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著名的反清革命家,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13年他遭暗殺更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多年來，人們的關注都集中于宋教仁的政治主張與革命活動，都未提及他曾有小說創作計劃，以及他為此所作的諸種準備。

胡漢民提議，孫中山與宋教仁合譯小說

其實何止是宋教仁，就連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他也曾有過翻譯小說的打算。這兩人對小說的關注并非子虛烏有式的傳聞，而是有確鑿可靠的史料為支撐，它見諸宋教仁當時所寫的日記。宋教仁在1906年11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他那天與孫中山、胡漢民與章太炎等人“談良久”，交談的內容想必很多，但宋教仁只記載了關于翻譯小說的討論。事情是由胡漢民提出的，他說最近法國新出的一部小說“感覺新奇”，內容是說德國與英國開戰，結果是德軍大敗英軍而攻入倫敦。孫中山很想翻譯這部小說，但因諸事纏身而“不得暇”。說到這兒，胡漢民便提議由孫中山與宋教仁兩人合作翻譯，孫中山負責口述，而宋教仁專事筆錄并潤色。顯然，胡漢民與孫中山已經商議過此事，故而胡漢民一建議，章太炎與孫中山就都說這是個好辦法。宋教仁卻是事先不知情，他在日記中寫道：“余不得已，遂諾之”，即很勉強地答應了。早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林紓與王壽昌就以這樣的合作方式翻譯了《巴黎茶花女遺事》，此書由素隱書屋出版后風行天下，后來林紓一直按這樣的合作方式翻譯小說，效仿者也大有人在，胡漢民的提議并不是新的創造，其目的是想幫孫中山省下時間，但對宋教仁來說卻是憑空多出件事，他勉強答應是情理中事。不過，后來宋教仁在日記中再未提及此事，不知是他設法推托了，還是忙于反清革命的孫中山實在無法分身于小說翻譯。

孫中山、宋教仁、胡漢民與章太炎都是當時同盟會重要的領導者，這些叱咤風云的政壇人物竟會關注小說，聚在一起時還認真討論了翻譯小說的計劃，這似乎有點奇怪，但置于當時的時勢下考察，卻又是很正常的事。1902年冬，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創辦了《新小說》，創刊號上《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提出了“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主張，而梁啟超撰寫的《新中國未來記》，就是立憲派政治綱領的圖解，梁啟超甚至說，“《新小說》之出，其發愿專為此編也”。這份刊物很快風行全國，發行不久即告售罄，鑒于它的影響，清廷軍機處還下令查禁。革命派強烈反對立憲派的政治綱領，但對于梁啟超的以新小說啟迪大眾且尤推崇政治小說的主張，卻是頗為贊同。宋教仁在1905年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他邀集同志組織雜志發起會，討論時就有人提出仿《新小說》之例“倡辦小說報”，后來因種種考慮，議決辦成“提倡愛國主義，鼓吹革命獨立”的綜合性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該刊出版兩期后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后改版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革命派重視小說啟迪大眾的功用，《民報》為此還開辟了專欄，在宋教仁主持時，首先連載的就是陳天華的《獅子吼》。這篇小說揭露了清軍入關以來的暴行以及當時清政府的腐朽，面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下深重的民族危機，宣傳以革命光復中華的理想。它第一回與第二回的回目就分別是“數種禍驚心慘目，述陰謀暮鼓晨鐘”與“大中華沉淪異種，外風潮激醒睡獅”。這篇小說因陳天華蹈海殉國而未完稿，《民報》上只連載了八回。宋教仁曾萌生續完全書的念頭，故而在1906年1月22日的日記里寫道：“欲為之續竟其功”，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計劃并沒有實現。

對《新黨升官發財記》無限感慨

宋教仁愛讀小說，日記中時有購買、閱讀小說的記載。即使在策劃長沙起義失敗、逃離湖南的途中，還購買了《施公案》與《七劍十三俠》，并借閱了《水滸傳》。到日本后，小說就買得更多了，而且多是在中國出版后運至日本的作品。1906年8月11日寫道：“五時，至中國書林購得小說書五六種，以為近日消遣煩惱之具。” 此處未開具書名，但根據后幾日閱讀的記錄，當是《福爾摩斯偵探案》等作品。1907年1月28日的日記又寫道：“至中國書林購得《白山黑水錄》《滿洲地志》《女首領》《泰西歷史演義》《偵探案匯刻》《貍奴角》《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各一，六時回。”從1906年8月11日開始，宋教仁因“心中納悶，觀小說以遣之”,當日讀的是《維新黨升官發財》，在隨后的半個多月里，竟接連讀了十多種小說。如8月27日，“是日上午右肩稍痛，心甚不適。下午稍愈，乃觀小說，為《馬丁休脫偵探案》二冊及《新蝶夢》一冊”；第二日是“竟日無聊，觀小說《車中毒針》《黑行星》二冊”；第三日則是“是日身心覺稍舒。觀小說之《新法螺》《彼得警長》《美人狀》《女魔力》共五冊”；8月31日又云：“觀小說《包探案》，頗解無聊之苦。”雖說是解悶消遣，但宋教仁閱讀時也有分析與比較，如將《一捻紅》與《福爾摩斯偵探案》《馬丁休脫偵探案》相對照，得出了“日本偵探案也，較西洋偵探小說則有遜色矣”的判斷；讀了描寫英國一侯爵家庭間事的《小公子》，他在8月30日的日記里寫下了故事梗概，并發出“家庭教育之功，實不小也”的感慨；對于《新蝶夢》中那位意大利伯爵“觀破世間一切富貴、功名、樂利、尊榮”則是頗為贊賞，認為是“足令人發深省也”；至于《魯濱遜漂流記》，觀感是“覺其冒險性及忍耐性均可為頑懦者之藥石云”。使宋教仁讀后發表感想最多的，是那本《維新黨升官發財》。此書當是《新黨升官發財記》，全書十六回，1905年6月12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陸》上連載，1906年4月由作新社結集出版，四個月后宋教仁在日本已購買閱讀，這樣的傳播速度在當時已屬快捷。這部小說描寫袁伯珍“借了‘維新’兩字以為升官發財的地步”的經歷，在第一回中就指出，社會上“出于血性，實事求是，干那維新事業的人，恐怕一百個當中，尋不出一兩個來”。宋教仁讀了這部小說后“心中無限感慨”，因為“當今全中國凡能在社會上活動者矣，換言之，即今日之社會當此輩所組成之而撐持之者耳，欲求其改良振頓，真困難矣！亦可悲也”。

研究《石頭記》為創作小說作準備

雖然宋教仁的日記中也有“購得和文小說數種而回”的記載，但他所讀的小說基本上都是中文版，日記中只提到一本日文作品的閱讀。1906年12月10日的日記寫道：“下午，讀《武俠艦隊》，小說也。余擬每日下午讀日本小說數頁，以熟習日語，今日即始讀之期也。”可是那天他只讀了數頁后又換成中文小說：“觀《火里罪人》數十頁，亦偵探小說。” 他閱讀小說的速度很快，有時是一天二三冊，甚至是一天讀五冊，但1906年下半年，有部小說他卻是讀得很慢。9月10日，他從好友劉揆一那兒借來《石頭記》上冊，他倆曾共創華興會、策劃長沙起義失敗后同時逃亡日本。剛借來時的三天，宋教仁讀到第十五回，后來有段時間基本上都是每天只讀一或二回, 他在借書那天的日記里解釋了原因：“余久欲作一小說，寫盡中國社會之現在狀態及將來之希望。”他仔細研讀《石頭記》，就是想“比較研究作小說之法”，此前“多購買或借閱各種小說”也都是為了這個目的。9月22日，宋教仁《石頭記》讀至第二十一回, 此時他又寫到收集創作素材的打算:“小說庫(余欲作小說, 須備材料)。分為主觀、客觀二者。”正因為有著“久欲作一小說”的愿望, 所以宋教仁讀《石頭記》時就特別注意其間布局、穿插與形容刻畫之類的寫作章法, 剛讀了兩天, 就發表了“其作小說之法, 亦曲盡人情”的評論, 但對作品“多參入神話”，又感到“為足惜也”。寫了對自己將來創作有所啟發的評論見于10月4日的日記：“雖皆戀愛之事”，但“其變幻不測處, 亦足為小說家之特長也”。他閱讀時關注并揣摩小說的寫作技巧外，后來又自以為發掘了作品成功的深層原因，那就是尋找思想理論的支撐。當讀到第二十五回“魘魔法姊弟逢五鬼，紅樓夢通靈遇雙真”時，由于兩天前剛研讀完服部氏的《心理學講義》，宋教仁便應用其理論分析：“有宗教迷信之言雜之，但寫人情之不可測，有暗合心理學處者而已。”10月4日，宋教仁讀到描述賈母諸人去清虛觀打醮的第二十九回，他發現“其中有多近于詭辯學者，可以證倫理學之理法焉，又往往有合于言心理學發達之順序者（兒童心理學）焉”。兩天后他讀到第三十一回，與人們一般都注意晴雯撕扇子與湘云撿到金麒麟的故事不同，其關注點是“《石頭記》中往往有一二哲學上語，但不健全，亦非真見透何者為真理也”，他還以老子、儒墨、巴枯寧與邊沁派的哲學思想作比較分析。宋教仁意識到自己的見解與一般讀者有很大差距，但又很自信，故而有“噫！看小說亦在于人以主觀性善看之而已”的感嘆。

總的來說，宋教仁對《石頭記》的評價不高。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歷來是人們交口稱贊之作，可是宋教仁9月29日的日記卻云：“觀《石頭記》至第二十三卷，亦覺無聊，遂就寢。”寶玉挨打是書中的重要關目，該段情節的波瀾起伏、眾人形象的同時展現，都顯示了作者高超的藝術才能，可是宋教仁10月7日的記載卻是“無甚趣味，但見中國家庭教育之野蠻而已”。三個星期后讀到探春治家的內容，評語仍是“無甚趣味也”，唯一得到他肯定的，是“可謂有振興實業思想者矣”。10月22日，宋教仁讀到黛玉與寶釵關系轉折的“金蘭契互剖金蘭語”那一段，他感到無趣，寫下了“無甚獲我心者”六字評語，第二天讀到賈赦欲強娶鴛鴦的情節，寫下的仍是“亦無甚獲我心者”。其實，這部小說剛讀不久，宋教仁在9月19日的日記已給它下了判斷：“觀《石頭記》至第二十一卷，覺除寫戀愛嫉妒之情外，無他文字，甚覺其平云云。”10月26日，宋教仁對第五十至五十二回的評論是“中寫家庭瑣隙之事, 男女關系之情, 皆縝密之至”。10月31日，《石頭記》上卷六十回全部讀完，他再次重申對這部小說的肯定之處，那就是“惟覺其寫極瑣屑之事能極縝密而已”，這可以說是他對《石頭記》的最后結論。

為何宋教仁對《石頭記》的評論會如此奇特？這與他的思想、身份以及閱讀的目的有關。他首先是一個志在推翻清政府的民族革命者，閱讀《石頭記》是為了學習創作方法與技巧，而寫小說仍是為了借作品喚醒大眾，投身于反清革命。可是關于寶黛愛情的描寫是《石頭記》的情節主線，作者描寫時始終伴隨著大量的詩詞吟詠。宋教仁心系革命，閱讀又有直接的功利性，故而對這類描寫沒有興趣，10月16日的日記就寫道：“多風雅吟詠之事，余亦無多領會者，蓋余亦不甚注意觀之也。”可是如果將這類內容全數刪去，《石頭記》還能剩下些什么呢？也許正是評價不高的緣故，宋教仁雖購買過不少小說，但《石頭記》卻只是借閱而不購買，何況該書的價格又較高，不像那本《新黨升官發財記》，售價僅三角五分而已。《石頭記》上卷讀完后，宋教仁還想繼續讀下去，故云“其下卷俟另覓之”，而等借到第六十一至一百二十回的下卷，那已是四個多月后的事了，只不過革命形勢的發展，已使他沒時間將它讀完，日記最后一次提到這部小說是1907年3月16日：“觀《石頭記》六十四至七十（回）。”此后不久，宋教仁即受委派前往東北，與當地的“馬俠”聯絡，組織反清武裝力量，宋教仁在日記的最后一篇里, 又有購買小說《大八義》及《兒女英雄傳》的記載, 那時他已潛至遼寧的安東。在東北期間，得知日本正密謀侵吞中國的領土，制造所謂“間島”問題事件，妄言此為朝鮮的“屬地”。宋教仁通過實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資料，后來又在朝鮮漢城圖書館、日本帝國大學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文獻圖籍。經過對中國、朝鮮、日本的歷史、地理文獻典籍和公私記載縝密考證，寫成了《間島問題》，證明了這地方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設官管轄之地。宋教仁拒絕了日本當局以巨款收購此書的請求，而是以國家、民族為重，將其提供給與日本談判的清政府，擊破了日本制造的謊言與偽證，迫使其放棄侵吞的圖謀。同時，清政府的賞金、允諾官職之類也都遭宋教仁拒絕，因為他是為捍衛國家主權，而決不會改變反清革命的立場。

借刊登他人小說，圓自己小說夢

宋教仁再次與小說發生聯系，那已是1910年。1909年5月10日，于右任以“實行大聲疾呼，為民請命”為宗旨創辦《民呼日報》，揭露貪官污吏罪行，揭露清朝統治的腐朽黑暗，8月14日，該報就被清政府查封。10月3日，于右任又創辦《民吁日報》，取“民不敢聲，惟有吁也”之意。可是11月19日，由于發表了贊揚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的文章，在日本政府要求下，該報又被清政府查封。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在前兩報的原址望平街一百六十號創辦《民立報》，而這次擔任主筆的，就是宋教仁。該報的宗旨仍是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抨擊清政府的冥頑不仁與倒行逆施，其“民賊小傳”專欄持續地揭露官吏的貪劣賣國，而每日有兩篇小說的刊載或連載，則是該報重要特色之一。從創刊到清亡，該報共刊載了24篇作品。創刊第二天，該報就開始連載老談（談善吾）的《癡人夢》，內容說作者夢中獲“人鬼總機關”的判官的允諾，游歷了冥界的“萬生園”，其間官界、紳界、商界、工界、軍界、女界等無所不有，而無一不是腐朽、愚昧、荒誕。作品雖標“滑稽小說”，但這一切都是當時人世間現實的寫照，作品提及的路礦問題也是當時導致人心激憤的重大事件。最后作者的夢由一陣爆竹聲驚醒，預示著這一切將由革命所結束。四年前，宋教仁曾有“余久欲作一小說，寫盡中國社會之現在狀態及將來之希望”的宏愿，但始終無暇從事創作，如今他任主筆時，符合其意圖的作品絡繹不絕地問世，這也算是圓了他的小說夢了。

文章來源：《世紀》2017年第1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世紀》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聯合主辦的綜合性文史雙月刊。本文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責編：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