看出王家衛《春光乍泄》與《藍莓之夜》的痕跡。此處使用的西班牙歌曲“Cucurrucucú Paloma”曾出現在《春光乍泄》 ；多年之后Chiron與凱文在深夜餐館的重逢，凱文細心給老朋友做一盤菜，像《春光乍泄》中張震與梁朝偉飾演的人物，或《藍莓之夜》中咖啡館里兩人深夜的重逢。閃爍的眼神與微笑，欲言又止的微妙曖昧，介于知己與戀人之間，無論同性異性，紀念青春期因極度孤獨、一度親密而狂喜的瞬間。曾經的誤會與傷害在此刻，一笑泯恩仇。老友重逢，也伴有1960年代黑人女歌手Barbara Lewis的經典之作“Hello Stranger”——詹金斯在拍攝現場放此歌，營造氣氛。

《月光》令人們驚訝之處，也在于出現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往非裔題材影片（如《為奴十二年》和《塞爾瑪》）粗糲生猛氣質的優雅寧靜，即使彌漫危險張力。成年Chiron，“武裝到牙齒”的超級男性化的外表掩蓋著不安全感，內化的情緒在平靜表面下暗流洶涌。是否苦難一定要用紀錄片式自然主義方式才更接近現實？是否美學化視聽風格是布爾喬亞情調、對現實苦難的悖離？這些都是可以思考與討論的問題。導演詹金斯也清醒意識到：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電影是一種需要社會與文化資本的特權的行業與藝術形式，本質上遠離貧困社區的人們，因為即使獨立電影也需要大量投資，中產階級白人男性也更易獲得資源。表現邁阿密非裔底層人的電影，也要由紐約白人投資拍攝和發行，而且據我的觀察，去藝術影院看此片的觀眾，也是中產階級白人中老年觀眾居多，所謂“精英觀眾”。這也是有一定社會批評力的美國獨立藝術電影的悖論。此次奧斯卡的首肯，也多是白人評委所決定，包括我那些臉書上的白人朋友支持者。希望《月光男孩》這樣的電影，不僅是打動更多觀眾關注非裔貧困社群的狀況，成就幾位非裔導演和明星使其躋身好萊塢名流的豪華盛會，電影與現實的關聯，應通過何種方式實現？這讓我想起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電影《特寫》（1990）中那位熱愛電影的貧困失業工人薩布齊恩。他說同樣也是底層出身的導演瑪克瑪爾巴夫的電影給他最深影響，那成了一部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