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莉（化名）的丈夫呂斌染上賭博的惡習，為了還賭債，他不惜進行合同詐騙，最終被判刑。

同時，呂斌還留下巨額債務，徐莉也隨之卷入3起民間借貸糾紛，被作為第二被告起訴。但徐莉認為，丈夫向原告借款時間，與其賭博、實施犯罪行為的期間相近，所借款項并未用于家庭生活，且其在短期內借款數額已明顯超出正常家庭所需，涉訴借款應屬于呂斌個人借款，不應與其承擔共同還款責任。

3起案件中，2起由天津南開區法院審理，1起由天津寧河區法院審理，兩家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決。

南開區法院2016年1月29日作出的判決認為，2起借款發生時，呂斌存在賭博惡習，故借款雖發生兩人婚姻關系續存期間，但不宜直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原告應對借款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承擔舉證責任，而其舉證不能認定借款用于徐莉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帶來利益，對其請求不予支持。故認定借款為呂斌的個人債務。

寧河區法院2016年9月7日作出的判決則認為，刑事判決僅能證明呂斌存在詐騙、賭博行為，但判決書查明的事實均未涉及本案訴爭借款，該證據不能證明本案訴爭借款由呂斌用于賭博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徐莉應與呂斌共同承擔還款責任。

寧河區法院作出判決后，徐莉提出上訴。2017年1月4日，天津市二中院維持了寧河區法院的判決。徐莉表示，將繼續向天津高院申訴。

丈夫詐騙還賭債獲刑，留下巨額債務

徐莉告訴澎湃新聞，2013年底，丈夫呂斌因染上賭博惡習，以偽造保險合同的手段騙取客戶保費，在短短一年內以為保險公司墊付保費為由，向多人借款上千萬元。

天津市河西區法院2015年12月31日作出的判決書顯示，呂斌系某保險公司天津分公司營業部經理，2014年9月、2015年1月以個人名義向他人借款并加蓋私刻的公章作為擔保，2015年1月27日，呂斌為獲取錢財償還債務，先后騙取他人錢款24萬余元。2月6日呂斌投案自首，所得賬款均用于賭博和償還賭債。

河西法院判決顯示，呂斌因犯合同詐騙罪、偽造印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徐莉稱，呂斌除了騙錢，還留下巨額債務，騙走家中積蓄。如今，她單身一人撫養孩子，孩子今年14歲，讀初三，現夫妻名下的房產、賬戶均被查封。但呂斌已經進監獄，徐莉無法在民政局正常辦理和他的離婚手續。

呂斌被抓后，欠下巨額債務，曾經借錢給他的債權人也先后向法院提起訴訟。其中，3起民間借貸案都將徐莉列為第二被告，理由相同：兩人是夫妻關系，呂斌對原告所負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希望法院判兩人共同償還借款，并承擔相應訴訟費用。

南開區法院：原告舉證證據不足，認定為個人債務

徐莉成為第二被告的民間借貸案中，2起在南開區法院審理，其中一起借款130萬，一起借款50萬，借款日期均在2015年1月。

判決書顯示，庭審時徐莉均辯稱，對呂斌向原告借款之事并不知情，后因呂斌涉嫌刑事案件，才得知其在2013年底至2014年期間對外舉債高達1300余萬元，所借款項均用于賭博，并有偽造保險合同進行詐騙等涉嫌犯罪的行為。

“呂斌向原告借款時間，與其賭博、實施犯罪行為的期間相近，所借款項并未用于家庭生活，且其在短期內借款數額已明顯超出正常家庭所需，涉訴借款應屬于呂文斌個人借款，不應與其承擔共同還款責任。”徐莉表示。

2016年1月29日，南開區法院對這兩起案件一同作出判決。判決書中對于“借款是否屬于二被告夫妻共同債務”的爭議，采納了徐莉的說法。

南開區法院表示，根據已經生效的河西法院刑事判決書查明的事實，雖不能認定涉訴借款被呂斌用于賭博或償還賭債，但可以證明在涉訴借款發生時，呂斌存在賭博惡習，故涉訴借款雖發生在兩人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但不宜直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南開區法院認為，本案中，在直接舉債人呂斌已自認涉訴借款用于賭博，其配偶徐莉又否認存在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時，原告應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原告陳述不能認定借款使用為二被告的家庭帶來利益，也不能認定借款用于二被告夫妻生活。

南開區法院認定，涉訴借款為呂斌個人債務，由呂斌個人履行還款義務。

寧河區法院：被告舉證證據不足，認定為共同債務

而在天津市寧河區法院審理的民間借貸案中，法院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認定。

原告王某起訴稱，呂斌在2014年向其借款498萬元，合同履行中，呂斌返還部分借款本息，截至起訴，尚欠247萬未返還。

對于這247萬欠款，被告無異議。雙方的爭議點同樣在于：訴爭借款是否屬于被告夫妻的共同債務？

2016年9月7日，寧河區法院對該案作出判決。

寧河區法院認為，已經生效的河西法院刑事判決書等證據，僅能證明呂斌存在詐騙、賭博行為，但判決書查明的事實均未涉及本案訴爭借款，該證據不能證明本案訴爭借款由呂斌用于賭博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寧河區法院認為，被告徐莉主張的涉訴借款未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訴爭借款不屬于被告夫妻共同債務的抗辯主張，理據不足，本院不予采納。

寧河區法院表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的規定，訴爭借款應為夫妻共同債務，被告徐莉應當與被告呂斌共同承擔清償責任。

寧河區法院判決后，徐莉不服判決提出上訴。

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徐莉主張呂斌將借款全部用于賭博，未用于家庭生活不同意承擔還款責任的證據不足，不予支持，駁回了她的上訴。

“相同的案件卻在我身上發生了不相同的判決結果，令我非常困惑。兩審法院的判決已經讓我和孩子背著巨額債務無法生存下去。”徐莉表示，自己將繼續向天津高院申訴。

舉證責任的分配將直接影響結果公平性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蔣月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舉證責任就是誰主張誰舉證。所以，當債權人起訴要求對方共同承擔責任的時候，他就要承擔舉證責任。而按照“婚姻法第24條”的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可以說是免除了債權人舉證的責任。

蔣月說，實踐中“婚姻法第24條”受到了一些批評，因為有些當事人借的錢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甚至是在借錢時根本沒有告知配偶。另一方對債務不知情，也沒有分享到借來的這個債務的利益。到了法庭的訴訟過程中，主張不知情的一方，就變成了要承擔舉證責任的人。

如果被告和原告都無法舉證，來證明債務是否有給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帶來利益，那該如何認定？“從現有的法律來說，更傾向于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福建師范大學法學院教師龔麗梅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正因為這樣，有很多配偶莫名為對方被背上了一生的債務，這么多年來這種案件太多了，這條規定確實有它的不合理性。

蔣月認為，實際上最清楚債務去向的是在借條署名的舉債人，他才是真正應該承擔舉證責任的一方。但是在實踐中，他如果不能舉證、不愿意積極舉證，那么婚姻雙方的當事人就要來承擔責任，就是說舉證是一個人的，但是結果是要由夫妻雙方共用來承擔的。

“舉證責任上分配的不公平，就有可能導致這個結果上的不公平。”蔣月認為，按照訴訟規則，舉證不能就要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那主張不知情的婚姻一方來承擔舉證責任這個是很困難的，“他（她）如果本身就不知情這個債務存在，也沒有分享到這個債務的利益，如何來證明不知情的事情？”

“新增條款有待司法實踐驗證”

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新增兩款，分別規定：夫妻一方與第三人串通，虛構債務，第三人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從事賭博、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中所負債務，第三人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師范大學法學院教師龔麗梅認為，新規出來后，大家的關注點還是會在舉證這一塊。“我如何證明這是賭債，那對方也不承認，現在欠債怎么會寫賭債？因為賭債你去起訴法院是不會予以保護的，最終還是在舉證上存在一定的難度。”龔麗梅認為新規是否能解決之前的問題，還有待于司法實踐去驗證。

“賭博等非法債務本來就不受司法的保護，問題是能否證明這個債務是非法的，拿到的錢是去從事非法的活動？所以還是舉證的問題。”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蔣月認為，新的規定在解決舉證分配上的問題方面有待進一步完善，沒有提出新的規則。此外，哪一些情形能證明債務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哪些情形可以排除負債所得的錢沒有用于夫妻共用生活，新的補充規定提出如何認定。

蔣月認為，在家庭行為和婚姻行為中，如果有人做了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要求的事情，甚至是惡意要求對方來和他一起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如果沒有裁判上的公平的規則，當事人舉證、請律師，都是沒有辦法來對抗另外一方的惡意的，“所以我還是會非常期待婚姻法在經濟公平上，能夠有更加公平合理的裁判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