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柳展雄 硬核讀書會 收錄于話題 #硬核世界史 12個

階層的流動，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常常被探討的話題。人們通常認為中國的科舉制之所以文明，是因為它給予了“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即詩所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這一點上，人們普遍認為基于宗族門閥的不平等在西方歷史中延續的時間更長。一般的歷史教育告訴我們，在歐洲生活的普通人，哪怕在財富上獲得成功，依舊被貴族壓在腳下，直到法國大革命才得以翻身。

今天這篇文章要告訴你的是，其實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國的貴族體系就已經松動。舊制度并不舊，中產人士可以跟舊貴族聯姻，甚至有機會獲冊封為貴族，上層階級并不似你想象的那樣封閉。

?作者 | 柳展雄

?編輯 | 劉言

最窮的貴族生活不如富農

波旁王朝后期，啟蒙運動風起云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已經廣為傳播，輿論抗議貴族特權。有趣的是，大部分貴族日子好不到哪去，生活水平僅僅高出溫飽線一點點。

英國旅行家阿瑟·揚跑去法國，以為貴族個個錦衣玉食，結果一看，窮得小家子氣，“他們任由自己的別墅衰敗，花園和農田荒蕪，寄居在上城區的陰冷小屋里。他們毫無教養可言，沒有閱讀品位，不理家政”。

他們的祖上揮著刀劍，跟著國王風里來雨里去，從騎士男爵的位置一步步打拼出來，因此有“佩劍貴族”這個稱呼。經過數代傳承，有的家族發揚光大，有的家族成了破落戶。大革命前夕，全國每十個貴族里，有六個年收入不滿四千鋰，有一個不滿一千鋰，最窮的貴族可能還不如富農。

保守主義理論宗師、《大革命與舊制度》《論美國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維爾，來自家境較好的那一類。托克維爾原本是個地名，他的父系先祖因戰功封于此地，久而久之就成為姓氏了。這個命名模式世界通行，中國的秦姓、周姓、趙姓都是這么來的。

法國思想家、政治學家托克維爾，以《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著作聞名于世。/wiki

這個家族從12世紀繁衍到大革命前后，貨真價實的名門望族。托克維爾的父親是路易十六衛隊的一名軍官，職位顯赫，不過這種成功的老牌貴族屬于少數。

統治階級內部分個三六九等，法蘭西最頂級的權力集團，聚集在首都，權勢煊赫。他們有祖上封地，但他們嫌棄老家土鱉，不住在家鄉。大多數佩劍貴族住不起高成本的巴黎，窩在外省老家。

著名政治家、有“變色龍”之稱的塔列朗，曾描述過貴族是“層層相互鄙視”的。塔列朗來自沒落戶家庭，他這種人后來投機加入革命，主要是出于對上流社會的憎恨。

1808年弗朗索瓦·杰拉德繪制的塔列朗的畫像/wiki

塞居爾伯爵說過：“相比在宮廷有關系的上層貴族或人員，平民更有理由對鄉村貴族感到不滿，他們貧窮而且愚昧。這并不奇怪，因為他們除了頭銜一無所有。”首都的貴族實力更雄厚，頭腦也更開明，支持啟蒙運動，宣揚自由博愛，甚至去觀賞諷刺特權作風的戲劇。

拉法葉特跑去參加北美獨立戰爭，幫助華盛頓建國，回來后夸了一通美國的民主自由，伏爾泰等一票知識分子，拿過上層貴族的資金贊助。

18世紀法蘭西學院6000多個成員，其中貴族的比例異常高，占到了37%。《牛津法國大革命史》等新派史學甚至認為，啟蒙運動的主力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貴族開明派，王朝末期的統治階級并非行將就木，垂死掙扎。恰恰相反，他們活力充沛，與時俱進，通過投資海外貿易或者金融市場等新經濟，獲取財富。

《牛津法國大革命史》

[英] 威廉·多伊爾 著，張弛、黃艷紅、劉景迪 譯

讀客文化 | 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3-29

跟巴黎沙龍里談論藝術文學的貴族高富帥相比，外省佩劍貴族完全就是土鱉。他們沒見過世面，沒有別的賺錢渠道，壓榨平民更加生猛。

領主雇傭精通習慣法的專家審查以前的法律，比如勃艮第公爵索爾·塔瓦納，這個地方很久之前有一個習慣法——領主每當被國王晉升爵位，有權提高一倍捐稅。13世紀后，勃艮第領主財大氣粗，不再需要這個賺錢路子，棄之不用。塔瓦納為了斂財，重新行使這項領主權。

1779年，一名稅務官員在橫穿法國西南部時發現，領主正在征收“從未聽過和已經被遺忘的捐稅”，圖盧茲高等法院的貴族在每次土地交易中都要額外征收一次稅。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做生意又不會做，就是靠領主權這種東西，才可以維持得了生活。

于是，貴族內部形成了巨大的鴻溝，上流社會關注最近的科學文藝動態，贊助進步事業，在大革命初期階段，他們不抗拒，還期盼溫和改良，建立君主立憲制；而下層的貴族階級一副寒酸破敗的模樣，頑固封閉，關起門來，堅持尊卑等級，這也是大多數法國人生活里碰到的貴族。

買官：新興中產的上升通道

盡管受到首都高富帥的鄙視，但外省土鱉最痛恨的不是他們，而是穿袍貴族。

穿袍貴族是新興中產人士買來官爵而獲得貴族身份，家世通常不超過200年，也不像佩劍貴族擁有采邑。

波旁王朝實行買官制度，朝廷推出7萬個官職，放到民間公開買賣。賣官市場的熱賣商品主要為法官職位，全國有13個高等法院，人數編制2300個。由于法官穿長袍制服，因此有“穿袍貴族”之稱。

今天的大部分歐美學者，對買官賣官采取理性中立的態度，不進行道德化審判。因為穿袍貴族總體上素質較高，能力不弱。

法國巴黎共和國廣場上記錄貴族特權廢除的浮雕/wiki

國王路易十四勵精圖治，淘汰尸位素餐的權貴，從平民里起用了一批優秀之才，內閣頭號人物科爾貝（出身自布商家庭），第二號人物勒泰利耶（執掌陸軍），第三號人物菲利波（執掌外交），均是穿袍貴族，祖上并不顯赫。

不少佩劍貴族敵視國王，圣西門公爵經常在日記里抱怨人心不古，禮崩樂壞。當路易十四賜予私生子名分的時候，注重尊卑貴賤秩序的圣西門大驚失色：“這是對整個國家的蔑視……侮辱了所有血親親王……就其程度而言，是最莽撞、最可恥的大逆罪……比大逆罪還要黑暗、嚴重、可怕……”

波旁王朝前期，穿袍貴族還不能跟佩劍貴族平起平坐，在1614年的三級會議里，穿袍貴族坐在了第三等級的席位里，而不是貴族的席位。

夏爾·勒·布朗于1670年繪制的《掌璽大臣塞吉埃》，畫中表現塞吉埃對自身“穿袍貴族”的優越感，在他身邊的青年騎士每個都是血統純正優良的“配劍貴族”，卻要服侍中產階級出身的塞吉埃。/wiki

到了下一個世紀，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不少門第古老的家族接納新興階層。托克維爾家族便是其中一個，托克維爾的母親露易絲出身于穿袍貴族，露易絲的祖父馬爾澤爾布是開明派領袖，他擔任書報檢查總長期間，庇護狄德羅等啟蒙人士。沒有馬爾澤爾布的默許，《百科全書》沒那么容易出版。

18世紀共有大約1萬個中產人士（如果算上他們的老婆孩子就是4.5萬人）脫離了平民身份，晉升為穿袍貴族。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殺的人里，大半是穿袍貴族，這些人往前推幾代，祖上都是平民百姓。舊制度雖然等級森嚴，但是上升通道沒有堵死。

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殺的人鐘大多是穿袍貴族。/wiki

當然也有人嚴守秩序，瞧不起穿袍貴族，覺得他們沒資格稱為貴族，玷污了隊伍的純潔性。1732年法國設立“朝廷之榮”榜單，只有家譜追溯到15世紀以前的貴族，才有資格常伴君王左右，陪同他狩獵宴會，享受這份榮譽的有942個家族，而真正能做到這點的只有462個。

位列“朝廷之榮”的家族，站在社交圈鄙視鏈的頂端，這個群體內部聯姻，除非遭遇重大財務問題，不會接納有錢人進入圈子。

1781年又頒布法令，軍官只能從佩劍貴族里招募，這項法案的背景是法國輸掉七年戰爭，高層認為捐官制度要背鍋，停止軍銜買賣。

英法七年戰爭中的科林戰役 (1757年)，當時的法國高層認為捐官制度是法國輸掉七年戰爭的原因之一。/wiki

此前軍隊可以花錢買官，但是新政策轉向另一個極端，要求軍官必須有古老的騎士血統，“二代”“三代”不算數，必須四代之內全是純正的佩劍貴族。國王覺得，將門之后總該比商人、金融家的孩子更會打仗。

客觀上來講，佩劍貴族里既有拉法葉特、拿破侖這樣的英雄，也有紈绔子弟，把參軍當成鍍金履歷的為數不少。塔列朗原本按照家族安排，要去軍隊鍍金，因為腿部殘疾，走路都不能正常走，只能去當教士。這項新法令排斥了有政治抱負、想建功立業的平民，后來大革命打破貴族壟斷，涌現多位市民出身的猛將。

關于跨越阿爾卑斯山圣伯納隘道的拿破侖的畫作，拿破侖是典型的佩劍貴族。/wiki

不同身份的人，擔任不同的官職，因此法國的行政體系饒有趣味。全國共分39個軍區，軍區總督為武職，按照慣例由親王、公爵擔任，而地方文職系統的督辦官則通常為平民，國王任命沒有后臺、位低權重的人，來掣肘勛貴，這是百試不爽的帝王術了。

為什么資本主義萌芽不在法國

盡管中產能通過買官跨越階級門檻，但并不是所有官職都具備貴族資格，7萬個可售職位中只有4200多個可以兌現為貴族身份，其余大多為皇家倉庫管理員、海關文書這類芝麻綠豆大的吏胥。

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的買官者肯定存在，不過，多數人買官是為了升級身份檔次。每逢修路興建工程，征發平民勞動力，官員就可以免于勞役，不用在工地搬磚。如果買到貴族頭銜，不僅享受到免稅等實惠，而且人脈圈子也不同了。

貴族可以在教堂坐最前排的位置，在劇院等場所擁有專門包廂，這些優先特權不是單純的富人能享受到的。大革命的領袖安托萬·皮耶爾·巴納夫在十歲的時候跟他母親看戲劇，母子倆無意中進入了一個包廂，這個包廂是省區總督給他貴族朋友預留的，劇院經理不客氣地把她們趕了出來。凡人勢利眼，媚高踩低，這是巴納夫從社會上到的第一堂課。

法國政治家安托萬·皮耶爾·巴納夫，致力于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wiki

賣官鬻爵的真正危害并不是貪腐，而是造成了崇尚浮華、鄙夷實干的氛圍。中產階級熱衷于假造家譜，在姓氏里加入“德”，追認某某中世紀騎士為自家祖先，假造家譜成為一條灰色產業鏈，后來的革命領袖布里索、丹東、馬拉年輕時都曾假造家譜，連雅各賓派頭目羅伯斯庇爾也干過這事。

沒想到啊，沒想到，你濃眉大眼的羅伯斯庇爾也曾叛變革命。

那些已經上了階級上升通道車的，又抓緊把門焊死，不讓別人上車。之前提到的托克維爾的母親露易絲盡管自己出身不高，卻對血統非常看重，很不滿兒子的婚姻，因為他娶了一個英國寒門女子。

按照當時的風氣，跟外國貴族結婚沒關系，但外國的平民就門不當戶不對，露易絲都沒參加婚禮。而托克維爾的死黨好友博孟桃花運不錯，娶到了拉法葉特的孫女，進入了法國最頂層的圈子。

法國遲遲發展不出資本主義，正是因為中產階級里最有能力、最有理想抱負的人，脫離本階級，跑去當貴族了。

講述法國波旁王朝國王的電影《路易十四的死亡紀事》劇照

根據波旁王朝的法律，一旦當上穿袍貴族，就要放棄原有的生意。因為工商業活動有辱身份，根據上層社會的價值觀，貴族只能管人，進行司法行政事務。做買賣、算賬、吆喝招徠顧客是庸俗、不優雅的行為。

民主化程度較高的英國，貴族圈子反而要封閉得多，平民企業家、金融家想躋身上流社會，比登天還難。1688年光榮革命時，上院貴族只有160人，加上從男爵、騎士也不超過千人。威廉、安妮冊封的新貴族比較少，漢諾威王朝起初濫封爵位，上院一看，阿貓阿狗隨便什么人都進來了，我們的高貴血統要被玷污了，于是把貴族名額限制在184人以內。

1688年光榮革命是英國君主立憲制形成的重要事件，威廉三世（左）、瑪麗二世（右）/wiki

英國更講究貴庶隔離，中產的上升渠道更狹窄，于是英國企業家的自我意識相當強，他們信奉勤儉節約的工商業價值觀，不在乎貴族那套騎士精神、宮廷禮儀。在法國，全社會都敬畏貴族，結果就是中產們喪失了自我意識。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去英國旅游考察，發現：“商業已使英國的公民富裕起來了，而且還幫助他們獲得了自由，而這種自由又轉過來擴張了商業；國家的威望就從這些方面形成壯大了。”商業的發達與財產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精神相輔相成。

在參觀倫敦交易所后，伏爾泰感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為了商業利益而和平共處。他寫道：“如果英國只存在一種宗教，我們就得擔心暴政；如果有兩種，它們就會互相殘殺；有三十種，它們會和平共處。”

伏爾泰去英國正是得罪了法國最有權勢的羅昂家族，年輕氣盛的羅昂騎士在劇院里遇到伏爾泰，傲慢地問他：“伏爾泰先生，你的姓氏是什么？”想以這樣的方式羞辱社會中下層背景的伏爾泰。

阿道夫·馮·門采爾所繪的《圓桌》（Die Tafelrunde）。腓特烈大帝的賓客齊聚在無憂宮的大理石大廳，其中包括伏爾泰（左起第三，坐者）/wiki

伏爾泰用一貫的機智辛辣，回答道：“騎士先生，我的姓氏是低微的，但我至少給它帶來了榮耀，而騎士先生正在結束他的姓氏。”惱羞成怒的羅昂騎士，第二天派手下埋伏，用木棍狠狠地揍了伏爾泰一頓。為了躲避風頭，伏爾泰遠赴海外，他在英國感受到自由和法治。

英國的商人壯大，發起議會改革，爭取選舉權。自由貿易運動的領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早年喪父，幼年去首都闖蕩，做過推銷員、倉庫管理員，最后來到曼徹斯特當一名印花布漆工，三十歲建起自己的工廠。科布登是自我奮斗的典型，他在個人能力外的資本等于零。因此他瞧不上依靠祖上余蔭的世家子弟，多次拒絕宮廷封爵的賞賜，保持平民本色。

法國商人剛剛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就準備退出生意場，買個官當當，如果買不到官，那就買地、買政府公債。總之，做買賣低賤，像貴族那樣雙手不沾染俗物，才是高貴的活法。

也有人質疑這種風氣，1775年馬賽的一個中產人士說道：“我所談論的商人，他們的地位遠不及最古老的貴族或者最高貴的貴族，但在我看來，他們的德行、才能、進取心以及他們的財富對于國家的貢獻都是無與倫比的……”可惜，這種聲音太微弱了。

法國一切以權勢為導向。大革命之前，鄉村有一批農業致富的人，用現在的話講，就是種田小能手，靠著機靈勤快發了財。這個群體的數量大約為60萬人，有的家里用銀器、金器，生活水準跟貴族差不多。

但是他們光有錢沒地位，農民敬畏領主老爺，但不會敬畏種田小能手。城里的商人工廠主也一樣，沒有政治分量，所以中產階級打破了頭要擠進體制內圈子。在法蘭西的土壤，資本主義萌芽無法長大；而在英國，資本主義萌芽能長成參天大樹。

在英國，中產階級不必畏懼權貴，任何人都能通過勤勞努力或者聰明才智獲得尊重，蒸汽機改良者、制造業領頭羊斯蒂芬遜死的時候，他家鄉各條河流上的所有船舶，停航致哀。正是這種鼓勵實業的社會價值觀，在19世紀把英國打造為世界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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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柳展雄

編輯丨劉言

校對 | 吳玉燕

原標題：《為什么英國沒有出現“法國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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