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齊麗霞和幾個打工姐妹一道創立了北京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為在京的基層流動女性和她們的子女家人提供社區服務和互助平臺。木蘭團隊現在有四名全職工作人員，大量日常工作靠社區姐妹、志愿者、合作老師的自發服務和支持。參與活動的姐妹年齡從三十多到五十多不等。她們的工作以服務行業為主，有些是全職媽媽或小業主。她們基本來自北京周邊地區，以河北、河南、山東為主。在北京，她們大多居住在位于北京昌平的木蘭社區活動中心所在的村子或周邊幾公里以內的區域。

從木蘭社區成立的開始，齊麗霞和團隊成員就已經決定把組建文藝隊和組織各項文藝活動作為工作的一個重心。在她看來，木蘭社區自主進行文藝創作，除了豐富姐妹們的文娛生活外，更重要的是對內提升女工自我意識，對外發聲講述女工的真實生活。長期以來，基層流動女性處于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邊緣，她們的身影、聲音和故事幾乎總是被排除在文化景觀的可見性體系之外，而在大眾傳媒的有限敘事中，她們的形象又往往被塑造為某種引發社會同情和亟需外界幫助的弱勢群體。對于木蘭姐妹來說，創造打工女性自己的文藝，其意義不僅在于為這一群體爭取社會能見度，更在于激發基層流動女性的主體意識，在自主表達和自發連結的過程中，重新創造自己、定義集體，進而共同創造現實。

在木蘭社區活動中心，打工姐妹可以通過由專業老師進行志愿指導的攝影小組、寫作班，以及戲劇、歌曲和舞蹈的集體創作和排練，來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認識更多可以相互支持的伙伴，在這個過程中，木蘭所倡導的性別平等、自我賦權與團結互助的價值觀也逐漸獲得更多和更深切的認同。以集體創作的方式，木蘭姐妹已經完成了《木蘭花開》、《不完美的媽媽》等多首歌曲和舞蹈的編排，社區姐妹也因此站上了中國夢想秀、打工春晚、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分會場等更廣闊的舞臺。在2019年，木蘭社區同中央戲劇學院教授趙志勇合作，由趙志勇擔任編劇/導演，在大量走訪調研流動女工，與她們深入交流討論的基礎上，由木蘭姐妹排演完成舞臺劇《生育紀事》。這部記錄戲劇作品以打工女性真實的生育經歷為素材，以她們自己的聲音和身體、領悟與感受，將一個私密、復雜甚至是傷痛的話題帶到觀眾面前。

延續《生育紀事》所打開的線索，推進社會對基層女性所處困境的關注與探討，2021年，趙志勇與木蘭社區一起，聯合北京悅·美術館推出了一場名為《個人史 | 游戲劇場+展“木蘭的故事”——基層流動女工敘事》的綜合藝術項目。“木蘭花開”此前多年間大量在社區走訪過程中收集的各種見證姐妹們經歷的生活物品、證件、照片等，都被帶到了展廳中，作為這些基層流動女性的生命文獻，它們以最初始和真實的狀態展現在觀眾面前。而木蘭姐妹個人或集體創作的戲劇、歌曲、攝影、文學作品等，也一同在展廳內呈現。觀眾可以翻閱她們的日記、信件、小說和詩歌，聽到她們自我講述的聲音，看到她們的歌曲和戲劇表演，以及她們通過攝影捕捉到的，來自日常生活的閃光，甚至，也可以嘗試把自己代入她們去體驗另一番人生——展覽同時設置“木蘭的故事”游戲劇場，通過角色扮演的方式，讓玩家經驗一個打工女性在各種人生情境里可能遭遇到的人生盲盒與有限選擇。這個沒有職業藝術家的展覽，正如它的策劃人之一趙志勇所說，是一個祛魅的藝術現場，不粉飾現實，不承諾未來，只是記錄和再現一群人生命中某些經驗的碎片。在當下中國，流動打工女性的總人數已經超過了1億。她們生命經驗中的若干碎片拼在一起，就是我們所有人身處其中的一塊巨大而堅硬的現實。

現實對于“木蘭”來說仍是充滿挑戰，困難重重的。基層打工女性的高度流動性，讓木蘭的社區工作總是面臨著“建設——重來”的反復循環，如齊麗霞所說，木蘭應對流動性問題的策略就是接納它，不僅接納木蘭自身的流動性，也接納社區姐妹的流動性，在這個過程中借鑒其他機構的經驗，爭取多做一些想做的事情。除了流動性帶來的工作困難，木蘭的危機差不多每隔一兩年就會出現。經費緊張、拆遷、房東的突然漲租……這些對于本來就缺乏外部資源支持的草根公益機構來說，每一次都是存亡攸關的考驗。在木蘭社區成立的前十年，這樣的變動一共發生了六次，直到近兩年，環境才相對穩定下來。雖然各種資源的缺乏，讓木蘭的進一步擴展變得非常艱難，但她們會繼續把已經開展的各種文藝小組和課程都深入做下去，同時尋求機會，以出版等方式進一步傳播木蘭姐妹的口述故事。 對木蘭來說，無論是戲劇還是展覽，每一次自我發聲、自我呈現的機會，都是讓她們積蓄力量、向未來邁進的一個臺階。

以這次展覽為契機，《澎湃新聞·思想市場》采訪了趙志勇、齊麗霞和成蹊，訪談分為上、下兩篇發布。

文藝實踐對于打工姐妹的意義

澎湃新聞：文藝項目（戲劇、寫作、攝影或讀書會等）是“木蘭花開”的一個亮點。能否談談文藝項目對于木蘭的意義？為何木蘭從一開始就把文藝隊作為工作的重要部分？從文藝隊發展到目前包括戲劇、攝影小組、寫作班……對于木蘭組織的這些文藝活動，打工姐妹是如何認知和參與的？

齊麗霞：我個人其實是完全沒有文藝細胞的，對文藝也不太懂。之所以在“木蘭”開始就有做文藝項目的想法，是基于我們在成立之初做的一些社區調查。那是寒冬臘月，我們走到街頭去，跟當時還很陌生的姐妹們初步的接觸，請她們回答調研問題，一共做了100多份。然后經過分析，我們發現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都非常缺乏。那個時候是十幾年前，跟現在情況還不一樣，還沒有這么多手機視頻直播之類的，姐妹們的娛樂活動經常就是逛街和看電視，但在十幾年前，也不是在每個小出租屋里都有一臺電視的。很多姐妹也從來沒有去過影院，她們來北京后，從來不會想到像影院這樣的地方跟自己有什么關系。難受的時候，很多人就是找個老鄉聊聊天，或者給家里打電話。休息放松就是靠逛商場、看電視或者睡覺。這些都讓我們覺得，其實姐妹非常需要精神文化生活，但現實中缺少這樣一個空間，也沒有這樣一個路徑讓她們去接觸文藝。那服務她們的精神生活、文藝需求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齊麗霞在在木蘭社區活動中心（右）

我們開設了各種各樣的小組，現在翻開10年前的資料，我發現那時候還有聊天小組，就是大家什么都不干，坐在一起交流生活。后來還有跳舞小組、學英語小組，各種各樣的方式，這樣就把姐妹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放在社區建設的一個重要位置。我們還在一起唱歌。當時我就說，一定要有我們木蘭姐妹自己的歌，那些流行歌曲和我們的生活沒關系。所以在木蘭剛成立不到一年，我們就集體創作了《木蘭花開》這首歌。很多姐妹都覺得這首歌和她們的心情特別相符。因為這個歌不是說有人自己寫了拿出來讓大家唱，而是姐妹們一起，講出自己的感覺，一句一句大家共同修改，改了一兩個月才有了最后確定的版本。

澎湃新聞：作為文藝活動的組織者，在娛樂自己、豐富交往、自我表達、群體發聲這些不同目標層次與需求之間，你們是如何理解和協調和引導的？舉個具體例子，如果廣場舞是姐妹們比較享受和喜愛的活動形式，木蘭是如何看待和回應這類娛樂性的需求呢？

齊麗霞：我也多次反思為什么木蘭沒有組織廣場舞。把廣場舞作為健身方式，我是沒什么意見的，但廣場舞選用的那些歌曲，還有它們背后的價值觀，可能不是我們所認同的。而且社區里已經有了自動形成的廣場舞群，不需要我們組織，大家自動去參與就好了。我們認識的姐妹去跳廣場舞，我們也絕沒有任何意見，她們可以既跳廣場舞，也來我們這兒，但就木蘭來說，它是一個流動女性自我建設、自我賦權的組織，不是大家的任何需求我們都能完全滿足，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觀。當然大家平時各自聽什么歌曲都沒關系，但到我們對外演出的時候，我們就要唱木蘭自己的歌曲。

澎湃新聞：在這些文藝活動或交流中，有些姐妹可能會有很強的自我表達的需求，但這種表達可能不一定符合木蘭社區所引導的價值觀，比如有些姐妹可能會在墮胎或家暴這種問題上有自己的意見，這種時候作為組織者，你會如何平衡在姐妹們的自我表達，和社區的價值觀引導這二者之間的張力呢？

齊麗霞：從價值觀上講，肯定是有這樣的張力存在。我們尊重鼓勵每個人的個人表達，我一直都會覺得，讓大家能發出各種聲音，是很重要的。同時我們也把我們的聲音說出來，讓大家有聽到不同的聲音，了解到不是只有一種聲音。

比如說我們文藝隊的姐妹里面，很多人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價值觀，認為女性在家里就應該把所有家務做好，照顧好老公和孩子。那我們會盡量讓她們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慢慢大家也會開始轉變和認同。我們有我們的價值觀，但不會把它強加給任何人。

以歌曲《不完美的媽媽》為例，我們在進行集體創作的時候，會首先鼓勵大家討論。很多人就會說，“我一定要做一個好媽媽，教育好孩子，照顧好家人”。也會有人回憶起自己童年時候從父母那里受到的傷害，會抱怨說為什么自己的媽媽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都沒有照顧好自己。所以會有各種各樣的聲音。我們在組織討論的過程中，就會用一些問題來引導大家：我們為什么要這么完美？我們可不可以不完美？甚至到最后我會挑戰大家，問大家如果有位女性她不愿意結婚，你們怎么看？如果她最后結了婚，但就是不想生小孩，你們怎么看？在這個過程中慢慢讓大家知道，其實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可能性和個人選擇。

趙志勇：在社區里和在所有的社會場域里一樣，大家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和想法，我覺得首先是要尊重所有的想法，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很難做到，但在跟木蘭花們一起做這些藝術工作的時候，我會格外注意這一點，就是不要去做評判。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當你跟一個人有了很多的接觸之后，你會了解到，這個人之所以有這樣的一些想法，很可能跟他/她的生活情境、生活狀況有關，只有盡量更多的了解產生這個想法的背后的那個人，然后才可能會比較容易去包容這些想法。其實做社區文藝創作的過程，也是一個讓社區里面的這些姐妹可以和各種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機會，讓大家知道這個社會其實可以是比較多元的。

澎湃新聞：麗霞曾提過“木蘭花開”是社工組織，但姐妹之間不是社工關系，能否展開講講你是如何理解木蘭姐妹之間這種關系的？

齊麗霞：社工有一套很嚴格的倫理。我們是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在社工的方法和經驗中，只要是我們覺得能適用于我們的工作的，就可以用。但是對于我來說，我和木蘭姐妹們是一樣的，我們之間并不是社工跟案主的關系。我沒有什么比她們特別優越的社會地位或者更多的經濟實力，她們住在城邊村，我也住在城邊村，她們正在面臨的困境，我也正在面臨著或者曾經面對過。我不是社工，也不是上帝派來幫助她們的，我們共同面對同樣的問題，我們要同樣去想辦法改善或者解決。

這次活動中也有人問，“木蘭”是以什么樣的方式來代替女工說話，我也否認了這一點。我們不是代言人，我們的發言，講的故事都是自己的故事，也是我們姐妹的故事。像是我講到的那些攝影作品的創作者，她們很多人也在展廳的錄音中講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們整理的這些故事，都是用她們自己的聲音來講述出來的，所以是每一個個體在講一個群體形成的聲音。不存在木蘭替她們發言的情況，因為木蘭這個組織就是一個流動女性形成的自組織，在這個群體里面沒有一個上下差序關系。

戲劇教授走入女工社區的實踐

澎湃新聞：趙老師可以簡單介紹下和“木蘭花開”的合作經歷嗎？ 你是怎樣定位自己在木蘭社區中的角色呢？戲劇排練或展覽策劃的過程中，你同木蘭姐妹之間發生的具體互動之中有什么讓你難忘的經驗，或遇到過什么障礙嗎？

趙志勇：其實跟“木蘭”排戲，我覺得沒有什么特別大的障礙，如果有的話，那就是資源實在是太少了。我們經歷過要排戲但是沒錢、沒場地，甚至沒有人的狀況，然后就不知道該怎么辦，這個是很大的困難。我記得上一次排《生育紀事》的時候，有一次排練室里面只來了兩個人，但這些困難慢慢都還是能克服的。

《生育紀事》劇照，攝影/李昊

我覺得跟木蘭一起做這種藝術和戲劇項目，對我個人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方面是我個人的理念和價值觀比較認可這樣的活動。我自己雖然是做戲劇研究，但是對于國內很多做戲劇的方式都不是特別吸引我，直到后來接觸到打工群體當中的這樣一些活動。最開始我是非常震撼的，就有興趣去了解更多，因為這個原因，后來才會走到一起。

從我自己的專業角度來說，跟木蘭在一起工作，讓我有機會去做一些很深入和有針對性的東西，比如說運用當代劇場的一些工作方法，基于調查研究的創作，或者是紀錄劇場的創作等等。其實國內現在也有很多人在做類似的事情，但是真正地基于社會調研去做創作是很難的，因為你需要進入到一個社會場域之中，才能夠去真正地展開調查研究工作，對于藝術家來說這真的很困難。但是在木蘭社區中心，它已經和這些社區姐妹有了十年的一種非常深入的關系，這些社區姐妹才會有信任來分享自己的故事。否則的話，如果說我是以一個藝術家要做創作的理由，進入到這個群體，我覺得不可能得到這樣一種信任的。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次合作戲劇都是在以這種社會調查研究的方式在工作，在我們這個團體中，她們都知道我是麗霞找來的，是帶戲劇工作坊的老師。所以在還不是很熟悉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很信任我了，那我就可以很容易去做這個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會了解很多我以前所不了解的東西。

比如說第一次我們做的一個戲《我要上學》，其實是講的2013、2014年年北京小升初政策的收緊，導致這些外來務工者的孩子以后就沒有辦法在北京繼續上中學。那個過程中，我是第一次真的有機會了解到我所生活的社會正在發生些什么事情。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在那個過程中的位置也很有趣。雖然我自己是一個創作者，但我對這個議題的了解，是通過大家給我上課得來的，我會向大家提很多問題，因為這些東西我都不懂。我沒有孩子，也不是一個外來務工者，所以她們面對的一些困難我都不知道，她們就跟我講了很多社區里面發生的故事。所以，其實工作坊對我來說是一個讓我自己受教育的過程。后來每一次我們做了社區調研之后，我都會把所有的這些采訪記錄讀完，這些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社會教育，也是一個必經的過程。這之后，我就會知道我們的這些故事要怎樣對一個完全不了解這些事情的人去講述了。

當然，如果是木蘭社區自己的姐妹，讓她來寫這出戲，她可能就不會在這方面去考慮很多，因為她就生活在社區里面，她現實生活就是這樣的。但對于不在這個社區里面生活的人，沒有那么多具體的知識，就需要被引入。我自己通過社區調研深入的過程，知道了我們現在應該要去采訪誰，應該要去調動什么樣的一些素材，通過哪些人能夠獲得這些素材，怎樣去調動大家采訪和挖掘。我們每一次的工作做得都還比較深入，雖然可能最后的呈現由于物質條件限制，不一定能夠做得那么精致，打磨得那么完美，但是我覺得創作的過程其實是比較深入的。對于木蘭來說，我自己并不在社區內部，而是對社區里面的這些議題高度感興趣，那我在外面的位置，讓我能夠比較了解觀眾的思維模式，知道該怎樣去向他們呈現這些事實，然后去引導觀眾來了解這樣的一些議題。

趙志勇（左）在木蘭社區活動中心

澎湃新聞：像《生育紀事》中，涉及到很多非常私密的女性話題。作為一個男性，在這種參與過程中會有一些男性身份帶來的阻礙嗎？

趙志勇： 其實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很認同女性主義的社會觀和一些理念，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具有特別典型的傳統男性氣質的人，在跟大家相處的過程中，大家可能會感覺到我這個人比較溫和，也比較細心，能夠照顧到大家的一些感受，這使得我在跟社區姐妹相處和工作的過程中比較容易。

在做《生育紀事》的時候，我自己也做了一個采訪，那位阿姨非常信任我，她會跟我講自己在生孩子的過程中的一些非常個人化的經驗，其實我之前跟她只是打過兩次電話聯絡，她對我的信任讓我也覺得很驚訝。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我們那時候做過幾次焦點小組，就是我們做了采訪，但還是覺得不夠，就會邀請社區姐妹來到現場一起來聊這個話題。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都是講的怎么生孩子，包括在手術室里面的經歷，那個過程其實是非常私密的，有些話題估計她們可能對老公都不一定會講，當時現場就只有我一個男性，然后大家講的時候就好像忘記了有我存在。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在現實生活中你其實很難獲得別人那么深刻的信任的。 當然我并不確定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我的性別身份，會不會使得我其實并沒有辦法真正去體驗其他女性參與者的一些感受。

我記得跟麗霞有一次對某一件事情產生過分歧，最后爭論得非常激烈。但那是因為在排練的過程中，她有一段戲臺詞，女主人公回憶自己當年做引產手術的緣由。麗霞非常投入，每次講那段臺詞的時候都會哭，她咽炎比較嚴重，說臺詞的時候一哽咽觀眾會聽不清她說話。我當時特別著急，因為那段臺詞非常重要，我就在排練的時候非常強調這件事情，說，“你到時候一定要控制你的感情，如果你哭的話，觀眾會完全聽不清你說什么”，而她會覺得其實是因為我不懂得她的感受，所以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后來演出完了之后，她還給我發了非常長的一條微信，覺得可能是我作為一個男性，不能夠理解女性，特別是一個基層的流動女性在生育的過程中所受到的那種遭遇和痛苦。

我覺得需要讓觀眾更清楚地去了解基層流動女性，她們在這個過程中的痛苦經歷是什么，當然這是進入到創作過程中的一個問題，演員需要在某些時候，要控制自己整個的情感，然后更好的去跟觀眾做交流。我記得這么多年只有一次，是為了這個事情，我們之間有過很大的分歧，其實我當時會有那樣的要求，并不是因為我對這個經驗是沒有體會的，所以不能理解她的那種痛苦。而是因為更好向觀眾傳達的需要。

我覺得在木蘭，大家并不會因為我是一個中戲的教授，就覺得必須要特別尊敬我，我跟大家的交流不是那種模式。確實我有我的專業的技能，可以幫助她們去做一些演出上事情，除此之外，我們某種程度上也是以朋友的方式在交流。

澎湃新聞：作為男性，然后又是以專業指導和教授的身份去和木蘭女工群體合作，是否曾經遇到過外界的一些指責？

趙志勇：我覺得這個其實都不重要，大家只要看我們做的東西就會知道。其實麗霞在找我之前也找過其他一些人，她跟我說要找到這樣一個人太難了，你必須要有這方面的專業技能，同時又要真正在情感上，在價值觀上跟這些社區姐妹和機構非常一致。你不能夠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態度。我覺得我是一個挺開放的人，也希望可以去更好地了解當下的社會現實，我覺得她們在這方面比我懂得更多，她們是生活的專家。

我們每次做的戲里面的相關議題，我覺得她們都了解得比我更多，我只是懂得怎么把它以舞臺敘事的方式來呈現，在這個過程中幫助她們去完成這件事情，這是我對自己的一個定位。當然我也會去關心一下大家在網上都在說什么，看完了之后，也不會特別的上心，我覺得那些批評的聲音，很多都是站在外面，根本不知道我們在一個社區里面做這樣一種實踐的具體過程是什么，它只是用一種很抽象的概念來衡量，那它提出來的評判都是一些想當然的東西，并不能真正進入到議題本身和創作機制里面來跟你進行討論。我覺得反正把這些事情做好就好了，不用去在意別人批評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