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友麒，楊度嫡孫；吳荔明，梁啟超的外孫女，他們兩人是相伴近六十年的患難夫妻。這對伉儷晚年成書，共同撰寫了《楊度與梁啟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書，向讀者講述兩位祖輩的傳奇人生和家族往事。這是楊、梁后代的聯璧之作，也是國內第一本楊、梁合傳，傾注了兩位作者對先輩的懷念與追思。就在該書即將收尾之際，吳荔明突患重病臥床不起，年過八旬的楊友麒最終獨自完成了終稿工作，實現了他們多年的夙愿。據介紹，該書中的諸多文字和圖片史料都是首度公布。

2月16日上午，該書的新書發布暨出版座談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召開。會上，作者楊友麒與其子、著名歷史學者楊念群教授就該書的寫作作了發言，澎湃新聞經主辦方人民文學出版社授權發布以下發言內容。楊度嫡孫楊友麒

楊友麒：

作為作者，我給大家講一下為什么寫這本書，以及這本書是怎么寫出來的。

我覺得年紀大了、到七十歲以上的時候，人總是有一種懷舊的心理，想對自己有一個反思，對自己的祖先有一些研究。我們這輩人的青年時期，楊度也好，梁啟超也好，都處在受批判的位置。我們對自己祖先的了解是很差的。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這兩位祖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才慢慢發生了變化。這個時候首先是我老伴兒吳荔明，1991年在《民國春秋》雜志上發表了《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當時只是一篇文章，但引起了很多方面的注意。在各方面的鼓勵之下，吳荔明把它寫成了一本書，就是初版于1998年的《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書。

而我為什么會寫楊度呢？這個想法最早是因為我讀《飲冰室詩話》，讀到楊度和梁啟超的詩文、他們互相之間的唱和，我被他們豪邁的氣勢所震懾，《飲冰室詩話》有174節，其中有7節是錄有楊度的詩的。其中第87節專門寫楊度給梁啟超的贈詩，后面還附了一個小札，說“古圣賢之為學，必求其返躬自省，而無絲毫不歉于心，乃為有得。若夫名滿天下，功滿天下，曾于吾身無一毫之增損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計焉，以其無關于求己之道也。今同處異國，于眾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過而救吾失者，無如足下。”這個就是說能夠匡正我的過失、規勸我的只有你。“輒以其意成詩一首。知足下亦無取乎便佞，故自附于直諒之末，亦以托于先施而求誨迪，特錄以奉呈。”梁啟超收到這個信和詩以后接著說：“嗚呼！自萬木草堂離群以來，復生、鐵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聞斯言也，吾之疚日積而德日荒也，十年于茲矣。風塵混混中，獲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覺其情之移也。”就是說他把楊度給他的感言就當作當年的復生、鐵樵一樣，復生就是譚嗣同，他恨不得每天撫挲這個信十二遍，都覺得不夠，說明他們是怎么樣的將心比心。所以后來我想，他們之間確實有很多的互動，能不能從他們的互動中寫起。

2011年，湖南大學成立了楊度思想研究中心，成立會上我也寫了一篇論文，就是講楊度、梁啟超的共同憲政。2013年在中心申請立項，想寫成一個小冊子，但后來進展很慢，究竟要寫研究性的東西還是寫懷念性的東西，自己思路也不清楚。后來，寫過《曠代逸才——楊度》的唐浩明先生，寫了一篇短文在報紙上發表，叫做《政敵與親家》，寫我和吳荔明，吳荔明的外祖父是梁啟超，我的祖父是楊度，這兩個人本來是政敵，后來到我們這輩變成了親家。這也使得我們夫妻倆想：是不是可以共同寫點東西？

但是要寫楊度，遠比寫梁啟超難，因為楊度遺留下來的東西太少了，原因是據說在國民黨查抄共產國際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查到楊度是共產國際成員，但當時還不太相信，所以并沒有追查過來。但我們家里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緊張，就把家里有關的材料全部都處理掉了，跟共產黨有關的都銷毀了，材料就很缺少。同時，因為我們夫妻倆都是學理工的，這方面家學淵源斷了，國學不太好，對這些材料的消化也有很多力不從心的感覺。我們想要寫點東西，主要是想追蹤先人的心路歷程，通過整理故舊探討和加深對自己祖輩的了解，學習領悟他們的思想。這既不是歷史研究，也不是考證，僅僅是后代對先輩的懷念和敬仰。由于這種初衷，我們不想在歷史上做太多的工夫，作為家屬，我們只是根據我們的了解、采取我們認為比較準確的說法寫到書里去。

活動現場

舉個例子，比如1905年，當時滿清政府為了準備立憲，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熊希齡在考察之前到了日本找到楊度和梁啟超，請他們捉刀起草報告，考察組還沒有出國就開始做匯報的準備了，因為他知道五大臣是寫不出東西來的。關于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比如北京大學夏曉紅教授專門寫了篇文章談這個事，她感覺最后的代筆匯報是以梁啟超為主的，但也有的人說以楊度為主，說法很多，而我們沒有去太追究到底是誰為主，因為當時梁啟超還是戴罪之人，是戊戌變法的通緝犯，熊希齡到了日本以后不好找通緝犯代筆，所以先找楊度。但是楊度覺得在世界各國的考察不如梁啟超，所以楊度又請梁啟超一塊兒做。大概是這么一個情況。

又比如梁啟超之死，過去外面傳說是協和醫院動手術的時候切錯了腎，把好腎切掉了，把壞腎留下了，因此造成了梁啟超后來過早地故去了。這個說法曾經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后來我專門問了梁再冰，她說梁思成確實說過這個故事，這個說法是聽到當時協和醫院兩個實習大夫說過，后來這個故事又說給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聽。費慰梅又把這個寫進了關于梁思成的書，從此就流傳開了。

但是這個事情當時是有不同的說法的，因為梁啟超在治病期間有詳細的記載，他的大弟弟梁啟勛在報上陸續發表文章，叫《病院筆記》，因為社會上也很關心梁啟超的治療。當時并沒有說切錯了，只是討論該不該做這個手術。根據各方面調查，協和醫院也不承認，說如果有這種事的話，醫院會有記載的，因為這個事當時沒有保密，梁啟超本人也知道，他自己并沒有追究協和醫院。鑒于這樣的情況，我們就沒有采取這種說法。

最后我想說，這本書我們不是為了宣揚自己的家族，更害怕別人說是借祖宗炫耀自己，整個寫作過程是梳理心情的過程，也是學習提高的過程，我們和自己的祖父、外公對話、溝通，向他們請教，作為后輩對叱咤風云的祖輩，敬仰和欽佩之余，也深感自己的渺小，從而也是一種升華的過程。他們離開我們并不遙遠，讓我們記得中國在受屈辱、被壓迫之下的掙扎和怒吼的聲音，以及有多少像他們這樣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繼，為拯救中國殫精竭慮。楊度和梁啟超曾滿懷熱情尋求救國之道，他們時而合作，時而成為對壘的敵人，他們的經歷和挫敗，他們也曾經歷高官厚祿的引誘和考驗，我們為他們的絕代才華震撼，他們的人生是當時知識分子救國之路的縮影。他們都過度地燃燒了自己，都在50多歲就去世了，他們本質上都是書生，都不是中國政壇上的成功者，這是他們二人的共同點，也是我們夫妻對他們共同的體味。通過這樣的梳理過程，我們感受到了收獲提升的喜悅，這就夠了，別人怎么評價對我們并不重要，我們享受的是寫作過程。如果說有擔心的話，是怕文史界的朋友會說，這么好的題材被我們糟蹋了，搞得文學不像文學，歷史不像歷史，這就要請大家多多包涵，我們畢竟是搞科技的，正如我兒子楊念群經常笑我們一樣，說你們就是理工男女，我是學化工的，吳荔明學生物，都是理工男女。我們的文筆和文史修養都不好，對駕馭這么宏大的題材真是感到力有不逮，不足之處請大家包涵，請大家多提意見，有機會再版能夠改進。

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基地主任、長江學者楊念群發言

楊念群：

我的身份比較特殊，一方面是第四代，是親屬，一方面我也是研究歷史的。我跟我父親在他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有一些交流。理工男女是我開玩笑的，我說我父親搶了我的飯碗，因為我碩士論文寫的就是楊度，我覺得老是寫曾祖這個有點沒出息，躺在先輩的的光環下面生活也不是太舒服，所以我后來換了題目，從區域的角度研究比較知識分子。當然，我覺得我父親他們是有資格來寫這個題材的，但我也有點擔心，覺得搞理科的他們再把我們都耳熟能詳的史料再做一遍有什么意義呢？結果他陸陸續續給我發了幾章，我看了以后覺得蠻驚訝的，覺得角度還是不一樣的。

這里面涉及到一個感情使用的問題，就是你怎么投入，投入到多大的分寸，怎么把握這些史料。我很忌諱，我作為后人去研究前輩的時候，大家給我罩上這個光環，你一定要為祖先做點什么，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壓力很大，好像要通過弘揚祖先證明自己，我堅決不走這條路。但祖先對我的影響又非常大，我說我們家隔代遺傳，我父親搞理工，到我這兒隔了兩代，又回去了。

從感情投入的角度來說，我確實有點擔心他們的寫作，一個歷史學家你研究誰愛上誰，愛得死去活來，愛一輩子，寫出來的東西就很不客觀，很不中立，帶有自己過多投入的情感色彩，這是犯大忌的，所以我回避接觸曾祖的東西也有這樣的因素在里面。我父親寫這本書我覺得還是很有分寸的。剛才他舉了一些史料，包括像梁啟超的手術問題，關于立憲報告的撰寫問題，其實這都是有一些可能性的，需要歷史介入的分寸感才能把握，我覺得這點上父親做得還是不錯的。

我父親剛剛說他們這代人雖然是名門之后，但是沒有受到太多國學的熏陶和訓練，是一個短板，但是實際上我不是這樣認為的，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走上文科是因為受我父親和祖父的影響，我祖父雖然是留德的化工博士，但家里存著很多書，比如《史記》、《資治通鑒》等等，他們那代人所謂的理工男跟我們現在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他們是受過非常綜合的人文訓練的，非常綜合的知識儲備和對知識的認識，跟我們現在學科專門化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從我的曾祖到祖父到父親，有一條人文的脈絡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父親雖然是一個理工男，但他的文筆能夠顯得自然、有感情、有人文的氣息是跟這個潛移默化的人文訓練和滋養有一定關系的。我母親也是，她的那本《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同樣寫得很樸實，很生活化，呈現的生活場景好像如臨其境。比如，林徽因現在好像是變成民國第一美人的感覺了，大家都把她神化了，但是生活中的林徽因到底是什么樣的？我母親的書里有細致、貼近的觀察。

楊度、梁啟超作為家族史的研究和呈現，大家似乎一般比較關注的是梁啟超的子女，在座梁家的親人很多，三個院士。但是楊家相對來說沒有那么輝煌，后人沒有那么多的光環，但是我父親當時有一個想法，既然要寫，就要把兩家后人的生活經歷和狀態都呈現出來，做一個比較也好，作為歷史真實、日常生活的描寫也好，都應該有一個連續性的呈現。我父親說，人命運的沉浮，小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命運，也有他的意義，他們在歷史的沉浮之中表現出什么樣的狀態，可能也是我們需要的。中國的歷史學大家從精英史向社會史的過渡，就是要呈現日常生活的狀態，把兩者結合起來有一個連續性的呈現，這個還是比較有意思的，這也是這本書可能會有價值的地方。

（以上內容摘編自主辦方提供的現場速記稿，未經發言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