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讀于大連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這是她第一次，面對遺體拿起手術刀。

苗妍小心翼翼用刀尖劃開“病人”皮膚：血管、肌肉、肌腱……她回憶那一刻：強烈感受到自己是一名醫生。

2016年，大連醫科大學（下文簡稱“大醫”）招收了1600名學生，其中約有1000名學生要和苗妍經歷相似的第一次。

這一年，大連市有47名志愿者無償捐獻遺體，他們被學生們尊稱為“無語體師”。

在大醫解剖館的“仰止廳”里，有一句遺體捐獻者的留言——“寧愿讓學生在我身上試劃二十刀，也不愿見到他們未來在病人身上錯劃一刀。”

24小時電話

2017年2月13日中午，大醫遺體捐獻工作負責人徐飛的電話響了，這是一部遺體捐贈專用手機，24小時開機。

電話來自一名遼寧省阜新市的捐贈志愿者家屬。捐獻者前些日子病危，這一天突然感覺好很多，提出最后的愿望：想去看海。子女希望滿足老人，卻擔心老人半路過世，咨詢徐飛要做怎樣的準備。

通常在接到捐贈者過世通知后，徐飛要第一時間安排車輛和人員去現場接收遺體。這一天直到晚上9點，家屬也沒給徐飛打電話。他琢磨著，老人應該是順利看到海、平安回醫院了。

對于來電，徐飛大概在不希望與希望之間徘徊。電話的情形有很多種：除了志愿者離世的通知，也有人咨詢捐獻事宜；有捐獻志愿者深受病痛折磨，來電苦求徐飛提前把自己接走；有捐獻者家屬間出現分歧，打電話詢問志愿書是否可以作廢；有捐獻者妻子來電詢問老伴兒遺體的使用情況……

徐飛從2009年開始負責接手遺體接收工作，接觸了許多捐贈者。

捐贈者中有一位孤寡老人。社區工作人員常去家里看望她，她生病后，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大夫也很照顧她，老人覺得無以為報，委托了社區人員申請遺體捐贈。

徐飛和同事開車接老人遺體時，社區工作人員準備了鮮花。在老人家里，眾人默哀，三鞠躬。車緩緩開走，社區工作人員為老人行注目禮，老人安靜地躺在后座的擔架上，前后各放一束鮮花。

還有一位大連理工大學教授，2002年被確診患有帕金森癥。2013年，老人簽署了遺體捐獻協議，決定將生前所有病歷資料和全部組織器官去世后捐獻給醫學院校，專門用于帕金森癥的相關研究。

兩年后老人離世。女兒叢林陪伴母親度過了人生最后十年，“她太痛苦了，想知道治療這個病到底困難在哪兒，不想讓更多人承受一樣的痛苦。”

來找徐飛的還有老紅軍，他們覺得自己的命是戰友拿命換回來的，去世時要為社會做最后的貢獻。

徐飛也見過許多家屬。

他記得有一位老人住五樓，擔架搬運遺體不便，老人的兒子親手把父親的遺體抱了下來。

也有不配合的家屬。一個老母親生前立遺囑要捐贈遺體，過世后，家屬在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反復跟徐飛約改取遺體的時間。

徐飛去到殯儀館，發現老人親屬間出現了嚴重分歧，甚至為了爭奪遺體廝打起來，最后老人的遺體被搶走火化了。一方拿著老人遺囑問徐飛，可不可以去告他們。

對于捐獻，捐獻者子女往往比捐獻者家屬顧慮更多。

戴華（化名）當初聽到父親要捐贈遺體的“壯舉”時，擔心會讓人覺得“連父母后事也不處理”，但她擰不過父親戴秉忠“你們如果不讓我捐，就是逆子”的決心。

戴秉忠年輕時留學蘇聯，退休前是化學領域的工程師。退休后，他把留學經歷寫成回憶文章發表，把從蘇聯帶回來的唱片、生活用具捐給了博物館，最后選擇捐贈遺體。“捐獻思想上的東西，捐獻手頭上的東西，最后捐獻遺體，這一生，雖然沒有轟轟烈烈，終究沒白來一回。”

他和大連醫科大學遺體捐獻負責人徐飛商量好，去世時要穿化學研究者的白大褂，拜托徐飛把他的心臟做成標本裝到瓶子里，還起好了名字——“戴秉忠的愛心”。

無語體師

所有遺體被運回大醫后，徐飛會從其股動脈向遺體注射福爾馬林，隨后將遺體完全浸泡在福爾馬林里三個月以上。

苗妍大一上系統解剖學第一堂實驗課時，班里每個人都疊了一只白色千紙鶴，把千紙鶴擺在裝有遺體的冰柜上，進行宣誓。

大二上學期，臨床及其相關學科學生上手解剖。苗妍記得遺體從地下遺體庫運上來時，組里同學集體默哀，每人對著冰柜里的遺體都說了一句心里話。

這具遺體將伴隨他們整個學期的學習，他們為遺體制作了標牌，上面寫著序號、遺體的名字以及所有即將在他身上做手術的同學姓名。

手術時，每人會有不同分工，除了頭部，從四肢到腹臟內腔，都要解剖一遍。苗妍所在的小組和另一組共用一具遺體，一組7-8人，每組解剖身體的一半。

兩組共用一具遺體，因為遺體緊缺。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徑來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唯一合法來源。2016年上半年，器官捐獻案例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5%。目前，我國年器官捐獻數量已位居亞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但人體器官供需比為1:30（美國為1:4、英國為1:3），仍存在巨大缺口。

徐飛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近1000名學生學習局部解剖，按目前兩組合用的方式，至少需要70具遺體，而2016年僅接收到47例捐贈。不足的部分學校只能向其他醫學院校申請支援，而其他學校每年可接收到的遺體捐贈情況，也大致相同。

曾在日本留學的徐飛了解到，日本醫學院實行精英教育，每年只招大概100人，約4人共用一具遺體。局部解剖學400多個學時，每學時90分鐘，國內的局部解剖學50幾個學時，每學時40分鐘。中國的醫學生在美國不被承認，去日本需要重新考試，因為學習量不夠。

苗妍的課業非常繁忙。她大一從周一到周日，早上8點半到下午4點半，7天滿課。徐飛為澎湃新聞介紹了醫學院的40多門課，除了解剖學，還有組織胚胎學、病理學、思政課……

整體學時超標，學校研究要縮減20%，有些課學時不可變。徐飛擔心解剖學會被進一步砍掉學時，導致學生基礎知識不扎實，“我培養出來的大夫敢不敢讓他們看病？”

清明節，實驗室的冰柜上放著幾支鮮花。不是學校組織的祭奠活動，是學生自發紀念“無語體師”。徐飛看了心頭一暖，覺得這樣的學生將來一定能成為好大夫，因為把患者掛在心上。

在局部解剖學結課的時候，學生們會組織對“無語體師”的告別活動。戴秉忠在2012年3月29日參加過一次。

那天他夾在同學中間，每人拿著一束康乃馨，白的、黃的。大家依次在蓋著白布的“無語體師”前獻花、鞠躬。

“一進去時我沒有什么感覺，但是真正站在遺體前把花一放，我眼淚自然就流下來了。”他對澎湃新聞回憶，那天有人問他為什么哭，他說“我不是見到遺體悲哀，我是感到同學們這樣地尊重（無語體師），感動……看到大家能夠一束一束鮮花放在那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很榮幸，我（將來）也有這么個機會”。

同一天，大連醫科大學遺體捐獻志愿服務隊正式成立。服務隊的教師和同學來過戴秉忠家里兩次，拎著水果。同學都是戴秉忠孫子輩的孩子，搶著問能不能在家里幫忙做點什么活。學生們感恩戴爺爺，老先生也感恩這些學生，惦記著孩子們買水果花錢，他考慮將來給服務隊也捐點錢。

生命重托

苗妍參加了服務隊，還被選為了副隊長。2016年10月15日，她參加了為火化后的“無語體師”舉行的海葬。一聲長笛鳴響，船只行駛到海葬區域，志愿者們和遺體捐獻者家屬一起將裝有“無語體師”骨灰的降解罐葬入大海。

那天回來后，服務隊隊員肖慧玉在朋友圈記錄了捐贈者家屬的話：“奶奶年輕一直想考醫學院校，遺憾沒能實現愿望。死后能為醫學做點什么真是最大的榮幸”；“每次到大醫啊，就覺得咱爸還在”……輔導員常海波在下面留言：“牢記使命，擔當生命重托。”

大連醫科大學統計的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底，大連地區登記填表人數2075人，實現捐贈人數313人，其中2014年登記填表人數115人，實現捐贈人數31人；2015年登記填表人數208人，實現捐贈人數52人；2016年登記填表人數213人，實現捐贈人數47人。

2014年6月，大連醫科大學解剖館設立捐贈志愿者紀念廳“仰止廳”，廳內的“奉獻榜”上掛滿了遺體捐贈者的照片。捐贈者當中，有14對夫妻，1對母子，年齡最大的99歲，年齡最小的41天。其中包含普通的工人、農民、殘障人士、孤寡老人，也有軍人、律師、醫生、老師……

在紀念館另一個房間里，墻壁上陳列著全國捐獻者的事跡。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鄧小平和妻子卓琳：1997年，在鄧小平逝世4天以前，卓琳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托”：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2009年7月29日，卓琳辭世，捐獻了角膜和遺體。

徐飛說，他也在考慮捐獻遺體，在此之前希望捐獻者的遺體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規范使用。在校刊《生命禮贊》中，他曾寫道：“我今天力行所能做到的敬仰，就是我未來百年之后所能承受的莊嚴。”

莊嚴的獲得離不開立法的保護，紀念館記錄了幾百年來，國內外有關遺體捐獻的法律沿革：

為了規范使用遺體，日本于1832年制定從事解剖的學校資格認定法規。之后，在歐美日器官捐獻和移植開始普及。1968年英國制定了全國解剖遺體贈與法，1983年日本正式實施遺體捐獻法。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器官移植法》，申請駕照的同時可簽署遺體和器官捐獻協議，要求隨身攜帶捐獻卡。

2001年3月1日，《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正式施行，這是我國第一個地方性遺體捐獻法規。

2014年，《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管理辦法（試行）》發布，明確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者的權利和義務、登記流程等。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我國累計實現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8866例，捐獻大器官近2.5萬個。

從事遺體捐獻工作多年，徐飛希望推進遺體捐獻規范化，也希望更多人了解遺體捐獻。他組織遺體捐獻志愿服務隊開展勵志講座、走訪捐獻志愿者及家屬、祭掃捐獻紀念碑、到各地開展遺體捐獻宣傳……

在他留學日本的記憶里，有一炷香。那是對遺體捐獻者的敬畏，是日本醫學院學生做解剖實驗時總會點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