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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鎮雄留守少年大年夜服毒事件:“活得太累”和父子心結
海拔一千多米的梯田上,油菜花開了。
2月8日(正月十二)上午,付貴生踩著泥土,穿過一片狹長的梯田,來到正月初四剛堆的墳墓前。
“怎么這么想不開,要走這樣一條路!”付貴生低沉的哭聲顯得撕心裂肺。新墳旁擺放著幾個嶄新的花圈,是他17歲的兒子小龍的。
農歷大年三十深夜,17歲的少年小龍,在家中喝下一斤半的農藥“敵敵畏”,不到一個小時后毒發身亡。
遺書里,他寫下留守生活的困頓,和與父親的心結:兩人少有的相處中,他因父親火爆的脾氣遭打罵,又被“逼問”賬目。 “別人都有一個美好的童年,而我卻只有在陰暗的陽光里度過……我還很年輕,不是那么想死,但我受不了氣”,他寫道。
大年初二,付貴生從600公里外的省城昆明,他打工的地方,趕回云南鎮雄老家。過去十天,他無法入睡,他說,自己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把兒子小龍帶在身邊。

農歷大年三十那天,小龍睡到快中午時才起床,自己弄了點午飯吃后,去到一百米外的玩伴小帥家里。
鎮雄縣鹽源鎮鹽溪村,這個云南北部的小山村,正沉寂在節日氣氛中,家家戶戶都在殺魚殺雞準備年夜飯。
中午12點左右,小帥媽媽高秀剛買了一條魚回家,“我們大家都在看魚”,高秀看到,小龍進屋后也湊進來看了一下魚,接著他借小帥姐姐手機登錄了一下QQ,待了大約四五分鐘就走了。
小龍下了山。山下小賣部的老板娘劉春喜記得,那天中午,小龍獨自一人鉆進她店里,要買“敵敵畏”。 “大年三十,買敵敵畏做什么?”劉春喜沒有賣給他。小龍接著又走到一里遠的第二家小賣部,也沒買到“敵敵畏”。
沒人知道他最后在哪里買到的這種劇毒農藥。小龍的家離鹽溪村部有16里路,走路要一個多小時,村里有人認為,他走到了村部趕集的地方買的。
那天下午,爺爺付榮華覺得蹊蹺:小龍跑進跑出家好幾趟,他不知道孫子在做什么,“反正也沒啥事,你要去耍就去耍”。
傍晚六點多,住在小龍家附近的小龍伯母看到他,“衣服帽子套在頭上,身上像裹著什么東西”,從她家門口匆匆穿過。她如今回想,小龍當時裹著的大概就是“敵敵畏”。

2016年4月,奶奶曾在小龍房間發現一瓶敵敵畏,“你床上又沒有虱子又沒有蟲子,你這個用來做什么?”她問道。爺爺付榮華回憶10個月前的這一幕說,當時他們花了很多腦筋做小龍的工作,問他有什么事,“他后來才保證說,‘我不會走,以后要孝順爺爺奶奶’。”那一瓶敵敵畏后來被奶奶扔下了山。
兩人沒有料到,小龍會再一次買敵敵畏,悄無聲息地實施自殺計劃。
大年三十晚上七點多,小龍坐在回風爐邊上寫東西。“就是本子上那個‘遺書’,我當時不知道,我又不認識字。”付榮華說。
回風爐左上是付榮華的床,右邊是一張長凳,這個不超過十平方米的房間,既是他們吃飯的地方,也是他們洗澡的地方。三十多年前蓋的老瓦房,光線很暗,從里到外都已破敗不堪,爺爺、奶奶和小龍每人一間房,除了洗衣機外,家里沒有任何電器,電視機在三年前就壞了。
小龍就是坐在爺爺房間的回風爐邊上,完成了他的臨別遺書(前一天在菜地里開始寫,到大年三十晚上才寫完)。“他那天就坐在你這個位子,用背對著我們寫的‘遺書’。”付榮華指著到訪的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說。
山里寒冷異常,回風爐蓋上后,向四周散發出熱氣,煤氣味順著管子沖上了天。此前,回風爐的管子壞了很久,臘月29日,小龍特意重新安裝好,“他說煤氣味不好,花了兩個小時裝的。”

除夕晚上八點多,三人圍著回風爐吃了年夜飯,小龍吃了雞蛋、肉和火腿腸。“都是他一個人吃,我們都是吃素的。”付榮華說,當晚小龍吃了一碗飯,里面合著三個荷包蛋。
吃完飯后不久,小龍坐在回風爐邊洗了澡——只擦了擦上半身,接著他又吃了第二頓,“吃了點火腿腸和肉,沒有吃飯。”然后他開始擺弄手機。
“不要老是玩手機,玩這個東西沒好處。”付榮華說,他聽到小龍應了一聲,這是爺孫間最后的對話。
那是一臺智能手機,手機屏幕早壞了,小龍坐在回風爐邊上,把手機電板拆下來敲爛,然后把它們丟在爺爺床尾的角落。
“我看到他把手機丟在那里,還以為他打算好好學習了。”此時已經到了晚上12點,付榮華瞇著眼睛躺在床上,聽見孫子窸窸窣窣在洗下半身。
當新年的鐘聲響起,家里一切寂靜如平常,睡隔壁的奶奶也躺床上了,小龍把奶奶房間的煤爐用濕煤封住,告訴她不用再起床封煤爐了。
熄燈十幾分鐘后,奶奶聽到小龍房間發出“咕咕咕”的聲響。她推門進去,看到孫子躺在床上,口吐白沫,兩腳岔開,人已經奄奄一息,邊上放著兩瓶一斤裝的敵敵畏,一瓶已經喝完,一瓶還剩了一半。
留守
事后村里有人說,事發前幾天,小龍跟父親通電話被罵。不過小龍父親付貴生解釋,臘月28、29日他們確實通過電話,他讓小龍去買點東西準備過年,但兩人并沒有起沖突。
奶奶一直抱著孫子小龍,爺爺付榮華驚醒后不停打電話。開始給村里的醫生打電話,“醫生說吃了敵敵畏沒救了”,后來他又給在昆明打工的小龍父親付貴生打電話,“寶兒(小龍小名)死了,吃毒藥了……”此時已經是新年第一天的凌晨兩點。
接到父親電話后,付貴生一晚沒睡。他在昆明搭不到車,從鄉里聯系了一輛車過去,大年初二凌晨3點才回到家。“本來準備回來過年,但是工錢一直沒收到,大年三十才收到兩萬塊錢。”
今年38歲的付貴生,2000年開始外出打工,現在在昆明做建筑木工,他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17歲的小龍是家里的老大,從小跟爺爺奶奶在老家長大,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跟著父母在昆明讀書。
為什么把小龍一個人留在老家?付貴生說,他出去打工的第二年,妻子張小芬也跟著去了昆明,走時想把一歲的小龍帶走,奶奶因為舍不得孫子把小龍“藏了起來”。

母親張小芬則說,小龍在外面不習慣,跟爺爺奶奶感情也深,自己想回村里讀書。
沙塘村完小的王校長曾教過小龍的語文,對這個孩子印象深刻:有點淘氣,成績不是很好,但挺聰明,和同學也能玩到一塊。
付貴生說,小龍讀小學時,他每年都會回來去學校了解兒子學習情況。不過,小龍初中班主任文澤松說,當小龍班主任兩年間,他從沒見過小龍的父母,“一年偶爾會電話溝通幾次”。
“他跟班里其他同學一樣,話不是很多,沉迷于手機QQ游戲。”文澤松說,去年放寒假前一個月,小龍因為課堂上玩手機,被化學老師沒收了手機,文澤松因此打電話給小龍父親,在外打工的付貴生讓小龍爺爺來學校取回了手機。
關于這臺手機的來源,家人有不同的說法:父親付貴生說,手機是小龍在干活中撿到的;但母親張小芬說,手機是買來的。有前來采訪的記者在小龍的房間里看到他珍藏在箱子里的一些物件:一些銅錢和紙幣,他幫村民干農活換到了這些,再用這些買了一臺手機。這臺身世不明的手機在小龍自殺后被家人扔到了山腳下。
“上初二開始,他(小龍)就經常很晚睡,喜歡在這里玩手機。”付榮華指著回風爐邊上的凳子說。
班里很多人玩手機,“管也管不住”,有時課余時間或在家里玩,也有學生上課也玩手機游戲。文澤松說,班里有五十多個學生,小龍一般考四十幾名。
身高一米七五的小龍,看起來比同齡人成熟,他喜歡穿運動服,不愛穿牛仔褲,同學印象中,他成績不太好,經常上課睡覺,愛打一款叫“王者榮耀”的網絡游戲——這款游戲的簡介是,“機關術與魔道肆虐,生存或者毀滅,戰爭,似乎永無止境……”
在付貴生看來,他們父子也有關系緩和的溫情時刻,他曾加過兒子的QQ,那時候小龍的昵稱還叫“嗨,兄弟我賴上你了!”有一次兒子跟他說,有人想買他的游戲級別,他嫌便宜不愿意賣。
但沒加多久他就被兒子刪除了。生命最后的那段時間,小龍把“QQ”昵稱改成了 “憂傷心@死亡”。
小帥是小龍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比小龍小兩歲,近半年來,小龍經常到小帥的家里看電視。“他喜歡看電影,經常看電影頻道、湖南衛視和中央電視臺十四(少兒)頻道。”小帥說,小龍抓著遙控器,一個人坐在凳子上一邊看一邊笑,有時候一坐就是一整天。
付榮華“完全看不出”孫子的異常,他回想起來,只覺得那兩天他不多說話,也不多喊人。他認為,孫子性格倔強,想要做的事,不可能讓人預料到。“這個人脾氣古怪啊,古怪啊……”付榮華雙眼含淚。
小龍去世的第二天凌晨3點,父母和弟弟妹妹從昆明趕回老家,最小的弟弟一到家里就哭了,嚷著要父親帶他去看哥哥,兩個妹妹則對著棺木一直哭。

遺書
“去年(被父親)打罵、逼問賬目,只因為一點小事情,我過完年,上有七十幾的爺爺奶奶,下有十八九歲的哥哥(記者注:堂哥),我無法接受……在這十五年里,我感謝我的爺爺奶奶,是他們教我學會了為人處事,但是我的爸媽在(這)些年里沒有一天是他們照顧我,但我不恨他們,因為他們有很大的負擔。但是,我希望我父親改改脾氣,不要那么火爆……”小龍在遺書里寫道。
“我知道網上有很多人罵我,但這個孩子為什么要這樣死?”付貴生想不通。
鎮雄縣鹽源鎮坐落在大山深處,從柿鳳二級公路往上爬,繞過一座又一座大山。2月10日,天空飄起了小雪,山里云霧繚繞,狹長的梯田卻開起了金黃色的油菜花。
從鹽源鎮再到鹽溪村沙塘村民小組,直線距離約為8公里,實際路程超過25公里,開車要一個多小時,走路要三四個小時,小龍平時就沿著這條路到鎮上的鹽源中學上學。
學校有學生近兩千人,寄宿生六百多人,小龍是寄宿生中的一員,他每個星期天早上走去學校,星期五下午走回家。“下雨的時候就坐車,夏天15塊錢,冬天20塊錢。”與小龍一起上學的付青說,他們多數時候是走路。
付青比小龍低一個年級,他曾聽小龍抱怨過與父母感情不太好。
外出打工十幾年的付貴生,在昆明租了一間二十平米的房子,里面放了三張床,一家五口人擠在一起,每個月房租幾百塊錢,“在這里住了有近十年了”,妻子張小芬說。付貴生做建筑工,每個月工資大約三四千塊錢,張小芬主要在家帶三個孩子,偶爾找些零活干。付貴生說,三個孩子在昆明一年學費要花六七千塊,另外還有早餐錢,中飯和晚飯都是在家吃。
有四百多人的沙塘村民小組,土砌的瓦房散落在山坡上,夜晚星星點點的燈光,看起來像灑落大地的星星,沙塘村組長傅德松介紹說,村里40%左右的人在外務工,在家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因為修公路,村莊里的土地和房屋被征收了一部分,山坡上的梯田,被留守村里的人視為生存根本。
七十多歲的付榮華說,他們喂養了6年的母豬,去年下了兩窩小豬仔,“賣了一萬多塊錢,去年全部都花完了。”幾個兒子除了小兒子付貴生,另外兩個兒子極少會給他們錢用——因土地和房子的分配問題,付榮華和其他兩個兒子產生矛盾,因此盡管住得很近,小龍一家很少與伯伯家往來。
小龍也很少見到父母。因為超生,付貴生需要繳納一筆不菲的社會撫養費。2月8日,他坐在煤爐邊,掏出一張斷成四截的紙,那是2012年鄉政府發來的“繳納社會撫養費通知書”,上面寫著:付貴生必須于2012年內補繳社會撫養費14560元。為了逃避繳納撫養費,“我老婆從2006年出去,總共就回來過一次,每次回家都是我一個人。”
張小芬說,因為路途遙遠,身邊又有三個小孩,一般是小龍放假到昆明玩。這位母親在兒子2歲時離開村莊,她說兒子如今“內向”,也不和他親近,母子間很少溝通。
去年暑假,小龍在昆明呆了四十多天,“說話總共不超過五句”,張小芬說。小龍回到老家后,張小芬打電話給他,他基本不接,甚至還把張小芬拉黑了。
因為生活負擔重,小龍常捉泥鰍賣補貼家用,盡管也賣不了幾個錢——后來村里種水稻的田少了,改種了玉米、花生和蠶豆,地里慢慢就沒有泥鰍可捉了。

父子
只上過小學三年級的付貴生,希望兒子小龍通過讀書走出大山。
“可能期望比感情高,因為他是老大,如果讀書出去了,對弟弟妹妹也比較好。”但是小龍成績不好,七八門功課加起來經常只考一兩百分,比如剛過去的期末他考了152分。
“打罵肯定也是有的,也就那么一兩次。”付貴生一邊說一邊攪動著煤爐,燒得火紅的煤渣“嘩嘩嘩”掉到煤爐里,他挖了一勺濕煤覆蓋在上面,屋子里瞬間散發出一股刺鼻的氣味。
這個望子成龍的父親,被村里不少人認為對小龍很“兇”。“教育小孩的方式不對。”村民高秀說。
生活窘迫,每星期30塊錢的生活費,小龍將每一筆花銷都記在記事本上,父親回家時也會查賬。村里的孩子對澎湃新聞說,如果賬目不對,小龍就會挨打。
2月7日,澎湃新聞記者看到,里面記得最多的花費是方便面和米線,還有多筆一塊錢的火腿腸支出——記賬的習慣來自父親付貴生的教導。
付貴生回憶,2015年除夕夜,他詢問兒子的學習情況和生活賬目,坐在角落的小龍突然大聲說:“你為什么要把我生在這個世上,讓我活得這么累!”
事后,他翻來覆去地想兒子自殺的原因,總結出四點:讀書成績不好的壓力;家庭情況及住處不好;因為社會撫養費的問題,父母平時都不敢回來;第四點是小龍認為他沒有給夠生活費。
付貴生本來打算回家過年,但他一直沒有拿到工錢,大概臘月二十六七,他叫兒子向爺爺拿點錢去辦年貨。“我是讓他爺爺暫時墊一下,到時候我回家再還,這個孩子就因為這些想不通……”
床上的毛毯色彩鮮艷,在燈光下越發顯得刺眼。床邊有一個黃色的床頭柜,抽屜里放著小龍的身份證、課本和記事本……邊上有兩床被子和幾桶食用油,進門的地方還有幾袋大米,是前幾天民政局等政府部門送來的。
付貴生稱自己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把兒子小龍帶在身邊撫養,但他轉念又想,“可是在外面也進不了公家學校,一個小孩一年要交3000塊錢學費。”他憂心忡忡地說,小龍的弟弟妹妹以后大約也只能回老家讀書。
云南網2012年的報道顯示,153萬人口的鎮雄縣,是昭通市11個縣區中勞務輸出最多、留守兒童最多的縣。

2月10日,沙塘村完小的王校長告訴澎湃新聞,學校里一半以上學生是留守兒童。小龍就讀的鹽源中學有一個心理疏導室,副校長劉應富2月11日告訴澎湃新聞:學校兩年前開設心理疏導室,安排了兩個老師坐班,對相關學生進行心理輔導,但他們并沒有發現小龍有什么異常。
在長期關注未成年人保護的律師鄭子殷看來,留守兒童的需求和心結,隔代的爺爺奶奶和老師很難解開,這需要專業人士來疏導,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大的關注。“父母打罵孩子已經有了反家暴法,但父母對孩子的關心不足,在我們的立法上還考慮得非常少。”
小龍家的窗臺上放著一個黃色的盒子,那是臘月二十八,付貴生給兒子買的新鞋。“買了一雙運動鞋和一件運動衣服。”但付貴生還沒來得及告訴兒子,“我朋友說有熟人到泰國打工,干滿一年有二十萬塊錢,我打算正月回家來辦護照,到時把衣服鞋子一起帶回來給他。”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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