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治素人，美國總統特朗普“七十而從心所欲”，完全顛覆經典政治套路，頗有“亂拳打死老師傅”的意思。然而，美國總統表面看似沖擊度大，實則將不得不陷入重重矛盾與悖論中。

具體說來，特朗普將面臨八大矛盾，首當其沖的是99%與1%的階級矛盾。《21世紀資本論》中提到，之所以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誕生在19世紀，在于那是個貧富懸殊的時代，研究財富如何分配是經濟學的重點。

整個20世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收入分配問題暫時得以緩解，作為矛盾主要方面，經濟增長變成全世界最關心的課題。

到了21世紀，被長期忽略且日益尖銳化的貧富分化開始凸顯，并“假手”金融危機小試鋒芒，廣泛貧困化的99%要造最富有的1%的“反”。貧者愈窮、富者愈富是由市場經濟過剩本質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特朗普雖靠為底層人民鼓與呼上臺，但要真正從根本上化解，不是靠幾句類似“雇美國人買美國貨”的口號就能解決。

第二，種群矛盾與種族矛盾，尤其是白人與有色人種的矛盾。富可敵國的華爾街、硅谷精英與廣大中西部鐵銹地區的窮苦工人形成鮮明對比；白人警察與黑人幾乎上升為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事實證明，奧巴馬當選只是個體的成功，絕非美國的成功。

特朗普與希拉里的選戰，直接將美國社會前所未有的撕裂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出于“政治正確”考慮，美國主流社會有意回避“種族差異”，缺乏理性探討，然而，歷史長期形成的隔閡與偏見，及由此生發出的矛盾沖突，并不會因刻意回避而自動彌合、消失，反而越積越深，隨著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分化將大多數人邊緣化，種群、種族矛盾果斷淪為沖突的載體。

第三，新老移民之間以及與難民之間的矛盾。追根溯源，美國人都是移民。然而，老移民在充分享受移民文化紅利、登堂入室后，卻要關閉身后的大門，想盡一切辦法把新移民拒之門外。究其根本，美國歷史悠久的移民文化登峰造極之后開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即進入自我否定階段。

第四，政治正確與功利主義的矛盾。政治正確，本質上要求凡事講原則，先把道理理順，而功利主義則追求利益至上，唯利是圖。舉個具體例子，依照美國藤校錄取原則，為確保受教育權均等化（政治正確——“你弱你有理”），它們會傾向于錄取來自教育水平相對低的地區、家庭條件更差、非白色人種等的學生而明顯“忽略”現實學業水平差異（功利主義——更優質生源）。套用到政治上，政治正確往往意味著不經濟，甚至違反規律，與功利主義背道而馳。

第五，超級大國的傲慢獨尊與世界所有國家的矛盾。距任期結束還有9個月時，奧巴馬對沙特、英、德進行了外交謝幕之行，意在緩和因亞太再平衡戰略而被冷落的中東與歐洲盟友關系。此外，還踏足古巴、廣島。然而，這一系列“道歉之旅”卻在美引起軒然大波，輿論紛紛指責其將個人虛榮擺在國家驕傲之前?？梢?，超級大國唯我獨尊在美國是何等地深入人心。根植于美國人基因里的從上至下的“美國例外論”，自然地把美國置于其他所有國家的對立面。

第六，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矛盾。能夠創造就業的傳統制造業日漸式微，金融業賺得盆滿缽滿卻吸納就業有限；實體經濟因金融資本不斷“抽血”而加速衰敗，國家經濟被金融業掏空，這種趨勢短期內相當難以扭轉，就連創新之源硅谷都轉向金融，矛盾激化趨勢顯而易見。

第七，世界貿易（WTO等）與產業分工的矛盾。自由市場經濟催生貿易全球化，貿易全球化要求要素配置全球化，進而導致產業分工全球化，即根據稟賦不同，不同國家承擔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而一旦全球化，最多的工作崗位自然流向成本洼地，隨著產業轉移，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中產階級不斷“下流化”。

第八，舊權力體系與新經濟的矛盾。當下世界諸多擰巴，皆源于舊權力體系與新經濟錯位，舊體系想要固守權威與中心，而新經濟偏要扁平化、去中心。禁穆令遭硅谷127家公司集體起訴，其中不乏谷歌等知名企業，就連之前一直支持特朗普的硅谷大佬彼得?蒂爾、馬斯克也站到其對立面。新經濟正在構建一整套全新的權力體系，勢必對沖舊權力體系。

以上八大根本性矛盾左右著未來格局，然而大多數人卻被特朗普迥異于常人的個人特質所捕獲，更愿從人格角度預測其對世界及中國的影響，其實，即便沒有上述八大矛盾，總統權力自身還面臨很多限制，不可能“一意孤行”，跛腳總統比比皆是。一般而言，有三種跛腳總統。一種是任期最后階段的失勢。奧巴馬在告別演說中自嘲為“跛腳鴨”，其實這早在2014年末國會被共和黨掌控后便成定局，“沒人再聽他指揮”，任期的最后兩年幾乎全部淪為“垃圾時間”，難有作為。一種是受制于權力制衡（如三權分立）。特朗普自說自話搞“禁穆令”，遭法院駁回，即為明證?！胺ù筮€是總統大”根本不能稱其為問題，因為在標準美式三權分立架構下兩者毫無可比性。即使總統再有個性，也只能在行政、立法、司法彼此相互牽制所構成的框框內“撒潑”，很難為所欲為，譬如被法院打臉的特朗普也只能在推特上罵街，卻斷不敢公然違憲。一種是亞洲地區比較常見的非暴力不合作。在野黨往往通過非暴力不合作來實現對總統權力的制衡，表面看似集權制，實際上權力在博弈中達到制衡。綜上，特朗普注定也將是“跛腳”總統。

此外，特朗普還可能“栽在”俄羅斯手上。盡管俄羅斯助攻特朗普上臺的陰謀論缺乏有力證據，但顯然并非空穴來風；他一反常態（美國一貫仇俄立場）力挺普京也確有蹊蹺之處。或許他真有“把柄”捏在俄手中也不得而知，未來很可能成為被對手彈劾或俄脅迫的“軟肋”。

總之，特朗普的“威力”不像其所宣揚的、受眾所想象的那么大，在于這不是個英雄力挽狂瀾的年代，而是勾兌的時代，只能產生勾兌大師，特朗普頂多能完成“破”，卻無法實現“立”，這也是其時代宿命。就此而言，相對于時勢，其個人特質的權重微不足道。

當然，中國除種族矛盾、新老移民矛盾外，其他六大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個也不少。相對應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實體經濟與金融資本矛盾已成中國經濟邁不開的“坎”，有關方面動足腦筋也無法把錢趕入實體領域；城鄉收入差距、基尼系數難看到無法示人；以滴滴打車為代表的新經濟模式與傳統管控體制“纏斗不休”；中國既拿到世貿的好處，也咽下產業低端化、環境惡化的苦果……還是應了那句老話，中美始終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誰也別想看對方的笑話。

由此可推斷出中美關系（矛盾）的基點：一是各自重在內部。八大矛盾更多地在內部，內因決定外因，要化解或緩和矛盾，還得從內部開始著手，中美概莫能外。二是外部將以擠壓的方式演變。擠壓對方的存在空間（而非把內部矛盾通過高強度沖突的形式轉嫁出去），從而實現力量的此消彼長，是中美“攘外必先安內”的必然選擇。因此，中美矛盾并不會因為奇葩總統的上臺就壞到哪里去，當然，也不會因為中美越來越“夫妻相”而真的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