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右翼政黨在多個歐洲國家在選舉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德國為例，2016年德國右翼政黨中最大的另類選擇黨在10個州的州議會中占據了多于11%的席位），其崛起已經成為當今西方世界政治生態中最重要的趨勢之一。過去一兩年來大量難民的涌入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過程，卻遠不是其根本原因，這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社會根源，經濟全球化與社會福利政策等在某種程度上都助推了這一過程；而在德國，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教育與培訓體系的結構與制度安排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視。

以德國最大的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 Deutschland）為例，盡管其政治主張中包含對伊斯蘭教的敵視及德國政府難民政策的反對，以及對歐洲一體化及歐元的懷疑，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一個傳統的右翼政黨，它宣稱反對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并標榜自己為民眾的代表，為“沉默的大多數”發聲且謀求權益。右翼政黨之所以能得到部分民眾的支持，不僅是由于人們對難民不斷涌入的狀況的擔心，更是因為傳統的主流政黨未能很好地呼應這部分民眾的利益及價值訴求，而這與這些民眾的生存境況與生活體驗有著密切的聯系。

右翼政黨獲得支持的原因

從數個德國研究機構對2016年州議會選舉數據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支持者中多數人屬于中等偏下或低收入階層。位于科隆的德國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14年德國的相對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5.4%；在所有的勞動者中，全德國領取“哈茨四”失業保險金的人數比例為7.7%，在部分聯邦州這一比例達到9%，柏林及不萊梅等地的失業金領取人數則超過15%，相比而言，南部的巴符州及巴伐利亞州的失業金領取者所占比例則較少。

另類選擇黨的支持者很多過去曾是主流的社會民主黨（SPD）的選民，然而在過去的一二十年間，他們對德國現實逐漸感到不滿，并對政黨狀況感到沮喪和失望，并認為，政治精英階層壟斷了權力，而民眾的權利則被剝奪，主流政黨無法理解和傾聽他們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群眾逐漸轉而支持公開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右翼政黨。

這背后的關鍵問題在于，為何這些民眾對現實感到不滿，對政治越來越失望？

從絕對的物質水平看，這部分人的實際生活質量并不太差。不僅上述支持者中的中等收入階層的生活水平比較高，即使是收入較低的人群也在德國社會福利制度及社會救助產業的幫助下得以維持不錯的生活水準，他們在住房、食物、衣服乃至錢等方面并不存在顯著的短缺，物質上的貧困距離他們的生活還比較遙遠。

顯然，經濟上的匱乏不是這部分右翼政黨支持者對現實不滿并支持右翼政黨的主要原因，更為根本的原因則在文化及社會層面，具體來說，這種狀況是德國社會階層分隔的維持乃至擴大的趨勢所造成的。德國社會階層結構清晰且固化，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流動性較低，來自社會中下層的民眾難以改變其社會階層。在形成這種社會階層分隔的多個因素中，教育系統的結構安排至關重要。

教育系統的結構安排帶來的社會分隔

德國教育體系的分流較早，學生在5-6年級即開始分流，初中階段分為了主體中學、實科中學和文法中學等類型，而學校類型的不同則意味著畢業后教育路徑的不同：大部分進入文法中學的學生將繼續高中階段的文法中學的學習，繼而進入大學學習；實科中學的學生多數進入雙元制或全日制的職業教育（雙元制是指學生在企業接受實踐技能培訓和在學校接受理論培養相結合的職業教育形式）；主體學校的學生則會面臨更多的困難，很多人沒能參加職業教育，不得不進入過渡系統，它主要針對學習能力相對較弱、未能進入雙元制及學校職業教育的學生，這部分學生所面臨的生涯前景要明顯差于前面兩種學生。

不同的教育路徑則意味著不同的職業生涯前景，通過文法中學進入大學的學生擁有最好的發展前景；雙元制培訓及職業學校的學生中，因專業及地區差異，部分擁有較好的生涯機會，部分則生涯機會一般；而許多初中階段進入主體中學、后來不得不進入過渡系統的學生則會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較為嚴峻的局勢。

德國勞動力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教育結構的分隔相對應，在其內部，無需專業技能、人人皆可進入的非專業的勞動力市場與只有具備特定領域的職業能力的人才能進入的職業專業勞動力市場之間分隔清晰，如果一個勞動者沒有完成一定的職業教育與培訓、不具備相應的職業資格和職業技能，則其將注定被限制在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較低層級，缺乏上升的空間與可能。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信息，來自較低社會階層的家庭子女中有超過三分之一進入主體中學，進入文法中學的則不到15%；而來自較高社會階層家庭的子女中，則僅有約5%進入主體中學，超過60%進入文法中學。此外，來自較低社會階層家庭的子女上幼兒園的比例也要低于社會中上階層，這對于他們的教育機會也有一定的影響。

由于教育水平與工作水平及職業發展機會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種因階層差異所導致的教育機會及水平的顯著差異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社會再生產的作用，固化了原有的社會階層結構。

社會分隔對政治生態的影響

上述教育及勞動力市場的分層及隔離狀況帶來了文化及社會層面的社會分隔，其造成的結果，借用德國記者伍倫韋伯的話說，下層的民眾越來越難以認同“榮譽感、勤奮、成功和效率”這些被社會主流認可的價值，且下層階級與主流社會在“生活狀態、審美傾向、媒體娛樂、價值觀和崇拜對象”等方面的明顯區別，這幾乎造成了存在于德國國內的一個“平行社會”乃至“另一個國家”（引自《反社會的人》）。

右翼政黨支持者中的大多數人恰恰屬于教育體系及勞動力市場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總體而言教育程度較低，在勞動力市場上難以找到長期穩定的工作，無論從客觀的職業狀況看，還是以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等主觀感受為標準，他們與中產階層之間都有著明顯的分隔。這些經濟社會意義上的弱勢的群體感到傳統的政黨已經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和權利，因此在包括經濟社會政策、歐洲一體化以及移民事宜在內的諸多議題上更加接受右翼政黨不同于主流意識形態的政策取向，正是在這些右翼政黨的話語和論述中，他們得到了沒能從傳統主流政黨得到的傾聽、認同和呼應。以另類選擇黨為代表的右翼政治勢力的崛起從而有了一定的民眾基礎。

德國的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均在世界范圍內享有較高的聲譽，其理念及實踐均有許多值得他人學習之處，然而德國教育也并非完美，其在社會階層結構的固化和再生產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負面作用，且這種作用與其它文化及社會因素共同作用，部分的導致了其右翼政治勢力的崛起。換句話說，正是由于德國教育系統未能向不同社會階層提供相對平等的教育機會，通過對社會階層差異及分隔的強化，教育系統的困境間接的助推了其右翼政治勢力的崛起。

全球視野下的審視

放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審視，盡管德國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產業結構能夠很好的適應全球商品市場的發展，而且受到良好教育與培訓的工程師和高素質工人都能在大量制造業崗位轉移的過程中繼續保持其工作職位及競爭優勢，沒有出現嚴重的工作崗位外流情況（尤其與美國相比情況要好得多）；然而，盡管經濟上所受的沖擊有限，由于較為明顯的社會分隔的存在，即使有著良好的社會福利體系，其部分中下層民眾仍然感到生活前景的黯淡，乃至被主流社會所遺忘乃至拋棄；在外來移民不斷涌入所造成的安全及文化沖擊下，在歐洲政局右轉的整體氛圍下，其對主流政治及意識形態的懷疑乃至敵意更加增長，從而推動了右翼政黨地位的不斷提高。

今年是德國大選年，在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等逆全球化趨勢的背景下，右翼政治勢力的不斷崛起給德國大選的前景增加了一份不確定性。然而，無論德國大選的結果如何，德國社會都需要面對不斷顯著的社會分隔所帶來的諸多挑戰，而教育與培訓體系的結構安排及制度設計，則會繼續影響德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乃至政治生態。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