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鑠盛京，維沈之陽。大山廣川，作觀萬方。虎踞龍盤，紫縣浩穰。”這是乾隆皇帝在《盛京賦》里對沈陽的夸贊。這位擁有“十大武功”的“十全老人”活了89歲，只回過四次老家，而且沒有一次是在隆冬時節。因為他最清楚，祖地盛京的冬天可不是那么好捱過的。

乾隆繪《雪景山水圖》是“試手初行”之作，可見汗王的后人對冰雪的偏愛

康熙年間，寓居沈陽的無錫人王一元在《遼左見聞錄》里用只言片語描摹出這片苦寒之地：冬天凡是窗戶有縫的地方必須糊上好幾層紙，要是漏個針孔大小的縫，整個屋子冷得待不住人。冬天早起，墻壁門窗全是白霜，再暖的屋子也好不了哪去。冬天在街市上溜達，胡須鬢角都結出冰溜子，倘若在曠野中，那冰溜子都有雞蛋大小。

冬日里寂寥而蒼涼的盛京古城 繪畫/柳塘寒士

乾隆三十年冬，朝鮮使節渡鴨綠江，過盛京，赴京師朝貢。在抵達沈陽近郊十里堡時，眼見一片蕭條景象。派翻譯官去打聽，得知自雍正以來為剿滅西部叛亂，前后征調關東兵二十余萬，造成沈陽東郊人煙稀少，村舍狼藉。深諳漢語的書狀官韓德厚，用了八個字來描述眼前之景：朔風冷透，曉色蒼涼。

待過了渾河，進入盛京城廂，另一番景象又讓使節們夸贊不已。“其市肆之盛，城觀之壯，人民之繁，甲于關外。”從朝鮮的京城到大清國的京師，二千里地只有這一座大都市，一路疲乏困頓的旅行者此時仰望沈陽，真有一種在沙漠中遇見拉斯維加斯的感覺。

盛京城里的棉褲子弟 繪畫/柳塘寒士

嘉慶年間，豫親王多鐸的后代、副都統裕瑞，因失察之罪被流放盛京。這些從龍入關的八旗后裔們對祖上的這份家業都噤若寒蟬，若不是捅了大婁子，沒人愿意回來。頗有文采的裕瑞面對這般冷酷的現實，只能寄情于詩文。他的一首《正月夜雪》寫出了盛京冬天的雪有多招搖，又有多駭人。

寒意中宵釀，同云布四周。

疏花妍令節，輕灑作春威。

有影迷霜鶴，無聲遞玉霏。

侵晨開戶望，壓屋遍清輝。

Dugald Christie所做1893年沈陽氣候統計數據

盛京的冬天究竟冷到何種程度？在十九世紀的最后十年里，終于有了可靠的數據，然而此時的天眷圣城再沒有康乾時代詩文里描述的那般恢宏，在西方人更注重細節的記錄中，它顯得封閉、落后、衰敗。

這位最早記錄沈陽地區氣象信息的人，也是沈陽最早西醫院的創建人司督閣，他記錄這些信息是為了研究氣候對當地疾病的影響。在他的回憶錄《滿洲十年》里他這樣描述沈陽的氣候特征：沈陽處于北緯42°，與羅馬和芝加哥大致相同。這里溫差很大，冬天特別冷，夏天又特別熱，屬于典型的大陸性氣候。

根據司督閣1893年的測量數據，我們了解到沈陽地區的低溫極值出現在一月份，為零下33℃，一月份的平均氣溫為零下22℃。從醫生的眼光來看，冬季對健康有利，空氣潔凈、干燥、清新，居室內很舒適，穿著很溫暖。但對神經系統稍有刺激，易引發失眠、神經衰弱等疾病，肺病和風濕病發病率最高。

《Santa FE New Mexican》1904年11月17日，發布有關日俄戰爭奉天城外戰事的報道

盛京的嚴寒還有另一個作用，就像1812年俄國的寒冬擊潰了拿破侖一樣，東北的冬天也牽動著戰局的走勢。比如，一份美國報紙在1904年11月17日發自奉天的報道《嚴寒天氣促成停火》：“連續四天刺骨的嚴寒天氣讓對陣雙方的炮火啞了，士兵們都躲進各自的掩體里避寒……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雙方都無法在這種極度寒冷的條件下，將對方的勢力驅逐出陣地，不得不達成冬季暫時停火的協定。”

寒冷再一次給俄國機會，日軍想在年底前迅速拿下盛京的計劃流產了，雙方部隊僵持在沙河一線。1905年春風拂面時，日本人將俄國人趕出了沈陽。

日本人發行的紀念日俄戰爭明信片，上圖為日軍在渾河上的陣地，下圖為日軍在積雪的樹頂觀察敵情（圖片來源/瑞雪烹梅）

經過日俄戰爭的重新洗牌，沈陽變成了日本人的勢力范圍，除了軍事占領，日本人更著眼于對城市的開發。最早一批抵達這片海外殖民地的并不是大批的移民，而是一些作家和新聞人，他們的目的是要向日本國內宣傳偽滿洲是一片樂土。

1908年冬天，日本詩人小林愛雄坐火車來到盛京，住在站前的沈陽館。那時，中山廣場一帶還不是很繁華，沈陽館也不是后來帶暖氣的高級歐式旅館，只是用中國建筑改造的普通日本房屋。他看見門口放著暖爐，以為屋里會很暖和，結果那點熱乎氣都從窗縫和門縫跑掉了。

吃完飯本想泡個熱水澡暖一暖身子，結果被浴室的寒冷嚇壞了，水濺到浴盆外面就凍上了，放在邊上的毛巾都凍硬了。早上起來刷牙，伸手去取盛著熱水的漱口杯，已經凍在了臺面上。白天坐馬車去北陵和故宮游玩，看見對面拉車的老人鼻子下面掛著一寸長五分厚的冰柱，是由鼻涕和呼出的氣息凍結而成。后來自己摸摸胡須，也凍成白色了。

小林是位很幽默的日本作家，他以勝利者的身份訪問衰敗的中國，通過“巨人”和“小人”的比較，語帶雙關地向日本讀者展現了行將就木的東方古國。在關外的陪都盛京，他的第一印象卻是這里的日本人并不強勢，“如果日本人不拼命努力，奉天的將來必定會陷入絕境。”

1911年冬天在鼠疫隔離區工作的全副武裝的醫務人員

到了1911年，大清帝國已成風中之燭，這一年的1月2日，一名從哈爾濱來的男人倒斃在盛京的街頭，懵懂的市民可能還無所警惕，而中國的官員和西方的醫務工作者已經預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是一場災難性的鼠疫大傳播，致命程度與英國的黑死病不相上下。更為甚者，已經進入鐵路時代的東北，人員流動的速度不再以天而是以小時計算，這就更加劇了肺鼠疫的傳染力度，處于鐵路樞紐的盛京城首當其沖。

司督閣的夫人英格里斯在回憶錄里記錄了1911年盛京那個恐怖的冬天里的諸多細節：“1月15日星期天下午，杰克遜給司督閣醫生打電話，報告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因為在乘客中發現鼠疫，前往天津的最后一趟苦力列車正在返回沈陽，帶著被鎖在車廂中的乘客在夜里到達。這意味著472名可能感染上鼠疫的人需要安置。那是一個特別寒冷的隆冬天氣，夜間的溫度在零下25度以下，甚至更低……火車進站的時候，天色已黑，而且特別寒冷。一個接一個車廂被打開，已經凍得半死的人們搖搖晃晃走出車廂，車內留下了一些尸體。”

經過三個多月的持續抗爭，這場震驚世界的鼠疫終于得到控制，大清國在最后時刻回光返照。一場名為“奉天國際鼠疫會議”的學術活動在沈陽舉辦，這其中涌現出伍連德、施肇基、司督閣等醫學界和外交界的重要人物。

一張標注為“盛京的冬天”的老照片，呈現的是一片衰敗的古城景象

盛京的冬天已經過去，而沈陽的冬天還要繼續。寒來暑往，朝代更迭，東北平原上這座毫無遮攔的大都市，一年中有半年的時間瑟縮地過活，卻哪來的一股熱流，吸引四方來客安居于此。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沈陽圖景”，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