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正值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除了章念馳所著《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和他編的《章太炎生平與學術》（均收入人民出版社“章學研究論叢”），尚有兩種寫章太炎的專書值得注意。其一即《滿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與近代中國（1895-1916）》（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作者孫德鵬憑借其法學史專業的學識，嘗試以法治與帝制翻覆無常的背景，襯托出章太炎在晚清民初該有的位置。為此，孫氏著重勾勒了“立憲”、“國家”、“議會”等西方舶來概念在近代中國語境里的傳播與接受，而章太炎無疑屬于個中最出挑的怪咖，只有他針鋒相對地豎起“革命”、“民族”、“學會”的異幟，用古奧晦澀的言辭讓世人警醒，原來光復華夏的關鍵并非制度的問題，而是道德的困境。誠然，在這部被宣傳文案定位為評傳的作品中，充斥著憲政話語的時代進程占據了相當的篇幅，但孫氏靈動、智慧的安排，叫身為讀者的我們有理由相信，章太炎那股“清醒、理智的固執勁”即便置于錯綜的權力網絡，也能閃爍著令人不可逼視的鋒芒。

在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世界史情境下，章太炎的民族主義不過是站在漢人立場的權宜之計，而他借《齊物論釋》提出的多元平等，才是更具普遍性的人文訴求，《齊物的哲學：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思想的東亞經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就立足于后者，展開了對西方現代性的質詢。作者石井剛（Ishii Tsuyoshi）認為，政治、社會的現代轉型的過程，是東亞地區共同的歷史經驗，一旦跳脫出單一的民族國家語境，在更開放的公共知識話語空間中去考察章太炎的思想，就會發現“齊物的哲學”不僅是對清代樸學傳統的批判繼承，而且能與丸山真男、高山樗牛等日本思想家形成有意味的對照。這一別出心裁的嘗試，揭示出了中日雙方重建文明主體的共同焦慮，也讓我意識到，只有始終敞開與他者邂逅的渠道，才能在宋明理學之外，發現倫理的另一種可能。

清末的廢止科舉，標志著讀書人的仕宦前程不再有制度層面的保障。傳統的“士”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知識分子”（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新版自序》），與這種身份的轉變相應，文學實踐也一改泛政治化的老套，朝著職業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于是組織文學社團、出版文學雜志便成了民國時期文壇最顯著的兩種現象。在《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1911-1937）》（陳太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一書中，荷蘭漢學家賀麥曉試圖挖掘現象背后的原因，探討作為體制的文學社團如何以經營雜志為中心，建立起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共同體。難能可貴的是，賀麥曉并沒有局限在獨尊五四的研究范式內，去構筑個人作品與社團綱領的孤立聯系；反而借鑒了布迪厄的“文學場”理論，將文本與社會因素有機地結合。語言、形式和內容是文本的特征，生活方式、組織方式和發表方式是社會觀念的體現，這兩部分都被收納到“文體”的概念中，從而使文學的內部與外部得以合理地溝通。得益于動態且相對完整的視野，賀麥曉的論證展現了不同文體之間互動和競爭的圖景，一幅群雄逐鹿的格局，在1911-1937這段時間里，后來被奉為經典的“新文學”同樣沒能一家獨大，它占據的只是先鋒而非主流的位置。雖然這一新穎觀點的得出，所利用到的雜志樣本數量終究有限，但我想，富有啟發性的思路是不會隨著E考據的普及而過時的。

對郁達夫詩文中自我暴露的做派，向來是有人歡喜、有人厭恨的，我雖欣賞不來他的負心，但確乎青睞他的誠實，新近出的《全集補》（郁達夫著，陳子善編，海豚出版社，2017年1月），輯錄了浙大版《郁達夫全集》未收的文字，包括雜文、書信、詩詞、題詞、附錄五個部分，為全面了解郁達夫做了資料上的補充。與書脊的單薄成鮮明反差的，是其中重要的歷史參考價值。比如在1937年8月2日致許廣平的信中，郁達夫答應會去游說北新書局的李小峰，推動《魯迅全集》的順利出版；在1938年10月14日致王映霞的信中，他顧不得自己的妻子還想著奸夫許紹棣，心急火燎地追問款項的下落。可以看到，郁達夫對朋友是仗義的，對錢財是在乎的，他并沒有背著文學偶像的包袱，去過煙火氣十足的生活。若僅僅將他認作徒事風雅的輕薄才子，則多少顯得片面而不負責任，故出于知人的目的，這本書值得一讀。同《郁達夫詩詞鈔》（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郁達夫詩詞箋注》（詹亞園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這樣的編年集搭配，效果更佳。

為了紀念章培恒先生逝世五周年，“章培恒講座叢書”的第三輯《六合觀風：從俗文學到域外文獻》（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培恒先生學術基金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1月），現已出版問世。與前兩輯《域外文獻里的中國》《中國經典新詮論》相呼應，該書收錄的內容，既涉及中國文學古今貫通的課題，也涵蓋了對域外文獻的調查與利用。其中，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伊維德（Wilt L. Idema）由成化說唱詞話創作時間的推斷入手，還原了包公故事的原生態樣貌，經過明代宮廷改編的雜劇與詞話相比，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法官權力與自主性的削弱；蘇州大學教授范伯群反思了“小市民”概念所隱含的新文學精英立場，提出“鴛鴦蝴蝶-禮拜六派”實質上是馮夢龍“情教”的延續，有著消遣娛樂、提升市民意識、引領輿論導向的正面作用；日本關西大學教授井上泰山結合高清的書影，介紹了西班牙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的文獻價值；古委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平秋嘗試確定海外漢籍的概念，并認為有選擇性的復制才是影印出版海外漢籍的正道；法蘭西學院院士、法國亞洲學會副主席皮埃爾-西爾萬?菲利奧扎（Pierre Sylvain Filliozat）圍繞國王圖書館、巴黎亞洲學會的創辦，梳理了東方學在法國的興起。上述五次演講，“從俗文學到域外文獻”，薈萃成知識界共同體（Republic of Letters）的一個縮影，呈現出區別于冊封朝貢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良性互動，這樣的“六合觀風”式的世界主義，是對章先生最好的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