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將是司法考試的最后一年。2015年9月30日，國家有關部門印發(fā)了《關于完善國家統(tǒng)一法律職業(yè)資格制度的意見》，把“司考”改成“法考”。這是這個制度的第二次改革了，第一次是2002年的“律考”改“司考”。

改革往往既有受益者也有犧牲者，受益者是誰現(xiàn)在不好說，犧牲者是明擺著的，就是因為準入條件提高被攔在門外的那些人。因此，“9.30”意見出來之后，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一條。由于司法部的落地政策遲遲沒有出臺，議論、猜測也就特別多。

“9.30”意見對于以后取得法律職業(yè)資格的條件用了一句特別冗長、拗口的話來表述，就是“具備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學歷并取得學士及以上學位，或者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并獲得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或獲得其他相應學位且從事法律工作三年以上”。

這句話本身要讀對了就挺不容易的，我的理解是：以后能拿證的就是兩類人，一類是學歷+學位，學歷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及以上，學位是任一階段的法學學位，學士、碩士、博士都行；另一類是學歷+學位+工作經(jīng)歷，學歷也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及以上，學位是非法學的碩士學位及以上，工作經(jīng)歷是從事法律工作三年以上，比如擔任書記員、法警、律師助理等。當然，有一些工作是否屬于這個范疇會有爭議。比如，我的一位同事是個搞法醫(yī)學的教授、醫(yī)學博士，他問我以后能不能考。我說能，因為法醫(yī)屬于法律工作，可惜我說了不算。

總的來說，上述的后一類人數(shù)量很少——因為一個人取得了其他專業(yè)的碩士以上學位，卻從事了三年以上的法律工作，且至今沒有取得法律職業(yè)資格證，除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之外，這樣的人堪稱奇葩。因此，改革后能夠取得證書的人主要就是前一類人了。

而相對于原來的條件來說，這相當于把兩類人摒除在外：第一類是沒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學歷的，包括成教、自考、電大、黨校等；第二類是沒有獲得任一階段法學學位的。在原來參加司法考試的群體中，這兩類人的比例都很可觀。因此，這次改革把準入門檻提得不可謂不高，觸動的利益群體不可謂不大。但是，這么做是不是必要的、合理的，我覺得不乏爭論余地。

先說說沒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學歷的人，這些人也有學法學的。之所以將來不讓他們拿證了，自然是覺得他們學得不正規(guī)、學得不夠好。我了解的事實差不多也是這個樣子，實際上這些非全日制的法科生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參加司法考試的打算，因為明知是徒勞，參加了考試的人通過的也不多。但即使如此，把這些人參加考試的資格完全剝奪掉，還是有問題的：

第一，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對于“一考定終身”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本來就有補充、平衡的價值，要用來解決“野有遺珠”的問題。也許這些“遺珠”的數(shù)量、比例確實很低，但給這些人提供一個補充性的上升通道本就是這個渠道的價值所在，將來把這個路子堵死了，非全日制的法學高等教育還辦不辦呢？

第二，即使要把非全日制的人擋在門外，還有一個信賴保護問題。現(xiàn)在這些已經(jīng)被錄取為非全日制法科生的人，對于畢業(yè)后參加司考是有一個合理預期的。你要早說不讓考，人家興許就不上這個學了，但現(xiàn)在這個學人家已經(jīng)上了，你至少要安排一個過渡期。就像當年“律考”改“司考”那樣，也有一些法學專科的人因為改革而被擋在門外了，當時還是給了一年的過渡期，就是2002年允許法學專科的人報考。實際上，一年的過渡期給得還是短了點，兩年更合理，這一次至少應該給個兩年，從司法部為“9.30”意見出臺落地政策之后起算。總之，人家考得不好不能成為以后不讓人家考的理由，就算不讓人家考了，好歹也應該過渡一下。

再說非法學的考生，這個爭議就更大了。因為法學的、非法學的兩撥人在這事上對立得利害，涉及到搶飯碗的問題。我談這個事情肯定要得罪人，但道理還是得講清楚。限制非法學的考生，說到底還是搞法學的人、特別是法學教育界的人不夠自信，所以要搞個自我保護的措施。加上非法學的考生在改革的決策中沒有代言人，不犧牲你犧牲誰呢？

我講這個不自信是兩方面的，第一個方面就是對法科畢業(yè)生的專業(yè)水平不自信。首先，是因為法學這個學科的專業(yè)槽太淺，搞法學的人也大多有自知之明。你看，每年有那么多非法學的本科生可以考上法學碩士甚至博士研究生，不少還考上了名校的。反過來，法學的本科生去考一下其他專業(yè)的研究生試試？無論報考的人還是考上的人，都是鳳毛麟角。

其次，是法學教育經(jīng)過了十多年“大躍進”式的發(fā)展，泡沫化太嚴重，畢業(yè)生的質(zhì)量分化懸殊，很多不具備專業(yè)培養(yǎng)能力的院校制造了大量的注水文憑。這些學生不要說學好專業(yè)了，有一部分人連基本的文化知識都不過關，我因為業(yè)余講了多年的司法考試，見識了太多此類學生，對這一點深有體會。一些文化基礎較好的非法學畢業(yè)生、特別是理工科學生，自學上一段時間或者參加短期的培訓，常常就超過了他們。因此，我們每年都可以見到不少“半路出家”的人通過了考試。也就是說，限制非法學考生這一條主要是法學教育界的一個自保之策。

說到這里，我能想到一些反駁我的理由。一個理由就是拿國外來比較，特別是美國，因為人家也要求在特定范圍的法學院拿到法學學位的人才能報考呀，非法學專業(yè)的人也是湊不了熱鬧的。但我看這是兩回事，因為美國的法學教育是職業(yè)教育，沒有本科，擇學就是擇業(yè)，你不選擇接受這個職業(yè)教育，當然就不能參加這個職業(yè)考試。我們可不是這樣，本科階段的法學教育并不是純粹的職業(yè)教育，高考考生填志愿、選專業(yè)的時候，他的擇業(yè)目標還不完全清晰，也對不同的職業(yè)前景缺乏了解，沒有足夠的選擇能力。以我自己為例，我高考報考中國人民大學時選擇法學專業(yè)僅僅是因為這個專業(yè)在本省招的人比較多，考起來比較穩(wěn)妥一點。入學后跟很多同學交流，大家選擇這個專業(yè)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門，但很少有人說是因為他早就打定主意將來要從事法律職業(yè)的。不過，既然已經(jīng)學了這個專業(yè)，將來大多數(shù)人也就只能干這行了。因此，人家是因擇業(yè)而擇學，我們是因擇學而擇業(yè)，邏輯是不一樣的。限制非法學的人參加考試，無非就是把高中畢業(yè)生們當年帶有偶然的選擇在其本科畢業(yè)時強制變成一個必然的選擇。

另外一個反駁的理由，就是歸咎于目前這個司法考試的命題方式，說是因為考試是標準化的，一些沒有真正把法律弄懂的人靠死記硬背也能考好，搞成逆淘汰了。這個理由更站不住腳，注會考試也是標準化的，那個證書的含金量更高，為什么沒有那么多外專業(yè)的人通過？為什么人家不限制考生的專業(yè)背景？這個理由本身還是對法學界自己的侮辱，難道法學界這么多人，就搞不出一套卷子能把真正有水平的人給選拔出來，把沒有水平的人給淘汰掉？我看容易得很，隨便找一家全國排名前十的法學院校，把人家的期末考試卷子拿出來用，保證能把那些靠死記硬背、短期突擊的人都淘汰掉，把真正的人才給你選拔出來。那為什么不這樣做呢？這就要說到另外一個不自信，就是考試組織者的不自信。因為，要充分甄別考生的水平主要得靠非標準化試題，而非標準化的考試需要高水平的閱卷者來評分，而且數(shù)量還需要很多。這對考試的組織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這也太難為司法部了，還是簡單粗暴一點，把大家假定為水平不行的那一部分人擋在門外，這樣比較省事，反正大差不差，八九不離十。

總之，在現(xiàn)在的法學教育水平下，限制非法學畢業(yè)生從事法律職業(yè)，理由絕對談不上充分。但利益格局如此，沒有辦法，“9.30”的兩辦文件也已經(jīng)把方針定了下來，改回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并非沒有修補的空間。比如，能否考慮設置一個資格試，讓非法學的畢業(yè)生來參加，通過資格試的人就獲得和法科生一樣參加正式考試的資格，這樣就把兩個群體的利益兼顧起來了。

2016年的司法考試很有意思，報考人數(shù)和棄考人數(shù)都創(chuàng)下了歷史峰值，58萬人多人報考，超過四分之一的人棄考。我相信，這里邊匆忙報考和臨場放棄的大多是同一類人，就是即將被改革掉的那部分人，他們的焦灼和矛盾之態(tài)可見一斑。如果在政策正式落地之時，司法部能為這些人開一個口子，采取一些過渡性、緩沖性的措施，既無損于大局，又施惠于多方，我覺得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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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為那些即將被‘改革’掉的人說句話”，首發(fā)于“木豆司考”微信公眾號。“澎湃新聞”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轉(zhuǎn)載。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jié)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jié)”中，讓我們超越結(jié)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yè)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