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節的今天，我想起自己誤打誤撞的另類“做媒”經歷。

2015年12月初，我約兩位初中同學吃飯。我們相識十八年，彼此信任。他倆均已婚，但都私下向我表示過“自己的生活并不幸福”。

隔了一個禮拜，女同學再次約飯，并強調“有必要叫上那位男同學”。她還向我咨詢男同學這幾年的境況，我悉數告之。這位男生經歷坎坷，自高二父母離異以來，總計搬家約二三十次。他深知家庭不和所帶來的痛，非常在乎家庭，也渴望能從家中感受到愛。近年來他比較成功，又買車又買房還當企業高管，但是見到我時，沒有絲毫架子。

那年12月31日，我們三人約在杭州城南一家西餐廳，決定一起跨年。然而，晚餐之后，他倆同時表示跨年活動要取消，想提早回家，并明確表示不會送我回家，讓我獨自一人坐地鐵，從城市的一端回到城市的另一端。

你們都猜到了：跨年活動并沒有取消，只不過他們私自決定將三人跨年改成兩人跨年。

2016年1月初，他倆分別跟我表示“想離婚”。我知道他們想在一起。他們問我怎么看。重要的并不是我怎么看，而在于：在情感關系中如何確定哪種選擇是對的？

為什么結婚？為什么離婚？

我問：你們不是有各自的婚姻嗎？

他們說：從來沒有愛過自己的結婚對象。

我問：既然從沒愛過，那你們當初干嘛結婚？

女同學說：當初就是覺得結婚是必須的吧，談了兩年，不結就浪費了。男同學說：是女方強烈要求，他們家催，我想我要負責吧。

我問：你們不是都各自有小孩嗎？

他們說：不知道怎么回答，感覺會對不起小孩，也都愿意承擔教育子女的義務。

看來，他們都已經想得清楚，行為與意識都正當。于是我說：那你們當然是先離婚，然后再結婚，重新組織新家庭唄！

這次談話之后的十天，他們進入了情感與理智的“攻堅戰”，都認為“不能破壞對方家庭，因為這樣不好”，不斷問我“該怎么辦”。

作為情感主義論者，我深信沒有比情感更不會欺騙人的東西。同時作為美德主義者，我堅信人應該對自己真誠，這是一切善的起點。

他們情感上認同我，但理智上又拗不過既有觀念的支配。是，如果拗得過，當初也不會進入錯誤的婚姻了。

我給出兩套論證。第一套是：1、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結婚的唯一正當理由，就是這個人愛另一個人，否則結婚就是錯；2、因為你們當初的結婚并非出于愛，所以你們的婚姻缺乏正當性，是錯；3、人們應當改正錯誤，所以你們應該推翻過去的婚姻；4、所以，你們應該離婚。

第二套是：1、婚姻是一種合同關系，任何合同都建立在雙方自愿的前提下；2、任何合同都有退出機制，并且在制定的時候，就明確了退出方要承擔的責任；3、違反契約條款就是打破了正義原則，可一旦承擔了相應后果，那么正義就獲得了矯正；4、既然你們愿意承擔離婚的一切后果，那么離婚就是正當的。

他們又說，離婚會給孩子帶來壞影響，為了孩子不該離婚。

我的第一套論證是：1、孩子的心理健康跟父母是否離婚沒有關系，而跟周圍人的態度有關；2、直接導致孩子心理疾病的不是父母的離異，而是父母的爭吵、冷漠、缺少愛；3、所以，只要父母能持續給予孩子愛，離婚后依然履行撫養義務，孩子就不會因為父母離異而受到影響；4、與其讓孩子活在缺乏愛的舊家庭，不如生活在一個有愛的新家庭。

我給的第二套論證：1、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自己做的選擇對自己負責；2、每一個人只能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子女不能決定父母的，父母也決定不了子女的；3、所以有關離婚的決定與子女無關，只與自己有關。

情感與愛，在人類歷史上長久得不到肯定

其實，人類歷史中的大部分時期，都在敵視情感與愛。

宙斯將忒提斯嫁給佩琉斯，埃里斯因沒被邀請參加婚禮，耿耿于懷。于是她采了一只金蘋果，寫上“給最美麗的女神”并扔在宴會上。眾神之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愛情女神阿芙羅狄忒，都認為自己該得到金蘋果，但宙斯拒絕作裁判。三女神帶著金蘋果找到特洛伊國王普里阿摩斯的英俊兒子帕里斯，讓他作裁決，并紛紛許諾一旦自己獲得金蘋果，將會賜予獎品。

赫拉承諾的是至高無上的權力，雅典娜承諾的是聰明的頭腦，而阿芙羅狄忒承諾的則是世上最漂亮的女子海倫為妻。帕里斯把金蘋果交給了阿芙羅狄忒。海倫是斯巴達王墨涅拉奧斯的妻子，帕里斯在阿芙羅狄忒的幫助下，成功拐走了海倫奔赴特洛伊。墨涅拉奧斯震怒，其兄阿伽門農代為出征，討伐特洛伊，這一打就是十年，最終借奧德修斯的木馬之計攻克了特洛伊。

這是一則古典隱喻。在希臘人眼中，激情、情感，這些東西看來很美好，其實都是一種誘惑人的毒藥，最終會帶來厄運。

希臘哲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終日在大街小巷與人思辨，共同設想如何構建理想城邦。蘇格拉底以為，好城邦的前提是好公民，好公民的前提是有好的教育體系以便教化公民。在辯論過程中，蘇格拉底主張將詩人率先驅逐出境，因為詩人總讓情感主導自己，但情感不可控制。蘇格拉底以為，情感會剝奪人的理性，剔除詩人就能剔除情感，剔除情感就是剔除厄運。

在價值譜系上，直到16、17世紀，情感與愛仍算不上一種值得肯定的價值。當愛與等級秩序下的道德秩序發生沖撞的時候，愛是需要被犧牲的。

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和朱麗葉，是兩大世仇家族子女，他們在不知對方身份的情況下偶然邂逅。但是，雙方的世仇關系迫使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堂兄提伯爾特決斗，盡管羅密歐不愿意，但幾經周轉，還是殺死了提伯爾特。羅密歐遭到驅逐，盡管他不愿離開朱麗葉。等羅密歐離開之后，朱麗葉就收到其他人的求婚，其父要求朱麗葉迅速完婚。

朱麗葉求助神父希望躲開婚約。神父設了“假死人”一計，通過喝藥水佯裝死亡，等藥水效力一過，就能神不知鬼不覺以“活死人”身份與羅密歐遠走高飛。然而陰差陽錯，羅密歐收到消息，誤以為朱麗葉真死了，結果在朱麗葉的“尸體”邊喝下毒藥自殺。待朱麗葉醒來發現羅密歐已死，于是也拔刀殉情，共赴黃泉。等兩家世仇知道真相之后，幡然醒悟。盡管最后化解了恩仇，但為時已晚。

這則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告訴我們，在16世紀，自由戀愛的文化還沒有出現，個人情感必須服從于家庭倫理這一現實。如果不服從，那么愛就必須離場。

其實，這種觀念在現代中國依然存在。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回家過年，因為每次回家過年都會遭受長輩壓力，要么被逼結婚，要么被逼生孩子。按照現代觀念，戀愛也好，結婚也好，生孩子也好，本來都是個人私事。所謂私事，就是只和當事人有關，與他人無關的事務。無論父母怎么不滿意，子女的私事都與父母無關。換句話說，父母永遠無權干涉子女。

但是在中國不一樣，中國沒有公私之間、個體之間的明確界限，而秉持新舊觀念的父母和子女關系更是沖突頻發的領域。在中國父母看來，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子女好；而在子女看來，自己受到了父母無限的干涉。

父母的權力在無限滲透，已經對子女造成了一種絕對的壓迫。他們以“為你好”名義即便干出一系列傷害子女的事，也被認為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在本質上，他們是在敵視子女的私人情感，是將自己所謂的“理性計算”強加于子女。

當我們肯定情感與愛的時候，是在肯定什么？

然而，情感真的這么不堪嗎？

當看到一個人挨打的時候，我們會直覺性地感到憤怒，以至出手相助；當看到一個人挨餓的時候，我們會直覺性地感到不忍，為他買兩個饅頭；當看到一個人哭泣的時候，我們也會直覺性地感到憂傷，從而送上安慰；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在歡呼的時候，我們也會感到興奮，從而呈上祝賀。

之所以我們會做出以上種種反應，并不是因為我們也遭遇了當事人遭遇的現實，而是因為當我們看到他人的幸與不幸時，我們自然生發的情感在指導我們行動。

“我憤怒”、“我難過”、“我不忍”的意思是：我覺得這不公平。當這種不公平感出現的時候，人有自然傾向去平息這種不公平感，轉化為行動就是去矯正不公平。我們的感受促使我們去行動。而情感的意義就在于，它激發我們的道德能力（moral capability）。

同樣的道理，當我們說“我愛上一個人”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說：我愿意為這個人付出，我希望對他／她好，我愿意讓他／她感到愉悅。這是在推進責任感、平等與善，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上，是在推進自發性的公共秩序。

愛是一種平等的價值，當愛滋生的時候，社會就會顯得扁平；而服從（或者說忠誠、孝順）是一種等級性價值，當服從滋生的時候，社會就會變得垂直。兩者之間，此消彼長，前者推進合作，后者導致壓迫。當我們肯定愛這一價值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肯定自發式的秩序；而當我們肯定服從的時候，我們是在肯定規訓式的秩序。

愛情與婚姻，在當下社會，之所以會發生強烈的沖突，是因為兩者被分離在了兩套不同的話語體系中。為什么有些人的婚姻會破裂？為什么婚姻中沒有幸福感？是因為在婚姻的實現中，不少人是以算計得失的方式來達成的，但情感卻是直覺性的、不容算計的。只有當愛情與婚姻之間形成無縫對接的時候，婚姻的破裂才會減少。也就是說，當我們充分肯定情感的價值的時候，婚姻和愛情之間的沖突才會減少。

我以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是每個人處在放松狀態的社會，而要建立這樣一種社會，我們就必須肯定以愛和情感為前提，或者說，重回以情感為價值依據的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