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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導演張迪生:我為什么要去莆田南日島拍民俗
很多年前,父親在西北的一個小城做生意。那一年的年末,鄰居家的一位叔叔在回家路上被車撞倒,當晚在醫院搶救無效去世了。
鄰居家的這位叔叔,是父親從小到大的玩伴。我們剛收到他去世消息沒多久,父親就從遠方打來電話,直接就問那位叔叔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們驚訝地問:“你怎么知道的?叔叔昨晚出車禍,今早走了。”
父親沉默半響才說:“怪不得。”
就在這天的凌晨,父親夢到這位叔叔來和他告別,說以后可能不會再見了。沒想到,是真的不會再見了。
二
我出生在浙南的小村莊里。三面是山,一面是海,耕地稀少。這似乎注定了這里的人只能靠出走來謀生。青年時代的父親是個木匠,靠一門手藝行走四方,哪里有雇主就去往哪里。最遠的雇主曾是拉薩八廓街的喇嘛。
而我自己,也從小鎮到省城,再到首都,一路越行越遠。年過而立,回首望去,其實和父親一樣,接一個項目,行走四方,憑借的無非這點手藝。
但,人一過而立之年,總希望著自己能有所改變。那一年開始做自己想做的紀錄片,就從自己最喜歡的題材“吃”開始。興奮地制定行走全國的計劃,目標是記錄那些憑借手藝行走四方、在人們節慶的日子做飯的鄉村大廚。
但越走,心就越涼。
2016年的元旦,我們在西雙版納的深山里度過。這個位處中緬邊境的小村每年都在這個時候舉辦殺豬宴。雖然看起來仍舊熱鬧:殺豬的場面,開心的人們。但越拍卻越覺得不對。我總覺得少了些什么,但究竟那個東西是什么,我卻不得而知。
從貴州到云南,回浙江,一路行來,發現這個商業化的時代,正如同饕餮一樣吞噬著每一個生處于這個時代的人,無論你身處繁華都市,還是邊陲小鎮。我們想找尋的那點人間煙火,以比我們想象的快得多的速度,急速消亡著。
沒有答案的旅程,仍舊在繼續,我們決定轉道去福建。在宗族的傳承和民俗的保護上,福建是我心中最中國的地方。

在福建,沿著海岸線跑了一圈。最后把車放上渡輪,出海去了莆田的南日島。這個海島,不僅出產聞名的南日鮑。因為海洋的間隔,至今仍舊保留有很多傳統的事物。
每年的元宵節,南日島都會舉辦大大小小的游神活動,這場全島的狂歡,從正月初八開始一直到正月底,每個村子都有不同形態的游神活動。其中最大型的,就是浮葉村在正月十八舉行的“沖海”活動。


我們拍攝的主人公之一,楊秋金就是一個被上身的僮身。雖然年輕,但成為僮身已經近十年了。僮身和我們熟知的乩童雖然看起來表現形式上很接近,但也有一個巨大的差別,乩童是通過一定的方式請神上身,而僮身卻沒有選擇權,以一種我們所不知道的方式被上身。

浮葉村的村民,和南日島上其他108個村莊的居民不一樣,島上其他村莊的人都講莆田方言,唯有浮葉村的村民講閩南話,追溯其族譜,祖上應該來自于泉州。
上身的神靈,都是浮葉村的祖先,這些逝去的祖先,因為對村莊或大或小的貢獻,被后代建立府邸,供奉香火。但因為祖先來自于泉州,歷史也發生過泉州人來南日島被上身的先例。
我們也幸運地找到了當地的大廚——“好吃哥”,他打小愛吃,被起諢名“好吃哥”,后來也練得一手好廚藝。年輕的時候,整個島上幾乎沒有他沒有去做過飯的村莊。我們以他為線索,他尋找食材準備元宵節晚飯的過程,讓我們一開始想做的食物主題,和元宵節的氣氛相融合。
四
元宵結束后,我們返回城市。才開始重新思考它。我們發現最終吸引我們的,已經不是食物了。食物形成宴席,也就形成了一種儀式感。而這種儀式感,才是打動我們的東西。
在這個儀式感里,參與的有鄉村大廚、有老人,有游子,也有祖先。這個夜晚,酒不停,菜常熱。觥籌交錯間,完成的,是打破物理距離的間隔,更是打破生與死的鴻溝。在這里,死者與生者同在,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共同歡度這個團聚的節日。
我覺得這正是我們想表達的東西,這人間煙火。

時至今日,人們早已經將他忘記。唯有父親、我和這個事情相關的人,仍舊都記得他。藉由這樣的方式,我們來記住逝去的人。大概是因為有一天,我們也將逝去,和我們的祖先一樣。在冰冷而殘酷的死亡的世界里,我們也希望有一天被記起。
我的父親,早已經不再奔波于各地,回家喂雞種菜,喝杯小酒。
一代又一代的人,不管這個世界如何改變,走到最后,這一生那么漫長路,都是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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