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元年（朝鮮仁祖十四年，1636年）皇太極率領十萬軍隊攻打朝鮮，史稱丙子之役，或丙子胡亂。崇德二年（朝鮮仁祖十五年）正月三十，清與朝鮮訂立了《三田渡盟約》。根據盟約第二條——“以爾之長子，并再令一子及諸為首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爾若逝世，則朕立爾子嗣位”——朝鮮世子等人應作為人質到清朝居住。質子外交，古已有之，是指國王或重臣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其他國家生活，在戰略上形成外交妥協。在清朝看來，此舉是出于長遠的戰略打算，意在脅迫朝鮮助兵、答應其征調之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質子即朝鮮遵守盟約的保障。后來，為了解救世子，朝廷甚至考慮過用“自毀藩垣”、“移設兩西兵營至安州”（割地）為代價，來博取皇太極的信任，促成世子早日回轅，然而并未成功。那么，朝鮮世子的在沈陽的生活究竟如何呢?

三田渡仁祖跪拜皇太極

是人質也是外交官

為了迎接質子的到來，清朝共準備了四個館所，其中沈陽館供世子、大君（朝鮮國王之子的封爵，嫡子稱“大君”，庶子稱“君”）及輔佐人員居住，質子館供三公六卿子弟居住，東館和西館是接待朝鮮使臣之用。1634年，清朝將沈陽改稱為盛京，但是，朝鮮依然稱之為沈陽。清世祖十八年（顯宗二年，1661），清朝甚至移咨要求朝鮮“沈陽稱為盛京”，朝鮮也依然沒有改口，一直到康熙三十年（肅宗十七年，1691）朝鮮才改稱沈陽為盛京。因而，世子在盛京的質子館，在朝鮮又被叫做“沈陽館”“世子館”“沈館”“館所”，世子從盛京發回國內的狀啟也叫“沈陽狀啟”。

對于沈陽館的位置，學界有兩種觀點。一說是認為沈陽館遺址在沈陽市少兒圖書館附近，另一說則認為沈陽市少兒圖書館是清朝工部遺址，沈陽館遺址應該是沈陽市圓珠筆廠處。而滿鐵公司宿舍遺址應該就是沈陽館家舍之地。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清朝為世子、大君一行準備的館所就在盛京“城底”，即德勝門附近。沈陽館內由正房五間、兩廂房十間、大門三間構成。具體來說，五間正房是世子、大君的居所。東西兩側各有五間廂房，是四房的辦公場所。沈陽館曾發生著火、漏雨等狀況，由清朝工部派人維修，而倉庫倒塌等較小的狀況，由沈陽館自行修護。

盛京城闕圖

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朝鮮的昭顯世子、世子嬪與鳳林大君及夫人等，開始了在沈陽館的生活，直至順治元年（朝鮮仁祖二十二年，1644年）八月，隨著清軍入關攻占北京為止，共計七年又五個月。雖然朝鮮的官員多“不欲送子為質”，入質的官員及其子弟多有虛名，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沈陽館絕不是簡單的質子館所。沈陽館具有以下官屬機構及其官員：宰臣（職管理內外事務的官員中，職位最高的為正二品的賓客，其下設有從二品的左右副賓客，統稱為宰臣）、侍講院（侍講院不單單是負責對太子進行教學的機構，還負責指導各種儀式、傳達世子之命等）、翊衛司（主要承擔護衛和護送的職責）、譯官（有的譯官不僅承擔翻譯工作，還通過地緣、血緣關系獲取國內外最新情報，積攢政治資本）、宣傳官（主要工作是對外聯絡、傳遞信息）。這五個部門各有分工，承擔著清與朝鮮之間的外交任務。沈館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逐漸建立起由清朝至朝鮮的信息溝通與處理渠道，日益受到清朝的重視，其政治地位不斷提高。而前往沈陽館供職再回國，也成了朝鮮官員升遷的捷徑。

影視劇中的昭顯世子

根據《沈陽日記》《沈陽狀啟》《清太宗實錄》等文獻匯總，可以發現世子的日常生活，以問安和書筳學習為主。問安即每月初一和十五，向著朝鮮王宮的東南方向行望闕禮；國王和王妃的誕辰行望拜禮；仁烈王后（朝鮮國王仁祖李倧的第一個王妃，即元妃）的第一個忌日行望哭禮。每遇元旦、端午、冬至等節日或傳來國王身體有恙的消息時，派遣官員問安或歸省。在東宮時，侍講本來需要一日三講，且每月要開兩次會講。但是，到了沈陽以后，幾乎一日一講都不能得到保證。世子的生活被更多的充滿外交色彩的事務所充斥，不再有時間經常開設書筳。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清朝和朝鮮共同管理沈陽館，清朝主要提供住房、供應飲食，朝鮮負責提供衣物、辦公經費等，承擔一分飲食。清朝提供的飲食為日供，即保障每日的基本飲食需求；朝鮮提供的是朔膳，每月初一由朝鮮八道（京畿道、慶尚道、全羅道、忠清道、黃海道、平安道、江原道、咸鏡道）提供各地的土特產，滿足世子與大君等人對家鄉味道的需求。清朝嚴格限制沈陽館的人數，在物質需要上，也僅僅提供百人之所需。“館中留在之人數，自初以一百為限，限外則切不給料如是”。

然而，事實上，清朝對沈陽館的飲食是無法保障的，尤其是清與明的戰事日益緊張之后，物價飛漲。崇德三年，沈陽館的飲食不再根據八旗制度的慣例，由八大和碩貝勒（清入關之前實行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八大貝勒包括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和四小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濟爾哈朗）輪流提供，而是改由戶部支付肉類等主要食物的費用。“當初饌物磨煉，則自禮部為之，而今此給銀，則出于戶部”。然而，戶部給的銀兩也不夠飲食所需。朝鮮國內每月都從平安道送入朔膳，彌補食物的短缺。世子們離開朝鮮，縱是為質，又豈會料到衣食難以為繼，無奈之下，沈陽館一方面與清朝進行南草貿易，一方面向朝鮮國內求援。朝鮮國王仁祖得知這一情況后隨即下旨：“聞，沈陽館中上下人員，艱苦萬狀云，令該操量送饌價。”于是，朝鮮戶曹（掌管祭祀、民戶、農桑等的官署）送銀、魚、鹽等物資。

隨著戰事吃緊，清朝對沈陽館的供給越來越少。崇德四年，清朝按照沈陽館官員品級的不同開始提供不同質量的米。崇德六年，清朝為沈陽館提供田地，讓朝鮮質子們自給自足。沈陽館方面對此表示強烈的不滿和反對，并且提出清朝土質及耕作方法與朝鮮不同、贍養質子是“上國”的責任等理由來反駁。但是，清朝堅持讓沈陽館自行耕地，以解決其日常生活的需要。《朝鮮王朝仁祖實錄》記載：“初，世子宮及從官，皆自沈中給料，至是清人割沙河堡土田，使耕作以自食。我國之調送農軍，自此始。”

入鄉隨俗，廣泛社交

從食物供給可以發現，清朝政府對沈陽館的財政支援是很少的。朝鮮方面除了補給沈陽館人員的日常飲食所需之外，還要提供世子和鳳林大君在萬壽節、千秋節、冬至等節慶貢獻清廷的各種禮物以及世子與清朝王公們的交際經費和用品。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朝鮮世子的社交活動比較廣泛，自愿或被迫地參加了朝參、祭堂子、朝賀、試射、打獵、閱兵、出游等活動。

滿人行獵

雖然清朝禁止朝鮮世子私交清朝親貴，“館中之于外人相接，乃清人之大禁”。但是，清朝貝勒阿濟格曾秘密派人問候世子，還送魚、果、蔬菜等禮物送到沈陽館，稱：“我所以如此者，非有他意，只欲終始托交，永以為好。但私交之禁甚嚴，不可使人知之，尤不可使譯輩知之。眾人所見處，則切不為親厚之色，以心相許。”作為沈陽館宰臣之一的右副賓客申得淵從朝鮮回到沈陽館，還帶來了兩千個紅柿子，其中一千五百個送給皇太極，三百個送給多爾袞，二百個送給了私交頗深的兩名清朝官員馬福塔和英俄爾岱。

皇太極每年都邀請世子與鳳林大君參加試射、打獵、閱兵這類活動，并問世子的感受。世子回答：“其整肅矣。”不禁贊嘆清軍的整齊、嚴肅，皇太極大喜，稱：“吾以此兵既定東土，又將蹴踏中原，其誰能我敵。”這些活動讓朝鮮世子目睹了清朝軍紀的嚴肅和軍隊的強大，同時也使世子們了解了騎射的文化。

八旗綿甲

說到清朝獨具特色的文化，祭堂子可稱其一。堂子可能為滿語“tanse(神)”之意，也被理解為祭天或禮天之所。祭堂子，是滿族在關外時期所保留的最重要的薩滿教信仰。自從皇太極即位開始，每年正月初一都要祭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禮。順治元年四月初八，朝鮮世子曾參與祭堂子，“奏樂行禮，又陳列八纛，向天行禮”。自入關后，清朝皇帝在正月初一或命將出征、凱旋之日祭堂子，這便更類似于漢文化中的祭天。

薩滿服裝

朝鮮世子最難拒絕且最不愿參與的恐怕就是出征，自崇德三年（朝鮮仁祖十六年，1638年）十月至清世祖順治元年（朝鮮仁祖二十二年，1644年）六月，清太宗共四次分別率領世子和鳳林大君親征明朝，世子親眼目睹了清盛明衰的歷程，“展現清朝壯盛的軍容，堅定朝鮮投降的意志”。

宗藩體制的構建

公元1637 年1月，清朝與朝鮮締結宗藩關系，簽訂了 11 條盟約。這11條盟約的實施，沈陽館全部都有所參與。這主要體現在人口刷送、征兵和沈獄上。人口刷送主要是指被擄人員、逃亡人員、瓦爾喀人和漢人的歸還。在征兵問題上，朝鮮往往故意躲避，不愿出兵助其攻明。因此，朝鮮世子曾在朝參時請罪，與其交好的馬福塔和英俄爾岱還對其進行勸阻。鑒于朝鮮在出兵的問題上屢次推諉，清朝認為朝鮮國內有一股親明的勢力。于是，崇德五年至七年，清朝兩次審理朝鮮“橫議大臣”，將其帶到沈陽關押在北館，該事件被稱為“沈獄”。通過沈獄，清朝肅清了朝鮮朝廷中的“斥和派”，即與明朝親近且反對與清和議的一派。沈獄案發生以后，朝鮮配合清朝的要求，一一履行約條，清朝由此達成了目的。

由此可見，沈陽館從最初的世子居所，變成了清朝至朝鮮的信息溝通與處理渠道，履行起外交職能，因而日益受到清朝的重視，朝鮮世子不單單充當了質子的角色，也充當了兩國交往的使者。從另一個層面來說，世子們所參與的外交活動，沈陽館與清廷的互動和博弈，其實反應的是清與朝鮮之間宗藩體制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