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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

2022-01-07 19:3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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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是我國詩歌發展的最高成就。唐代詩歌繼承了魏晉以來的詩歌精華，題材豐富、風格多樣、流派眾多。它成就卓著，是在社會發展變革的歷史條件下，在思想開放、藝術文化高漲的推動下，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結果，達到了后人難以企及的地位。

近期生活書店推出的“名家談詩詞”系列叢書中《唐詩的歷程》精選程千帆先生說詩文章二十六篇，編為“研究方法”“古詩探索”“新舊詩說”三部分，考索詳盡，善于升華，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神、形、特色等做了深入有據的闡發。讀者可憑藉書中指授，一覽中華詩詞的奧妙并習得欣賞詩詞的方法。

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

——讀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

文丨程千帆

一

天寶五載（746），杜甫結束了他的長期漫游生活，在長安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十年，銷磨掉了他的整個生命的約六分之一，而在這約六分之一的時間里，他創作了現存詩篇約十分之一。在這十年中寫的詩雖不算多，但卻有一些杰作，為安史亂后詩人攀登祖國五、七言古、今體詩的頂峰作了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充分準備。

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寫于天寶十四載（755）冬天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特別引人矚目，有人認為它是杜甫長安十年生活的總結，是詩人跨越自己和別人前此已達到的境界的一個新起點。詩篇本身發射的強烈光芒證明，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然而，我們也不難看出，這篇大詩的出現，并非一個突如其來的、孤立的現象。在詩人寫成這篇總結式的杰作之前，他已經過一段很長的探索歷程，才由迷茫而覺醒，成就了他的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寫于與此同時的許多其他詩篇，足以互證。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杜甫

但《飲中八仙歌》在長安十年，甚至在杜甫畢生的詩作中，都是很獨特的。評注家們早已注意到它在藝術上的創造性。不斷地在藝術上進行新的探索，是杜甫自己規定的、死而后已的任務。這篇詩體現了他在詩形上一次獨一無二、幾乎是空前絕后的大膽嘗試，這是很明顯的。但這篇詩是作者在什么心情之下寫成的？其所采用的這種特殊形式和詩篇內在意義的關系又是如何？都還是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討論到詩人寫作這篇詩的心情，就不能不涉及它產生的年代。浦起龍《讀杜心解》卷首《少陵編年詩目譜》天寶五載至十三載（754）下云：“開、寶間詩，于全集不過十分之一，有不得專系某年者。”這似乎不是浦氏一家之言，從宋以來，為杜詩編年的學者，對安史亂前的作品，大都采取了這種宜粗不宜細的想法和做法。如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卷二論《飲中八仙歌》年代云：“蔡興宗《年譜》云天寶五載，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按史，汝陽王天寶九載（750）已薨，賀知章天寶三載（744）、李適之天寶五載、蘇晉開元二十二年（734）并已歿。此詩當是天寶間追憶舊事而賦之，未詳何年。”此說不失為閎通之論，故為仇氏《杜詩詳注》所采。

學人始有申蔡說，認為“這大概是天寶五載杜甫初到長安時所作”的，理由是他“往后生活日困，不會有心情寫這種歌”。說得詳細一點，則是這種論點的持有者認為：《飲中八仙歌》乃是杜甫以自己的歡樂心情描繪友人們的歡樂心情的作品。而詩人這種歡樂的心情，只有初旅長安那一段時期中才可能具有，因而這篇詩的作期也決不會太遲。

由于史料的限制，今天要考證出《飲中八仙歌》的確實作期，不免近于徒勞。但杜甫寫這篇詩時的心理狀態卻還是可以探索的，值得探索的。如果這些問題得到了正確的答案，反過來，也有助于我們確定此詩的大體年代。

二

八仙原是漢、晉以來的神仙家所幻設的一組仙人。舊題后漢牟融的《理惑論》中就提到“王喬、赤松八仙之箓”。陳沈炯《林屋館記》也提到“淮南八仙之圖”。先友浦江清教授據此二證指出：“漢、六朝已有‘八仙’一詞，所以盛唐有‘飲中八仙’。”又云：“據李陽冰說：當時李白 ‘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目（或作自）為八仙之游，朝列賦謫仙人詩凡數百首’。所以‘飲中八仙’一名非杜甫所創。而且杜甫詩中有蘇晉而無裴周南。一說有裴周南。而八仙之游在天寶初，蘇晉早死了。要之，唐時候有‘八仙’一空泛名詞，李白等湊滿八人，作八仙之游，而名錄也有出入。”

浦先生還認為，所謂“飲中八仙”，并非固定的哪八個人，而且也并非同時都在長安。這是事實。由此，我們也無妨推斷，這不固定的八個人，乃至杜甫和他們，也不一定彼此都是朋友，都有往來。浦先生對我們的寶貴啟示是：杜甫雖然極為成功地塑造了這八位酒徒的形象，但詩篇所要顯示的主要歷史內容，并非是他們個人的放縱行為，而是他們這種放縱行為所反映的當時政治社會情況、一種特定的時代風貌。有的學者注意到了這一點，以為詩篇所寫的是盛唐詩人們所共有的“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的浪漫精神”。從表面上看，是可以這么理解的。但如根據現有史料，將這些人的事跡逐一稽檢，就不難看出，這群被認為是“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之徒，正是由于曾經欲有所作為，終于被迫無所作為，從而屈從于世情俗務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鄉，以發泄其苦悶的。這當然也可以認為具有個性解放的憧憬，但這種憧憬，卻并不具有富于理想的、引人向上的特征。如果按照通常的說法，浪漫精神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之分，則“飲中八仙”的浪漫精神很難說是從屬于前者。李陽冰說李白 “浪跡縱酒”，是“以自昏穢”，是很深刻的。事實上，“飲中八仙”都是如此。

▲ 蔡琇《飲中八仙圖冊》設色絹本

現在，讓我們來依次看看這八個人。

從唐史所載簡略行事來看，賀知章是一位善于混俗和光的官僚，“言論倜儻，風流之士”，“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天寶三載（744），他出家當了道士，回到家鄉會稽，不久就以八十六歲的高齡逝世。他流傳的事跡既少，作品也不多，但仍然可以看出，就文學才名來說，他在當時頗有地位，而就政治來說，他卻是以開元盛世的一個點綴品而存在的。他晚年辭了官、出了家、還了鄉之后，曾以愉快的心情作了題為《還鄉偶書》的七絕二首。第一首即“少小離家……”，是人們所熟知的。但更能表達他脫離了名利場以后的輕松心緒的，卻是第二首：“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這首詩，一個善于吟詠的讀者，是應當可以體會其十分豐富的內涵的。元稹在《連昌宮詞》里，濡染大筆，以濃墨重彩直寫開、天治亂：“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而在賀知章筆下，卻出之以淡墨點染。“近來人事半銷磨”寥寥七字，不也透露著當時政局的大轉折嗎？不同的是，賀知章雖然身當其境，而他所作出的反應，卻不過是“常靜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諷諫既無實效，剩下的也就只是養閑了。但這一點輕輕的感喟，也可以證明，他并不以自己所處的時代和遭際為滿足。杜甫筆下的汝陽王李琎是兼有狂放和謹慎兩重性格的矛盾統一體，或一位貌似狂放實極謹慎的貴族。《飲中八仙歌》所寫“三斗始朝天”的狂者和《八哀詩》中所寫“謹潔極”的郡王就是一個人，不僅是符合事實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從唐朝開國起，在皇位繼承這個對于封建政權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激烈的權力斗爭始終沒有中斷過。

▲ (傳)明仇英《畫連昌宮詞》（局部）

從高祖到睿宗的皇子們，由于直接或間接卷入這種性質的斗爭而死于非命的，不在二分之一以下，也從沒有一位長子能夠身登大寶。李琎的父親李憲本是睿宗的長子，可是在討平韋后及太平公主、興復唐室的事業中，第三子隆基即后來的玄宗卻立了大功。于是明智的李憲便堅決要求根據立賢不立長的原則，推讓玄宗作太子，從而避免了重蹈高祖時代長子建成與太宗之間所發生的那種家庭悲劇的覆轍，并獲得了一個很體面的下場，死后被破例謚為“讓皇帝”。但李琎，作為李憲的長子，是天然處在一種嫌疑地位的。更使得這位郡王感到尷尬的，則是他相貌出眾，又長了一部和他高祖父太宗一般的“虬須”。

認為人的相貌體現富貴貧賤并和命運很有關系這種迷信，起源甚早，先秦以來，頗為流行。以致唯物主義思想家如荀況、王充都不得不在他們的著作中作出專題批判。可是這種習慣的落后思想，在它還對統治階級有利的時候，是無法清除的。據兩《唐書》本紀，開國皇帝高祖李淵就是“骨法非常，必為人主”。而且，“貴人必有貴子”。太宗李世民更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李琎既然如杜甫所寫的那樣，自然也就難免嫌猜。唐人小說記載玄宗精于相術，曾判斷安祿山只不過是一條豬龍，成不了大氣候。又判斷李琎雖然一表堂堂，卻并不是帝王之相，但這并不能排除別人對此作出相反的判斷，如果在政局變化中，有人需要利用李琎的天人眉宇作號召的話。李琎顯然意識到這一點，故而就明智而機警地以“謹潔”和狂放來表示自己既非作皇帝的坯子，也絕無那種野心。他終于在富貴尊榮中得保首領以沒。這位郡王看來品德不錯，也能禮賢下士，所以杜甫對他頗有好感。但在送他的兩篇篇幅不算短的詩中，竟除諫獵一事外，舉不出他對朝廷有何獻納，而諫獵，也不過是沿襲司馬相如的老一套而已。我們可以推測，李琎對當時政治社會問題不可能沒有意見，但他也不可能提出來。因為喝酒總比進諫安全，這一點他十分明白。

李適之是恒山王承乾之后，官至左相，故《新唐書》將其列入《宗室宰相傳》。他“以強干見稱”，“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雖然嗜酒，但“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然而由于性格粗疏，終于被口蜜腹劍、不學有術的陰謀家李林甫所排擠，服毒自殺了。詩篇特地概括了這位宗室宰相下臺后寫的詩句，泄露了杜甫對他的悲劇的豐富同情。

崔宗之曾被喜歡識拔后進的前輩韓朝宗所引薦。為人 “好學，寬博有風檢”。后以侍御史謫官金陵，與李白交游唱和。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他以“有風檢” 的性格來從事這種工作，在政治不夠清明的時代，必然無法忠于職守，為所當為。這也許就是他后來被貶謫的原因。《世說新語·言語》篇：“謝太傅（安）問諸子侄：‘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詩美宗之為 “玉樹”，正暗示他是齊國公崔日用之子，注家或未留意。同書《簡傲》篇“嵇康與呂安善”條注引《晉百官名》：“（阮）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此事人所共知。“白眼望青天”，可見在這位出身高門的“瀟灑美少年”目中，人間無非凡俗，所以只好不看厚地而看高天了。這就刻畫出了他內心的寂寞。

蘇晉“數歲能屬文”，被人譽為“后來王粲”。開元十四年，知吏部選事。當時已用“糊名考判”，而他卻“獨多賞拔”，即不以彌封的考卷，而以平日的名聲為重，來選拔做官的人。因此“甚得當時之譽”。可是后來與世推移，卻皈依佛法，吃長齋了。但又常常要喝酒，這便破壞了佛教信徒應當堅持的戒律。我們不妨認為：以禪避世，以醉逃禪，是蘇晉思想感情變化的三個階段。禪可因酒而逃，說明宗教對他來說不過是一種寄托。信教是寄托，飲酒又何獨不然？所以詩篇寫的雖只是酒與禪之間的矛盾，而實質上則是二者與其用世之心的矛盾。

▲ “飲中八仙”之五蘇晉蔡琇繪

李白是人們所熟知的。《飲中八仙歌》所寫有關他的情節，亦見范傳正所撰《李公新墓碑》，可能是詩人受玄宗尊寵時的事實。但其所寫是李白醉后失態，如此而已，決非如蘇軾所說的“戲萬乘若僚友”。這在以皇帝為天然尊長的封建時代里，是絕無可能的。這種錯誤的想法與將李白當成一個完全超現實人物的觀點有關。王闿運曾經指出：“世言李白狂，其集中《上李長史書》但以誤認李為魏洽，舉鞭入門，乃至再三謝過，其詞甚卑，何云能狂乎？又自作薦書令宋中丞上之，得拜拾遺，詔下已卒，亦非輕名爵者。”可見李白不僅不能做到“戲萬乘若僚友”，即蘇軾同時說的另一句“視儔列如草芥”也難于真正做到。我在另外一個地方，曾經這樣地評論李白：“自從賀知章稱之為謫仙人，后人又尊為詩仙，這就構成了一種錯覺，好像李白之所以偉大，就在他的人和詩具有他人所無的超現實性。這是可悲的誤會。事實上，沒有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者是完全超現實的，李白何能例外？開元、天寶時代的其他詩人往往在高蹈與進取之間徘徊，以包含得有希冀的痛苦或歡欣來搖蕩心靈、醞釀歌吟。李白卻既毫不掩蓋他對功名事業的向往，同時又因為自己絕對無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貴利祿的附加條件而棄之如敝屣。他熱愛現實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當然也包括物質享受在內），而對其中不合理的現象毫無顧忌地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牢籠而不愿意接受，反過來卻想征服現實的態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勢力與庸俗風習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這也許就是李白的獨特性。”所以，《飲中八仙歌》中李白的形象也只是不勝酒力，并非愿意裝喬。杜甫恰如其分地透露了他尊敬的前輩性格中固有的世俗性成分與突出的超現實性成分的巧妙融合。這與王闿運之觀人于微、即微知著相同，都比蘇軾及其追隨者故意抬高李白的論點更有助于我們完整地理解李白。

▲ “飲中八仙”之七張旭蔡琇繪

對于張旭的生平，特別是他在政治方面的事跡，今日所知甚少。宋朱長文稱其“為人倜儻閎達，卓爾不群，與游者皆一時豪杰”。大概也是根據現存關于他的書法藝術史料加以概括之辭。但《飲中八仙歌》所寫這位書家的形象，證以現存其他記載，卻是真實的。書法作為客觀世界的形體和動態美的一種反映，它必然（盡管是非常曲折而微妙的）會表現出書家對整個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審美趣味與理想。他“善草書而嗜酒，每醉后呼叫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又曾對鄔彤說：“‘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予師而為書，故得奇怪，凡草圣盡于此矣。” “孤蓬” 二句，出鮑照《蕪城賦》，它成功地寫出了在荒寒廣漠的境界中大自然的律動。張旭用來形容自己草書的風格，是值得玩味的。從諸書所載及易見的張書真跡如《古詩四帖》等看來，他所追求的是對已經成型的書法規范的突破，要以自己創造的點畫與重新組合的線條來征服空間。這也就反映了他對現實世界的不馴服態度。

除《飲中八仙歌》外，焦遂僅以隱士形象出現于唐人小說袁郊《甘澤謠》中。但在杜甫筆下，焦遂主要的卻是一位思辨者。趙彥材云：“《世說》載……諸名賢論《莊子·逍遙游》，支道林卓然標新理于二家之表。又江淹擬張廷尉詩云：‘卓然凌風矯。’……《新唐書》云：‘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修，與焦遂等為“酒八仙”。’則遂亦平昔驁放之流耳。飲至五斗而方特卓，乃所以戲之，末句又以美之。”仇兆鰲云：“談論驚筵，得于醉后，見遂之卓然特異，非沉湎于醉鄉者。”所釋能得詩意。簡單地說，焦遂是酒后吐真言，只有喝到一定程度，才能無拘束地發揮他那驁放的風格和高談雄辯的才能，樹義高遠，不同凡響。這和描寫張旭醉后作草，用意正同。即他們平時的性格是受抑制的，只有借酒來引爆，才能產生變化，完成本性的復歸。

如果我們對這八個人的思想行為的論述不甚遠于事實，那就可以斷定，“飲中八仙”并非真正生活在無憂無慮、心情歡暢之中。這篇詩乃是作者已經從沉湎中開始清醒過來，而以自己獨特的藝術手段對在這一特定的時代中產生的一群飲者作出了客觀的歷史記錄。杜甫與“八仙”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結為：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

三

《舊唐書》李林甫、楊國忠等傳論云：“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這和元稹《連昌宮詞》的論調是一致的。這種意見雖不無將歷史變革的原因簡單化之嫌，但他們指出玄宗一朝之由治而亂，其轉變并不開始于天寶改元以來，而是開元時代就已經開始，這卻是正確的。如果我們把開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拜相作為這一重大轉變的顯著標志，大致不會與史實相差過遠。

杜甫是玄宗登基那一年（712）出生的。他在高宗、武后以來封建經濟日益上升、國勢日益發展的大環境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所以從唐帝國的繁榮富強中形成的社會風氣在杜甫筆下也有所反映。在《憶昔》中，他詳細地描寫過“開元全盛日”的情況；在《壯游》中，他又詳細地敘述了自己從幼至長的浪跡生涯。這就是說，他在到長安之前，乃至初到長安的時候，是和當時的許多詩人一樣，沉浸在盛唐時代“那種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的浪漫精神”中的。如果我們將杜甫的《今昔行》與李白的《行路難》、王維的《少年行》合讀，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但與此同時，我們卻從杜詩里察覺到一點與眾不同的生疏信息，那就是一種樂極哀來的心情，例如《樂游園歌》、《渼陂行》之類。這是由于他通過自己的生活實踐逐步認識到：當時政治社會情況表面上似乎很美妙，而實際上卻不很美妙乃至很不美妙。他終于作出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那樣的總結。

▲ 張瑞圖草書節錄杜甫《渼陂行》

《樂游園歌》《渼陂行》等寫詩人自己之由樂轉哀，由迷茫而覺醒，顯示了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和諧一致，所以篇終出現了“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和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富有思辨內蘊的詠嘆。而《飲中八仙歌》則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直覺感受的產物。杜甫在某一天猛省從過去到當前那些酒徒之可哀，而從他們當中游離出來，變成當時一個先行者的獨特存在。但他對于這種被迫無所為、樂其非所當樂的生活悲劇，最初還不是能夠立即體察得很深刻的，因此只能感到錯愕與悵惋。既然一時還沒有能力為這一群患者作出確診，也就只能記錄下他們的病態。這樣，這篇詩就出現了在一般抒情詩中所罕見的以客觀描寫為主的人物群像。同樣，這篇詩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今夕行》與《樂游園歌》《渼陂行》的中間環節。它是杜甫從當時那種流行的風氣中掙扎出來的最早例證。在這以后，他就更其清醒了，比誰都清醒了，從而唱出了“安史之亂”以來的時代的最強音。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起，杜甫以其前此所無的思想深度和歷史內容，顯示了無比的生命力，而且開辟了其后千百年現實主義詩歌的道路。列寧說過：“當然，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和將來的成分交織在一起，前后兩條道路互相交錯，……但是這絲毫也不妨礙我們從邏輯上和歷史上把發展過程的幾個大階段分開。”杜甫的創作，在“安史之亂”前后顯然不同，至少應當分為兩個大階段來研究。但如果我們注意到《飲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雙醒眼看八個醉人的情況之下寫的，表現了他以錯愕和悵惋的心情面對著這一群不失為優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狀態，因而是他后期許多極為燦爛的創作的一個不顯眼的起點，這并非是不重要的。這也正是過去和將來交織在一起，前后兩條道路互相交錯的一例。

由于我們認為《飲中八仙歌》的產生過程有如上述，所以也認為它不可能寫于初到長安不久的年代里，而應當遲一些，雖然無法斷定究竟遲多久。

四

關于本篇在藝術上的創造，前人所論已多，無須重復。我們只想著重地指出一點，即詩人在這里找到了最恰當的、能夠突出地表現那個正在轉變的時代的素材和與之相適應的表現方法和表現形式。

沉湎于酒，是這八個人所共同的，但在杜甫筆下，他們每一個人都顯示了各自行為、性格的特點，因而在詩篇中展現的，就不是空泛的類型，而是個性化了的典型。他們的某些事跡，如上文所已經涉及的，莫不顯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生活道路和生活觀點，雖然最后總起來可以歸結為“浪跡縱酒”，“以自昏穢”，或如顏延年之詠劉伶：“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賀知章“騎馬似乘船”，以切吳人；李琎“恨不移封向酒泉”，以切貴胄；以及宗之仰天，蘇晉逃禪，張旭露頂，焦遂雄辯，都是其習性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的自然流露，而為詩人所捕捉。如果不是非常熟悉他們，是很難了然于心中、見之于筆下的。由于將深厚的歷史內容凝聚在這一群酒徒身上，個性與共性得到高度統一，所以開元、天寶時代的歷史風貌在詩篇中便顯得非常突出。

▲ “飲中八仙”之八焦遂蔡琇繪

《飲中八仙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點便是，就一篇而言，是開頭無尾的，就每段言，又是互不相關的。它只是就所寫皆為酒徒、句尾皆押同韻這兩點來松懈地聯系著，構成一篇。詩歌本是時間藝術，而這篇詩卻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空間藝術的形式。它像一架屏風，由各自獨立的八幅畫組合起來，而每幅又只用寫意的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每個人的神態。這也說明，杜甫在寫這篇詩時，有他獨特的構思，他是想以極其簡練的筆墨，描摹出一群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從而表現出一個富有個性的時代—— 開元、天寶時代。

我們都很熟悉杜甫善于用聯章的方式來表現廣闊的生活內容，因此很欽佩他晚年所寫的《八哀》《諸將》《秋興》等組詩，《飲中八仙歌》卻反過來，將一篇詩分割為八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而又眾流歸一地服從于共同的主題。雖然其后這種形式沒有得到繼續的發展，但終究是值得重視的創造。

一位能夠將自己的姓名在文學史上顯赫地留傳下來的詩人，其成長過程幾乎無例外地是這樣的：他無休止地和忠實地觀察生活、體驗生活，與此同時，也不倦怠地和巧妙地反映生活、表現生活。為了能夠這樣，他不得不煞費苦心，在生活中不斷深入，在藝術上不斷創新，努力突破別人和自己所已達到的境界。他所走過的人生道路和創作道路，每每留下了可供后人探索的鮮明軌跡。而這些縱橫交錯的軌跡的總和便體現了文學史的基本風貌。

《飲中八仙歌》是杜甫早期詩作發展軌跡上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清醒的現實主義的起點。

本文摘自《唐詩的歷程》

程千帆著張伯偉編選導讀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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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的歷程》

程千帆著，張伯偉編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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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

內容簡介

《唐詩的歷程》編選程千帆詩歌研究文論二十六篇，分列“研究方法”“古詩探索”“新舊詩說”三部分。開篇六文圍繞中國古典詩歌研究所依循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探討，提出了“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這一“兩點論”。隨后篇目作為舉隅，從總類、演進以及具體詩人詩作等角度，予以闡說。在較有代表性的《韓愈以文為詩說》《相同的題材與不同的主題、形象、風格——四篇桃園詩的比較》《李白〈丁督護歌〉中的“芒碭”解》《杜甫〈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殷”解》等篇目中，提出不同闡釋的同時也力求考索詳盡，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神、形、特色等予以深入有據的分析。書稿最后部分別具心裁地選錄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具代表性新詩的詩評三篇（評戴望舒、于賡虞），作為相對于古典詩歌的新詩詩評，供讀者對照研究和參考。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