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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蘊嶺:反全球化的聲音也要聽聽

近些年來,全球化一直是熱門話題,但是當前議論最多的則是去全球化,有人甚至預言,全球化將終結。事實上,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長時間以來,關于兩者的辯論從未停止過。如今,因為英國退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反全球化再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什么是全球化?簡單說就是各國的市場開放、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支撐全球化的主要有三個機制:一是多邊貿易體制(WTO);二是各國實施的開放發展政策;三是企業跨國經營。從經濟的角度看,全球化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和開展國際分工,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從而推動世界經濟的快速增長,讓更多的國家、公司和個人從開放參與中獲益。二戰后,全球化水平不斷提高,世界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然而,全球化也會帶來問題。
一是產業轉移會形成“產業空心化”,導致“工薪階層被拋棄”。比如,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當前美英國家的制造業就業率減少了一半以上。按說,損失的就業可以通過發展服務業彌補,但實際上很難做到,因為服務業就業的特點與制造業不同,服務業是“兩極分化“,即需要的是高端管理者和低端勞動者,高端管理者藍領進不來,低端勞動者用的則多為低工資的外來移民,中間階層的機會很少。
二是增長并不能保證“普遍受益”。市場開放條件下,資源向“優勢市場”流動,導致某些市場會被邊緣化、一些領域為“有能力者”壟斷、相當一批國家和地區被“邊緣化”或被排斥在發展進程之外、許多行業部門被大企業壟斷、中小企業難以發展起來,由此,導致世界發展差距增大,富國與窮國間出現巨大的鴻溝。
三是財富愈發向少數人或集團集中。在開放的情況下,有能力的公司會進一步拓展成為大跨國公司,有能力的人可以充分施展才能,積聚財富。世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公司和少數個人集中,出現財富占有上的1%和99%問題,比如,世界上八位最富的人的財富會超過世界上50%人口財富的總和,這是前所未有的。
反全球化在發達國家有,在發展中國家也有。前者主要是因為產業轉移,外來移民增加;后者則是因為外國大公司壟斷,大量排放污染等。目前,大家似乎只盯著前一種情況,而忽視了后一種,但說不定哪天,后一個問題就可能凸顯。
參與反全球化的人成分復雜,有真正的受害者,有理想主義者,也有“心懷叵測者”,更有借勢壯大自己的野心家。因此,作為思潮和政策主張,表現為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極端主義。在政治上,那些倡導這些“主義”的人會受到青睞,特朗普的勝選出乎意料,但是仔細分析之后發現,支持他的選票很多都是所謂“鐵銹地帶”的人和“沒落的中產階級”。不僅在美國,在英國、法國、意大利等,投票給“民粹政治家”的也都是那些藍領、上了年紀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
在全球化高漲發展的時候,大家的關注度主要是推動市場開放,現在不同了,更關注開放的結果。面對這樣的形勢,不是要終結全球化,而是要對全球化進行反思,需要傾聽反全球化者的訴求,找出存在的問題,采取適宜的對策。從經濟效率上說,市場越開放越好,但從社會和人的角度看,卻并不一定。效率與公平向來是天平的兩個砝碼,過度傾斜于哪一方都不行。針對出現的社會問題,有人提出,政府領導人不要再執迷于GDP的增長,而要轉向關注公民的利益。最近,世界經濟論壇發布報告,建議以包容性發展指數替代GDP指數,這很值得重視。
全球化沒有回頭路,但需要反思和糾偏。美國學者福山認為,西方所持的自由民主,現在其民主部分正在發動起義,報復自由部分,也即對以往盛行的自由主義政策進行反擊。也有人認為,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分裂,矛盾不再是左右之爭,而是平民與精英、人民與寡頭、下層與上層之爭。在歐美,政治力量在重組,傳統的左翼在消失,新民粹在上升,原來支持左翼的民眾轉向支持那些鼓吹搞保護主義、反移民、反外籍工人的民粹政治家。這些打著“民粹主義”上臺的政治人物也許根本拿不出好辦法讓經濟與社會變得更好,也許他們上臺后情況會更糟,但支持者對他們仍抱有“一線希望”。這也可以視作是對傳統官僚政治家的不滿。
(本文首發于《世界知識》2017年第4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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