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中旬，我與兩位學生以及廣東海洋大學高法成老師一行四人對南澳島來了次“深度游”。五天時間里，我們或是步行或是騎共享電動車，行程從大陸到島嶼，從村莊到漁排，從廟宇到祠堂，從大排檔到咖啡店。我們一路走一路觀察，有時也會停下來與當地人聊上一會兒，希望能從這些實地觀察和鮮活個體中更加深刻地感知南澳島的歷史與文化。

南澳島位于中國東南海域，行政上隸屬廣東省汕頭市南澳縣，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海島縣，下轄后宅、云澳和深澳三個鎮。從文化上看，南澳島與閩南社會之間有著密切關聯，這種關聯性可以從島上人口的語言、宗教、飲食和生計等許多方面觀察出來。南澳島地處閩粵交界海面上，由于臺灣海峽的“喉管”效應以及島嶼自身地形突起造成的動力抬升影響，使得島上的海風很大，風力資源十分豐富。我們在環島行走中，看到風車遍布山頂，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從海邊望過去尤其好看，南澳島的“風縣”之名正是由此而來。從地形地貌上來看，南澳島多山石少平地，海岸邊緣也多是巖石陡岸，只有零星幾處在海水和山洪沖擊下形成了平地，為島民避風、居住和生活提供了理想場所。

南澳島地形圖（圖片來源：百度地圖）

南澳島的面積并不大，只有110余平方公里，全島人口7萬人左右。島上人口聚集度較高，主要分布在當地人常說的“四澳”，即云澳、深澳、青澳和隆澳。“澳”的意思是船泊停靠、避風之地，南澳人聚居在“四澳”之地是適應海洋和島嶼環境的結果，也是他們海洋生活智慧的充分體現。反觀我們入住的那座海泉灣酒店，位于島嶼的西北角，每日狂風呼嘯，高層房間的風聲更是大到讓人難以入睡。一位出租車司機送我們到酒店后，開玩笑叮囑我們要多吃點，以免被風吹跑。真不明白開發商是何考慮，選此地建酒店和公寓。我想如果老板是當地人，斷不會選擇這樣一個風口浪尖的地方建房居住。由于“四澳”分散于島嶼的東南西北四個地方，步行考察很不方便，好在島上有共享電動車。共享電動車的投放顯然是為配合全島域旅游發展需要和外來游客出行需求，“四澳”皆有布點，騎還很方便，這不僅極大便利了我們的行程，而且充滿趣味，只是價格要比島外貴出兩三倍。

歷史之島

可能許多人沒有去過南澳島，也無法想象一座島嶼的重要性。但是大量歷史文獻記載告訴我們，處在閩粵交界地帶的南澳島地理位置極為特殊和重要，歷史上曾一度是中國東南海洋貿易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站和停泊點，素有“海上互市”和“粵東屏障、閩粵咽喉”之稱。與此同時，南澳島也是歷史上海盜十分青睞和經常光顧的地方，有人甚至將其稱為“海盜島”。明《萬里志》中記載，“（南澳島）惟深澳內寬外險，有臘嶼、青嶼環抱于外，僅一門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搶掠。……長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萊蕪澳，為船艘往來門戶，海寇亦常泊焉。”今天，我們來到南澳島，依舊可以看到許多與海盜有關的歷史遺跡和景觀，這些歷史記憶讓人感受到南澳島是一個充滿了歷史感的地方，也是一個無法不讓人產生無限遐想的地方。沿著環島公路行走，看著身前的峭壁巖石和無垠大海，我的腦海里總是不禁浮起《加勒比海盜》中的許多場景，想起那些亡命之徒在驚濤駭浪中的搏斗，想起他們在海島上世外桃源式的浪漫生活。

說到南澳島的海盜史，不得不提的是明朝大海盜吳平。吳平是福建詔安人，幼年在地主家做過家奴，后不甘女主人虐待，遂出海為盜，并與倭寇相互勾結，橫行閩粵交界海域數十年。明嘉靖年間，吳平在名將俞大猷的追擊之下被迫乞降朝廷，俞大猷遂將其安置在招安梅嶺一帶，命其殺賊自效。然而，匪性難改的吳平很快又聚眾反叛，遁入南澳島筑寨自首。吳平修筑的寨子名為“吳平寨”，今屬深澳鎮吳平寨村，村內還有一所“吳平寨小學”（已廢棄）。吳平駐扎南澳島之后，常行劫于閩粵沿海，為禍一方。情急之下，俞大猷聯合戚繼光率領閩粵兩省水兵圍攻吳平寨，由于吳平寨靠山面海，易守難攻，正面攻擊一時難以奏效。于是，戚繼光便派兩千士兵從吳平寨北面海上佯攻，自己則率領三千士兵迂回到島嶼南端云澳灣，試圖從海陸兩路夾擊吳平。從云澳登陸之后，戚繼光帶領三千士兵一路披荊斬棘，硬是從山林中開辟出了一條小道，然后從山上直殺入吳平寨。吳平看到背后殺來的三千士兵，恍惚以為是神兵天降，在一陣慌亂中倉促逃走。據傳，吳平在逃走之前曾將大量金銀財寶埋藏在島上一處“潮漲淹不著，潮退淹三尺”的神奇之地，此地就是位于吳平寨西北面的“金銀島”，但是這里是否真的有過金銀財寶，無人知曉，也無法證實。不過，這段歷史傳說倒是讓金銀島成為了今日南澳島上的一個熱門景點，許多人慕名來此，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歷史線索，我們也俗套地去游覽了一遍，結果發現除了幾處大石、一個石洞和一處碑記之外，并無其他特別之處。

傳說中吳平埋藏財寶的“金銀島”。本文圖片除特別注明外均為作者所攝。

金銀島的故事可能只是一個傳說，但是吳平寨絕非歷史虛構，而是真實存在的一個村子。吳平寨村隸屬于深澳鎮，位于深澳鎮東邊，是一個規模很小的獨立行政村，全村人口300余人，當地人主要以漁業養殖為主要生計方式。13日上午，我們一行四人從酒店出發，乘坐601路環島公交車向北行駛，經過青澳灣后再向西行駛約7公里就到了吳平寨。一下公交車，我們就看到路邊石頭上三個醒目大字“吳平寨”，旁邊有一塊石碑記錄了吳平寨的由來。在馬路的另一邊，是一座已經廢棄的“吳平寨小學”和一座規制很小的“天后宮”。帶著幾分好奇心理，我們走進村子里，希望可以發現更多的歷史記憶，結果看到的是一棟棟大門緊閉的樓房，再沒有發現其他與海盜有關的任何歷史遺跡。

于是乎，我們又來到海邊，幾個漁民正在岸邊裝卸漁獲，遠處的海面上布滿了漁排。從衛星圖上看，這些漁排好似一片藍色土地上的一塊塊農田，將狹窄的港灣填充的嚴嚴實實。與我在海南、福建看到的漁排不同，這里的漁排沒有彼此連在一起，每家每戶都是分開的，需要借助漁筏或小船才能通行。漁排并非全是用來養魚，有幾戶漁民在漁排上開上了漁家樂，專門招待來此吃海鮮的游客。一位大叔招呼來一個小伙子，介紹說是他的侄子，小伙子開著一艘專門用于接駁漁獲的平底船拉我們上了漁排。經營漁家樂的小伙子姓高，就是岸上的吳平寨人，他一邊搞漁排養殖一邊經營著漁家樂，偶爾還會在近海搞些捕撈。在漁家樂上工作的還有他的哥哥和姑姑，哥哥負責做飯，姑姑負責勤雜事項。我們問哥哥，誰是老板，哥哥輕聲細語說，“他是老板，我是給他打工的。”我們登上漁排時，老板正搬著一筐晶瑩剔透的帶魚，準備送往云澳鎮上的飯店。高老師看到帶魚十分新鮮，趕忙讓他給我們留下四條，然后我們又在漁排上點了幾樣海鮮和一份紫菜炒粉。吃飯時，一只肥碩的灰貓一直蹲在餐桌邊，我和高老師給它喂魚吃，可是人家壓根不吃，估計是在漁排上吃膩了海鮮。聽老板的哥哥說，每家漁排上都會養貓，目的主要是為了抓老鼠，過去許多人家還在漁排上養狗，以防有人晚上來偷魚，不過現在生活好了，偷魚的情況很少發生，養狗的人家也少了。就在我們快要結束午餐時，來了另外一個皮膚黝黑的小伙子，他是老板的表弟，老板姑姑的兒子，沒多久老板自己送貨也回來了，于是我們幾個人就擠在漁排上的一間屋子里一邊喝茶一邊聊天。

 

海上漁家樂。

 

吳平寨漁排。

 

吳平寨人過著向海而生的生活，海洋是他們生計的來源，也是他們展演生命的舞臺，他們依賴海洋，也敬畏海洋。漁家樂老板向我們介紹，吳平寨村民主要以經營漁排養殖為主，也有人家在海面上搞其他養殖，或者是將自家海田出租給別人經營。無論哪種方式，一年下來，收入十幾萬是不在話下的。這些年做海洋研究，走進過許多海島和漁村，也接觸過不同類型的漁民，這些調研經歷讓我深知海洋社會生計之艱難和不穩定，所以當聽到漁家樂老板介紹村里經濟情況時，我內心是歡喜的，歡喜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好，歡喜他們不再像祖輩那般為生活所困，為海島所困。不過，經濟生活的好轉并非意味著沒有煩惱，年輕人大齡未婚就是許多家庭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煩惱。漁家樂老板馬上快30歲了，但是還沒有結婚對象，家里長輩為此很是焦急。我們問他為什么還沒有結婚，他的回答是，“不著急，我們這里結婚都很晚。”過去，南澳島沒有通大橋也沒有輪渡，交通不便，向外流動的人員很少，許多人終其一生生活在島上，島民的通婚圈也只局限在南澳島范圍內，比如漁家樂老板的姑姑就是從吳平寨嫁到深澳的。近十幾年來，交通越來越便利，年輕人出去的越來越多，尤其是年輕女性走出去之后就很少再嫁回本島，這就造成了島上大齡未婚男性人口越來越多。這兩年，伴隨大橋的開通和旅游業的發展，雖然也有一些汕頭、潮州、招安等地女性出嫁到島上，但是總體情況仍為得到根本改變。今年暑假，我們在湛江硇洲島進行田野調查時，也曾發現相同的問題。據我們的報道人介紹，硇洲島常住人口在四萬人左右，其中單身漢就有近七千人，問題遠比南澳島更嚴重。由此可見，婚姻問題可能是島嶼社會的一個普遍問題，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關注。

在聊到南澳島的歷史時，我們略帶玩笑地問，“那你們都算是海盜的子孫咯，你們怎么看這件事？”老板似乎有點尷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了一句，“沒什么呀，那都是幾百年前的事情了。”歷史與現在很遙遠，歷史的真相也并非人們知曉的那般簡單。做海洋歷史文化研究的人知道，海盜之所以從事海上劫掠活動，很多時候是出于生計所迫，并非本性使然。今天，在東南亞巴拉望海域和非洲東海岸，依然有許多海盜出沒，其原因或是因為戰亂導致的家園破壞，或是因為近海漁業資源枯竭導致的生計艱難，而這些原因都與他們自身無關。其實，歷史上的海盜并不只是扮演殺人劫掠的單一角色，多數時候是一種游走在亦商亦盜邊緣的模糊身份，而這種身份的轉換完全取決于王朝國家的海洋政策，鄭成功家族的歷史就是代表性案例。明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有限度地開放海禁，一時間“寇轉為商”，“漳潮之間，旋即晏然”。明末，福建商人鄭芝龍的集團勢力曾一度控制整個閩粵海上貿易，觸角甚至延伸到日本海和東南亞海域，是當時南中國海域真正的海上霸主。鄭芝龍擁有龐大船隊和武裝力量，不僅為其壟斷海上貿易提供了條件，而且為日后其子鄭成功收復臺灣奠定了基礎。然而，明清易代，尤其是康熙元年（1662年）頒布的“遷界禁海”政策，最終將鄭氏集團徹底推向了另一面，南澳島乃至整個潮州海域又再次成為海盜淵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后，宣布取消海禁，至此潮州海域的海盜問題方才逐漸告一段落。

海盜歷史算不上是一段光彩的歷史，但它卻給南澳島留下了許多歷史文化遺產，這些歷史文化遺產今天搖身一變成了寶貴的旅游文化資源。比如，坐落在深澳和云澳交界山脊上的雄鎮關，為南澳島旅游熱門打卡地之一。雄鎮關建于明萬歷十三年，歷史上曾是南澳島上的一處重要軍事關隘。清《南澳志》記載，“戚繼光破吳平道出于此”，這充分說明雄鎮關之險要，而關門上的對聯“雄跨南北雙方脊，鎮攝云深兩澳關”，又再次說明了它的重要性，難怪乎雄鎮關被譽為中華名關之一。又比如，位于深澳鎮上的“閩粵南澳總鎮府”，也是為防海盜和倭寇侵擾而設，亦是南澳島旅游的必到之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吳平在俞大猷的圍剿中投水身亡，潮州海域的海盜大為減少，不過海患并未徹底消除，南澳島周邊不時還是會有海盜身影出沒。明萬歷三年（1575年），朝廷在南澳島設置副總兵專職守事，同時兼領漳潮兩地，并遣3000水兵鎮守南澳島。由于南澳島地處閩粵交界之地，所以總兵府由閩粵兩省共管，中間以雄鎮關為分界線，其中云澳、青澳民事由閩省管轄，深澳、隆澳閩時歸粵省管轄。據《南澳縣文物志》統計，明清兩朝到任南澳島的總兵和副總兵共有147人，其中不乏鄭芝龍、施瑯、朱以海等歷史名將。

始建于明萬歷年間的雄鎮關，關內為深澳，關外是云澳。

 

我們在深澳看到的總兵府是1983年仿照歷史模樣重建而成，與歷史上真實的總兵府模樣存在一定差別。在總兵府陳列室中的一幅地圖上，我們看到歷史上的總兵府有護城墻環繞四周，城后是高山，城前是護城河，河外即是大海。此外，在城內城外還有多座廟宇，如水仙宮、天后宮、三宮堂、城隍廟、賢良廟、風伯廟、文廟、武廟等。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其中一些廟宇現在依然存在，于是我們懷著極大興趣又在深澳開啟了一段尋廟之旅。

城墻環繞的總兵署，城內外有多座廟宇。

 

在歷史人類學界有一種說法，叫做“進村找廟，進廟讀碑”，意思是說廟宇是村落歷史的見證者，而廟宇里一般都會有碑文記載廟宇修建的歷史乃至村落變遷的歷史。人類學家不僅認可這種說法，而且還認為廟宇是觀察和研究村落文化的重要窗口。比如，臺灣人類學家王崧興在關于龜山島漁民宗教的研究中就曾有一個重要發現，即島上漁村社會普遍存在一種“文化對極性”特征。所謂“文化對極性”，是指村民在漁業生產方面會表現出一種“個人主義取向”，彼此之間缺乏合作、互不信任、相互競爭；與此同時，他們在宗教生活中又會表現出一種“社區精神取向”，舉凡村社一致的活動，彼此之間都會講究合作和慷慨，并十分強調全社性的幸福。帶著這種人類學好奇心，我們走進了深澳幾座具有代表性的廟宇，如城隍廟、武帝廟、聚福庵、金山寺等。從位置上看，這幾座廟宇皆位于金山山麓，且處在同一條街上，相互毗鄰，東西范圍不過400米。從歷史來看，它們分別是明朝萬歷年間和明末時期創建，后又經過多次擴建和重修，其中城隍廟和武帝廟歷史最為悠久，規模也最為宏大。城隍廟始建于明萬歷四年（1576年），為土木結構建筑，三進式格局，后因1918年南澎海域大地震發生損毀，現今的廟身為1992年重修，主殿供奉著城隍老爺和城隍夫人，右側偏殿原為黃龍廟，后改為文廟，奉祀孔圣人。武帝廟原名為武廟，位于金山山麓，初建于明萬歷七年（1579年），整座建筑規模宏大，氣勢雄偉。武帝廟有“皇宮式建筑”之稱，整體為三進式，內部分前殿、中殿、主殿和后殿，其中主殿正中供奉著關圣帝君，左右兩側分別是周倉、關平兩將。除了以上幾種本土神靈和廟宇之外，深澳還有一座規模宏大的基督教堂，位于深澳入口的田野間，距離城隍廟不過兩百米左右。矗立在綠色田野中的基督堂，在身后郁郁蔥蔥的山林和山頂風車的映襯下，顯得格外靜謐而美好。基督教深澳堂創建于1998年，是由汕頭知名華僑陳錫恩捐資85萬元興建。在深澳，信奉基督教的人不是特別多，島內其它地方的居民不時也會來此做禮拜或是參加基督教節日。

深澳城隍廟，始建于明萬歷四年（1576年）。

 

深澳武帝廟，始建于明萬歷七年（1579年）。

 

基督教深澳堂，建于1998年。（圖片來源：鄺鈺坤）

 

對于這些宗教廟宇，我感興趣的并不是它們的歷史，而是它們的多樣性存在以及它們對于當地人生活的意義？在當天天色快黑時，我們在武帝廟里遇到一位前來燒香的大叔，大叔今年六十多歲，是后宅人，搬到深澳居住已有二十多年。我們問大叔是不是武帝廟的管理人員，他回答不是。我們又問，“武帝廟有沒有人負責管理？”大叔說，“廟里沒有管理人員，但是有人值班。每年年底村里會選出六個廟委，這六個人日常會來廟里看看，搞搞衛生什么，每個人負責兩個月。”我們接著問大叔，“您是不是只拜關帝？還是其他廟也會去？”大叔回答，“我只來這里，我只拜關老爺。關老爺很靈的，比其他神要靈，很多其它地方人都來這里拜關老爺。門口有許多關老爺的事跡，你們可以去看看。……”聊完后，大叔在門口插上一炷香就走了。大叔的虔誠不僅讓我感動，而且讓我十分羨慕，羨慕他有自己的信仰，羨慕他有選擇信仰的空間。我想，生活在這里的人應該很幸福吧，至少比城市人要少一些精神性壓力和困擾，走在村里，我甚至能夠明顯感受到自己的腳步在放慢，內心也多了一份清靜。在城隍廟里，我曾看到一幅對聯，上聯為“文物保護仍須同德同心”，下聯為“古廟重新皆賴群策群力”，橫批為“文化自信”。這幅對聯無疑是對深澳人宗教信仰的一種真實寫照，從中我既看到了深澳人對宗教的執著和熱情，同時也進一步讓我聯想到了農村社會的發展問題。當前，我們正在大力推行鄉村振興戰略，而鄉村振興的關鍵之一乃是文化振興。宗教信仰作為人們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重視和開發民間宗教資源不僅應該成為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更是一種文化自信的體現。

希望之海

正所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南澳人也不例外。雖然“四澳”地區在生計方面有一定差異性，但多數人的工作都與海洋有關。隆澳今稱“后宅”，是南澳縣城所在地，商業十分發達，也是島上人口最為密集的一塊地方。這里的居民除了公職人員之外，多數是從事服務業，其中以海產品店、海鮮大排檔、度假酒店居多，這顯然是旅游業發展引發的一種群集效應。位于島嶼東面的青澳，同樣也是以發展濱海旅游業為主，是島上房地產開發的重點區域。青澳灣內有一片長長的沙灘，據說是南澳島上最美沙灘，開發商給它取了一個非常高大上的名字——“黃金海岸”。除此之外，青澳灣還有一個重要旅游景點——北回歸線標志塔，又叫“自然之門”。“自然之門”與汕頭雞籠山上另一座北回線標志塔東西呼應，一山一海，成為汕頭旅游的兩個重要景觀。我們在青澳灣走訪時，剛好遇到一群從青島過來旅游的老人，大家紛紛在此打卡拍照。問及他們為何來此旅游，一位老人略帶抱怨地說，“哎呀，被旅行社騙來的，這里哪有什么好玩的，這片沙灘還不如我們哪里的好。”在“自然之門”周圍，高聳的樓房和漂亮的綠化讓人仿佛置身一座濱海城市，而不是一個島嶼小鎮。一位拉客跑車的師傅向我們介紹，這里的房子很少有人買，多數是空置在哪里，只有一些底層商鋪老板和工人租來住。在馬路東邊，清一色的全是海鮮大排檔，進去吃飯的人并不多，許多店鋪都是空無一客。一位老板告訴我們，“現在是旅游淡季，人很少，生意好的時候主要在節假日。有些老板在淡季會關門歇業，去找些其他事情做。”這種情況其實并非特例，在海南，許多濱海小鎮的飯館、酒店基本上都是忙半年、歇半年。當下，青年人愈來愈青睞有歷史感、文化感的旅游目的地，像重慶、武漢、西安、廣州等城市這幾年頻頻成為熱門旅游目的地，而像青島、廈門和三亞等濱海城市如今早已不像十年前那般火熱了。這樣來看的話，青澳灣也就確實沒有什么值得觀賞和吸引人的地方。相比之下，深澳和云澳因為保留著真實的原生態生活和大量歷史文化景觀反而顯得更加別有天地，引人入勝。

青澳灣畔的“自然之門”。

 

沿青澳灣向西騎行約九公里，可以看到一片彩色的海灣，這里就是深澳灣。深澳位于南澳島的北面，因為避風條件較好，所以成為當地海洋養殖的主要區域。12日下午，我們去深澳“總兵府”考察，車輛行經深澳灣時，一片彩色海洋引入眼簾，在太陽光的照射下美不勝收，眾人紛紛直呼“太美、太美”，但又不知道那些彩色漂浮物到底是什么。為了搞清楚深澳灣養殖的具體情況，第二天我們四人專門花了一天時間去深澳進行走訪調查。在深澳，每家每戶都有屬于自己的海田，少則幾十畝，多則上百畝。海田是祖上留下來的財產，與農業社會的土地一樣重要。海田沒有清晰的界線，可是當地人卻能分的清清楚楚，很少發生糾紛和矛盾。雖然他們沒辦法向我們講清楚海上邊界究竟是如何劃分的，但是每個人心中確確實實都有一幅“地圖”。這幅地圖是他們與海洋朝夕相處的結果，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屬于費孝通先生講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文化的一部分。

深澳漁民的養殖對象主要是生蠔和紫菜兩種，這兩樣都是南澳島的特色產業，由此也誕生了兩種特色美食，一是蠔煎，一是紫菜炒飯。從養殖區域和面積來看，靠近岸邊的內海部分主要養殖紫菜，生蠔則主要放養在相對較遠的外海，生蠔養殖的面積遠遠多于紫菜養殖面積。紫菜在當地被叫做“神仙菜”，是南澳島的三寶之一。由于紫菜養殖對溫度要求很高，溫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導致紫菜苗死亡。漁民認為，投放紫菜苗的最佳時間是十一月份，這時候天氣不冷不熱，最適合紫菜苗投放和生長。養殖戶將紫菜苗投放到事先搭建好的一排排竹板上，然后經過大海的退潮漲潮和日曬光合作用，紫菜自身就會不斷成長繁殖，一個多月之后即可進入采割季節。紫菜可以采割許多次，當地人稱為頭水紫菜、二水紫菜、三水紫菜和四水紫菜，其中頭水紫菜在外形、色澤和口感方面都最好，價格自然也最貴。

 

紫菜養殖。

 

相比紫菜養殖而言，生蠔養殖時間要長的多，從蠔苗投放到成品出水普遍要半年左右時間。在養殖方式上，南澳島生蠔采取的是海水吊養，養殖戶將采購來的健康蠔苗經過打孔、穿線、過水，然后用平底船運送到海上，再將蠔苗一根根綁縛在系有浮漂的主繩上。與湛江生蠔不同，南澳島生蠔個頭較小，肉質也不算肥美，但是口感卻十分爽滑和細嫩，因此南澳島生蠔更適合煎炒而不是燒烤。在深澳養殖生蠔的漁民并非全部是當地人，也有來自福建的漁民。我們在深澳防浪堤上考察時剛好遇到一位來自福建詔安的陳大哥，他在深澳承包了兩百畝左右的海田養殖生蠔，每年除了給海田主人繳納租金之外，還要向當地政府繳納兩千塊左右的管理費。問及為何來此養殖生蠔時，陳大哥說，“這里水質好，我們家離這里又近，開船只要兩三個小時，天氣好的時候可以從這里直接看到我們家。”海洋養殖是一項收益和風險都很高的工作，運氣好可以賺的盆滿缽滿，運氣不好也可能賠的血本無歸。向海洋討生活的人偏好運氣之說，認為海洋才是自己生活乃至生命的主人，但是通過細致調查不難發現，影響運氣好壞的決定因素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人為因素。具體到海洋養殖，伴隨養殖技術日益成熟和專業化，按理說出現虧本的情況很少才對，但是近些年頻繁而又異常的臺風天、暴雨、赤潮和高溫天氣卻經常讓養殖戶血本無歸。陳大哥告訴我們，“今年基本上賺不到錢，氣溫太高，海水太咸，很不好養，大多數人都是虧本。”陳大哥是家里的主要經濟支柱，家里有兩個正在上學的孩子，虧本意味著他們全家人的生活都將會受到很大影響。陳大哥的情況并非個例，根據這些年我對華南海洋社會的調查，目前還有不少漁民的生活僅維持在生計層面，尤其是那些以海洋捕撈為主要生計方式的漁業社區，問題表現更為明顯。

 

牡蠣養殖。

 

云澳是南澳島上傳統生計保留最好的地方，當地人至今仍然堅守著祖輩傳承下來的向大海討生活的捕撈漁業生產方式。《南澳統計年鑒（2020年）》顯示，截至2020年末，云澳鎮共有在冊戶數5140戶，總人口數為19427人，從業人員數為6127人，其中漁業從業人員為3309人，全年海洋漁業生產總量為63663噸。在我們考察云澳的當天，漁民說天氣不好不適合出海，所以漁港內停滿了各種漁船，有燈光作業漁船、拉網作業漁船、放釣作業漁船，有玻璃鋼漁船，也有傳統木質漁船，這些漁船總體上以小型漁船為主，適合遠洋漁業生產的大型鐵船比較少。從全國的情況來看，自福建以南的海洋漁業生產主要還是以小型捕撈漁業為主，與江浙和山東沿海地區的海洋漁業生產存在很大差異。所謂小型漁業，是指漁民在漁業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漁船長度不超過18米，每艘漁船上的漁民人數在10人以下，每次出海作業時間在1～3天之間，作業范圍一般局限在沿岸5～10公里之間。小型漁業很多時候也稱為生計漁業，被認為是消除貧困和應對全球糧食危機的一種重要生計方式，對于沿海漁業社區乃至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調查數據，全世界漁民中大約有90%的漁民是在從事小型漁業，全球海洋捕撈漁獲量中的50%左右是小型漁業生產貢獻的。相比較于先進的工業化漁業生產方式而言，小型漁業不僅對海洋生物資源的破壞較小，而且保存著許多傳統漁業生產技藝和知識，是傳承海洋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然而，正是因為其規模較小，容易受到許多因素影響，所以小型漁業生產的脆弱性和風險性比較大，漁民生活也更加不穩定。

 

停泊在港內的小型作業漁船。

 

云澳漁港是汕頭市第一大港，在2013年擴建疏浚之后，漁港的停泊空間和避風設施都得到了大大改善，云澳漁港也順利升級為國家級中心漁港。過去的云澳漁港避風條件比較簡陋，每年進入臺風季，漁民就會提心吊膽，需要時刻盯著天氣預報，一旦說有強臺風來臨，漁民會紛紛將漁船開到海門港、饒平港甚至福建東山港停泊避風，許多漁民對這種“轉港”經歷至今記憶深刻。生產條件和技術越來越好，按理說漁業生產應該會越來越容易，收獲也會越來越多，可是漁民并沒有這種感受，漁民的普遍反映是現在的漁業生產很難，捕撈的漁獲不僅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小。

通過對漁民的簡單訪談，我將漁民口中所說的“難”的原因大致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自然環境的異常波動和變化，比如臺風次數的增加、氣溫上升和少雨天氣等。漁民告訴我們，今年的情況尤其嚴重，因為雨水太少，海水太咸，魚非常少，他們沒辦法只能跑到更遠的地方。可是跑的太遠，風險又太大，因為他們的漁船體型較小，一旦遇到大風大浪，很可能就會船毀人亡。二是沿岸地區海水環境的急劇惡化，比如油污的擴散、工業和生活廢水的無限制排放等。云澳漁民的作業范圍基本上局限在廣東沿海地區，如汕頭、潮州、珠海等地，這些地區是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最為集中和迅速的地方，也是各類船只航行最為密集的區域，近岸水質污染和生態破壞十分嚴重。三是制度性約束和監管行為越來越多，比如休漁制度和“雙減”政策的實施。我國現行的休漁制度規定，南海海域的休漁時間是從5月1日到8月16日，共三個半月。在休漁期間，除釣具作業之外的所有作業方式都在禁止范圍之內。對于漁民而言，三個半月的休漁時間不可謂不長，其間漁民不僅無事可做，而且基本沒有收入來源。在云澳地區，漁民在休漁期間可以從政府那里領到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補貼，但是漁民表示，一千多塊錢根本不夠一家人一個月的開支。因此，休漁期間的偷捕行為頻繁發生，漁政部門雖然會在休漁期加大監管和執法力度，但是仍然無法完全杜絕。此外，在“雙減”政策影響之下，許多云澳漁船被政府部門歸為“三無”漁船行列，既無船牌，也無捕撈證，因此就無法正常出海作業，傳統生計難以維系。透過這些原因，我們不難想象海洋生產之艱難和漁民生活之不易，可即使如此，他們依然對生活充滿了希望，就像他們給船頭漆的紅色油漆，期盼著生活能夠紅紅火火。

 

寓意紅紅火火和一帆風順的“紅頭船”。

 

無論從海洋自身亦或社會發展來看，未來海洋漁業生產面臨的風險性和約束性因素都會越來越多，漁民轉產轉業無法避免，也勢在必行。縱然沒有上述問題，單從年輕人逐漸遠離海洋這一點來看，海洋漁業生產在未來也很難有效傳承和持續發展。其實，這一問題并非中國獨有，許多關于歐美海洋社會的人類學研究顯示，不僅愿意出海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多的老漁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子承父業”，因為他們深知向海洋討生活的艱難和危險。未來，濱海旅游業和休閑漁業將會成為許多沿海漁業社區轉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一些專家學者認為的海洋可持續發展的理想途徑。對于漁民而言，遠離驚濤駭浪的大海不再不可能，“洗腳上岸”很快會從理想變為現實，可是這會是他們內心真正想要的生活嗎？沒有漁民的海洋，還是我們想要的海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