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并不是一個非常嚴格、準確的概念，并沒有明確、公認的內涵，它在廣義上是將某些群體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動或做法。身份政治日趨突出是當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現象，但它在中東地區更有其獨特性。在西方，身份政治更多是在民主體制下種族、語言、文化、宗教等少數群體圍繞自身權利進行抗爭，當然也有走向極端化的社會沖突，但它基本不會涉及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但在中東地區，身份政治則主要表現為與國家構建相聯系的嚴重的族群、教派、部落沖突及其外溢導致的跨國和地區性問題，它們也是“阿拉伯之春”以來許多中東國家政治轉型和民主化受挫或遭遇失敗的重要原因。

一、身份政治與中東的族群和教派沖突

在中東地區，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響民族國家構建，同時又由于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認同具有跨國性，使其不斷外溢以致影響地區國家間關系，甚至釀成國際沖突。“阿拉伯之春”以來，沙特與伊朗的民族和教派對抗，土耳其內政外交中“雙泛”（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復蘇，敘利亞、也門和利比亞的教派沖突等，均是中東身份政治困境的表現。

阿拉伯世界的知識分子在對“阿拉伯之春”進行反思的過程中也已經認識到，阿拉伯傳統社會結構中的宗族、教派和部落因素，成為這些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制約因素，突出表現為部落忠誠與國家忠誠對立，成為國家認同缺失、政治分裂和社會碎片化加劇的重要原因。

從阿拉伯國家內部來看，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誘發的政治沖突主要有四種類型。

其一是權力分割族裔化而引發的國內沖突，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垮臺后）的族裔和教派分權結構；

其二是權力壟斷族裔化而引發的國內沖突，地位處于邊緣化和弱勢的教派和族群往往通過民主抗爭的方式改變現有權力結構，如中東變局中占巴林人口多數的伊斯蘭教什葉派反對遜尼派王室的政治抗爭；

其三是主體民族與少數族裔群體的沖突，突出表現為民主轉型進程中少數群體的權利保障問題，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問題；

其四是跨界族群尋求自治與獨立引發的沖突，如長期困擾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和伊朗四國的庫爾德人問題。

在“阿拉伯之春”中，上述四種類型基于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從整個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來看，族群和教派沖突外溢、意識形態競爭和地區領導權爭奪，使阿拉伯國家政治具有密切聯動的特點，并對民主轉型產生消極影響。這種情況在中東變局中表現得更加復雜，其突出表現是地區國家從身份政治角度對其他國家的政治進程施加影響。例如，在“阿拉伯之春”中，沙特阿拉伯積極支持敘利亞伊斯蘭教遜尼派反對派顛覆敘利亞政府，但在巴林民眾抗議浪潮中，沙特阿拉伯則選擇支持遜尼派王室鎮壓什葉派抗議。沙特在敘利亞和巴林兩國的政府和民眾之間站隊不同，但其中的共性則是沙特都站在了與沙特教派相同的遜尼派一邊。

又如，遜尼派內部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以及圍繞支持和反對伊斯蘭主義的斗爭，也是身份政治影響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的體現，其突出表現是在埃及政治轉型過程中，土耳其和沙特圍繞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競爭。土耳其堅定支持穆兄會，而沙特則反對穆兄會，并配合塞西政府把穆兄會定性為恐怖組織。有研究認為，這背后既是圍繞伊斯蘭主義的斗爭，也是爭奪泛伊斯蘭主義領導權的斗爭。

基于阿拉伯世界的身份政治突出表現為族群、部落和教派問題，并在國內政治、地區政治兩個層面產生影響。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對阿拉伯國家政治轉型過程中的身份政治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僅通過以下兩個案例，揭示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在國內和地區兩個層面對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的影響。

二、巴林：教派問題對民主化的消極影響

在歷史上，盡管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沖突由來已久，但它在本質上始終是權力斗爭和利益爭奪在宗教領域的反映。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伴隨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世俗化進程加深一度使教派矛盾走向相對沉寂，甚至出現教派對話趨勢。但是，伴隨1970年代以來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0年以來的中東變局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中東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斷被激活，并成為影響中東地區格局和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

具體來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導致的教派矛盾源于什葉派大國伊朗“輸出革命”，導致海灣阿拉伯國家內部什葉派騷亂，遜尼派阿拉伯國家抵制伊朗“輸出革命”，這些都具有教派斗爭色彩。

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的教派矛盾源于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后伊拉克什葉派地位上升，以及伊朗影響的增強，被沙特等海灣國家視為什葉派擴張。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教派政治作為身份政治的表現，主要在于國內和地區兩個層次，國內層次表現為巴林、敘利亞、也門等存在教派問題的國家當政者都利用教派認同進行政治動員，使政府與反對派的斗爭被建構為教派斗爭；國際層次在于部分國家從教派異同出發決定對他國的政策，甚至進行干預。如沙特支持巴林遜尼派王室鎮壓什葉派抗議、組建阿拉伯聯軍打擊也門胡塞武裝，美國甚至也從自身利益出發對教派矛盾進行利用。

在“阿拉伯之春”中，基于教派問題的身份政治在巴林、也門、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有主要影響，這里僅以巴林教派問題引發的身份政治的邏輯進行說明。

巴林是海灣地區小國，其120多萬人口中本國公民約55萬人，其余為外來勞工；在巴林公民中，約70%為什葉派，但政權卻長期掌握在占人口30%的遜尼派手中。1979年，受伊朗伊斯蘭革命影響，巴林出現了以伊斯蘭解放陣線（the Islam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Bahrain，IFLB）為典型代表的什葉派政治反對派組織。

1990年代，巴林什葉派反對派發起了一系列抗議活動，反對王室政府對什葉派的歧視，其主要訴求是呼吁政府解決公民政治權利缺失和經濟停滯問題。遜尼派王室政府則對什葉派進行了嚴厲鎮壓，甚至把部分反對派領導人驅逐出境。

21世紀初，巴林王室許諾進行包括增加什葉派權利的改革，但并未兌現，導致什葉派的反政府抗議和教派沖突此起彼伏。什葉派的訴求仍是要求取消教派歧視，改善什葉派的社會處境，這種抗議一直持續到“阿拉伯之春”。

2011年2月14日，受“阿拉伯之春”影響，巴林麥納麥珍珠廣場爆發了以什葉派為主體的抗議示威，遜尼派王室政府隨即對抗議進行了嚴厲鎮壓，但一直難以控制局面。2011年3月14日，沙特領導軍隊以海灣合作委員會名義出兵巴林，幫助巴林王室鎮壓了民眾抗議浪潮，巴林也成為“阿拉伯之春”首先枯萎的國家，其實質是巴林遜尼派王室、沙特等海灣遜尼派國家在美國默許下聯手鎮壓了什葉派為主體的民眾抗議浪潮。

巴林民主化進程遭扼殺表現出的基于教派矛盾的身份政治主要包括國內和地區兩個層次。

首先，在國內層面，教派認同是巴林遜尼派王室和什葉派反對派進行政治動員的工具。一方面，遜尼派王室、政治組織和官方控制的媒體積極利用教派因素進行政治動員，不斷將民眾抗議浪潮定性為“伊朗支持下的什葉派叛亂”，甚至渲染伊朗“入侵巴林”的危險，以獲取對什葉派進行鎮壓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什葉派長期所處的邊緣處境以及政府的嚴厲鎮壓，進一步強化了什葉派的受害者心理和教派認同，這一切都強化了巴林沖突的教派色彩，加劇了教派對立和宗教情緒的極端化，并為外部勢力介入創造了條件。

其次，沙特以教派矛盾為由介入巴林事務，教派矛盾淪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為防止巴林遜尼派政權倒臺，避免巴林建立什葉派政權并倒向伊朗，同時避免什葉派抗議波及海合會國家，沙特主導的海合會國家不斷從伊朗威脅的角度強調巴林的教派沖突，并以海合會的名義出兵對巴林的抗議浪潮進行鎮壓。而伊朗盡管并未直接介入巴林事務，但也從輿論和外交上對巴林什葉派抗議浪潮予以支持，其結果是巴林的教派斗爭演變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斗爭”。

總之，在巴林政治轉型中，基于教派認同的身份政治主要體現在國家內部和國際關系兩個層次。在巴林內部，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身份差異構成了巴林王室與反對派進行政治動員的工具；在國際關系方面，沙特從教派矛盾出發，支持巴林遜尼派王室鎮壓什葉派反對派，而什葉派大國伊朗則選擇支持巴林的什葉派反對派。

三、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庫爾德問題：作為族群問題的身份政治

眾所周知，庫爾德問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尤其是英法對中東民族國家體系進行強制性安排遺留的跨界民族問題。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庫爾德民族被分割到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四個國家中，他們爭取民族權利的斗爭延綿至今。庫爾德問題是指由于庫爾德人爭取從自治到獨立程度不等的民族運動與所在國家產生的矛盾，以及由于庫爾德民族跨界交互影響而產生的復雜的國際關系問題。身份政治在庫爾德問題中的表現非常復雜，既涉及某國境內的庫爾德人向所在國家爭取權利的身份政治，也包括作為分散于四國境內的庫爾德民族追求整體性民族權利的合作和斗爭，還包括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土耳其四國政府針對自身和他國庫爾德人政策形成的復雜關系，進而圍繞庫爾德問題形成了復雜的多層次的身份政治。

筆者主要把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個阿拉伯國家的庫爾德問題納入到身份政治對民主化進程影響的框架下進行簡要分析。由于伊朗和土耳其不屬于阿拉伯國家，因此不對其進行獨立分析，但它們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庫爾德問題的干預也構成了庫爾德問題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受“阿拉伯之春”影響，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四國都出現了庫爾德人爭取民主權利的“庫爾德之春”，但敘利亞和伊拉克最為突出。伊拉克和敘利亞庫爾德自治區的建立，尤其是伊拉克庫爾德地區舉行“獨立公投”，敘利亞庫爾德人提出未來敘利亞實行聯邦制的主張，都將深刻影響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政治轉型進程。

從身份政治的角度看，一方面，伊拉克和敘利亞庫爾德人爭取民族權利的身份抗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即庫爾德自治區的建立和鞏固（敘利亞庫爾德自治區尚不合法）；另一方面，伊拉克和敘利亞政府雖然滿足了庫爾德人爭取民族權利的部分要求，但又嚴厲打擊（伊拉克）或堅決反對（敘利亞）庫爾德人爭取獨立建國，而伊朗、土耳其作為相鄰存在庫爾德問題的國家也極力圍堵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庫爾德獨立運動。土耳其甚至多次越境進入伊拉克和敘利亞打擊庫爾德人，尤其是對敘利亞庫爾德地區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行動，不僅極大地影響庫爾德人的命運，也對敘利亞危機產生嚴重消極影響，進而使身份政治擴大到國際關系和地區政治層面。

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伊拉克庫爾德人建立了憲法認可的庫爾德地區自治政府，而2011年以來受“阿拉伯之春”影響又發生了爭取民族權利的“庫爾德之春”。“庫爾德之春”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針對中央政府，庫爾德民眾要求更高程度的自治；針對庫爾德自治政府，庫爾德民眾則要求更廣泛的民主權利。在此過程中，庫爾德自治區與伊拉克中央政府圍繞財政預算、石油收益分配、爭議地區管轄權以及庫爾德地區武裝等問題展開了復雜的斗爭。

2014年以來，在抗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斗爭中，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進一步擴大了控制區域，其范圍大約占全國領土1/3；2017年9月25日舉行了“獨立公投”，庫爾德自治區92.7%的民眾支持獨立。但是，這次“獨立公投”也成為“阿拉伯之春”以來伊拉克庫爾德人身份政治的轉折點，“獨立公投”遭到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法理否決和軍事打壓，伊拉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庫爾德自治區的“獨立公投”違憲，庫爾德武裝也被政府軍解除。在地區層面，與伊拉克相鄰的土耳其和伊朗等國都強烈反對伊拉克庫爾德人的“獨立公投”。它們不僅取消了與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之間的航班，還在靠近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的邊界地區舉行軍事演習。

這表明，對于存在庫爾德問題的國家，允許庫爾德自治是地區國家滿足其身份政治可以忍耐的最高程度，但絕對不會給庫爾德人爭取獨立以任何空間。

“阿拉伯之春”以來，身份政治在敘利亞庫爾德人爭取自治權利的斗爭中體現得更加突出，因為在2011年以前敘利亞政府根本不承認庫爾德人的民族身份。敘利亞危機爆發后，敘政府才開始主動改變對待庫爾德人的態度。2011年4月，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頒布法令，給予登記在冊的作為所謂“外國人”的庫爾德人敘利亞國籍。

在敘利亞內戰和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敘利亞庫爾德人開始積極謀求自治。2015年11月，敘利亞庫爾德斯坦自治政府在俄羅斯正式啟動，并發表了《羅賈瓦革命宣言》（Rojava Revolution Declaration），宣稱敘利亞戰后將成為聯邦制國家，庫爾德人將擁有軍隊等；2016年3月，庫爾德人宣布在敘北部成立包括卡米什利、阿夫林和科巴尼等三個庫爾德人聚居區的聯邦區，實行經濟、社會、安全、國防和文化等領域的自治。敘利亞庫爾德自治區是中東地區出現的第二個庫爾德人自治地區，它要求把敘利亞變成一個聯邦制國家，并開始在學校里教授庫爾德語言，同時，由庫爾德民主聯盟黨負責建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安全自治機構。對于民族身份和民族權利長期遭到壓制的敘利亞庫爾德人而言，這無疑是有史以來身份政治斗爭所取得的最高成果。

敘利亞庫爾德自治區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存在，并得到了俄羅斯和美國的認可。盡管敘利亞庫爾德人表示只謀求自治而不謀求獨立，但其提出的敘利亞實行聯邦制的構想無疑將改變或削弱目前敘利亞的阿拉伯國家性質，而且敘利亞政府也絕對不會容忍其獨立。敘利亞庫爾德人自治引發的地區政治危機更加嚴重，尤其是土耳其強烈反對敘利亞庫爾德人自治。土耳其認為其國內的庫爾德工人黨與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關系密切，且把二者都視為跨境活動的恐怖組織。

為了打擊敘利亞庫爾德勢力坐大，土耳其于2016年和2018年發動代號為“幼發拉底河盾牌”和“橄欖枝”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土耳其的目標是沿900公里長的土敘邊界在敘北建立縱深30公里的“安全區”，并將大量滯留在土耳其的敘利亞阿拉伯難民遷移至“安全區”內，通過改變敘北人口結構割裂庫爾德人控制區域，建立土敘邊界隔離區以斬斷兩國庫爾德力量的聯系，進而維護土耳其南部安全等多重目標。由此可見，敘利亞庫爾德問題引發了敘利亞國內和國際關系層面異常復雜的身份政治。

綜上所述，在阿拉伯世界，基于族群、教派和部落等認同的身份政治，是“阿拉伯之春”在不同國家存在巨大差異的重要社會和文化根源。盡管它更多發揮的是制約和掣肘民主化的負面作用，但也有權利抗爭的進步性一面。

身份政治對阿拉伯國家民主化的影響十分復雜，并作用于國內政治和地區政治兩個層次。在國家內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國家沖突性和競爭性政治的重要認同來源和社會機制，民主化會刺激基于身份政治的權利覺醒，但反過來身份政治的復興又會掣肘乃至破壞民主化進程。在地區范圍內，教派、族群問題的外溢和地區范圍內廣泛存在的泛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等地區性意識形態，又使地區國家基于身份政治決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國事務，導致某國的民主進程被外部干預阻斷。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