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對長三角提出“勇當我國科技和產業創新的開路先鋒”的殷切期望。長三角三省一市搶灘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下稱“戰新產業”），基本建成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形成了新興產業繁榮發展的產業氛圍。但長三角戰新產業培育過程中也存在諸如與地方發展實際、周邊產業競爭、產業發展需要不相“容”的困境，亟需進一步做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大文章，以區域產業鏈創新鏈融合帶動戰新產業繁榮發展。

長三角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榮”在哪里？

經濟高質量發展引擎作用顯著增強。長三角戰新產業保持快速增長態勢，即便在2020年全球經濟受新冠疫情重創的大背景下，上海和浙江戰新產業增加值依然增長9%和10%，江蘇和安徽戰新產業產值增長11%和18%，遠超同期GDP和工業總產值的增速，成為推動經濟復蘇和增長的重要引擎。同時，戰新產業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日益增強，上?！笆濉逼陂g戰新產業產值占全市規上工業總產值比重從26%提高到40%，江蘇和浙江這一占比在“十三五”末也達到37.8%和40.3%，有力支撐了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

產業集群競爭力明顯提升。長三角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新能源汽車、新材料、高端裝備等領域形成了一批具備國際影響力的戰新產業集群，國家發改委首批公布的66個國家級戰新產業集群名單中14個集群位于長三角，遠高于京津冀（7個）和粵港澳（6個）。與此同時，涌現了阿里巴巴、恒力、藥明康德、振華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頭部企業和高成長性科技型企業，擁有超過全國1/3的獨角獸企業、1/4的專精特新企業、將近一半的科創板上市企業以及30%的高新技術企業，這些企業在全國戰新產業發展中起到了引領作用。

核心-邊緣分工格局日益明顯?；诘谌焦ど唐髽I注冊數據分析，發現長三角戰新產業在空間分布上具有典型的向心集聚特征，滬寧合-滬杭甬沿線“之”字形地區是產業分布的核心區域，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節能環保等技術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產業主要集中在科教資源豐富、科研能力雄厚、產業基礎扎實的長三角中心區，支撐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省會城市和蘇州、無錫、寧波等區域性中心城市向創新型城市轉變。而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產業鏈條較長或涉及產業門類多，在產業布局上呈現創新導向和成本導向并存在的現象，在長三角中心區集聚形成了研發、總裝、關鍵零部件為主的產業集群的同時，在邊緣區域形成了一些特色零部件生產供應基地。

長三角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容”的癥結在哪里？

部分城市產業培育脫離本地實際，引發“水土不服”。國家重點發展七大戰新產業，是立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提出的，這些方向也是就全國而言的。但產業政策向下傳導過程中，地方政府由于難以預見未來可能成長起來的新興產業方向，實踐中就往往將上級政府確定的新興產業方向移植過來。由于產業培育方向脫離本地技術能力和產業基礎，造成了地方招引企業難、產業配套難等問題，產業發展效果大打折扣。集成電路是國家需要重點突破的“卡脖子”環節，從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角度來說長三角也亟須突破集成電路，但集成電路是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只有上海、合肥、南京等少數城市有這個發展條件。但是實際中卻出現了蜂擁而上的局面，江蘇省13個設區市中的7個提出“十四五”期間要重點打造集成電路產業。

部分行業呈現低水平同質化競爭，引發“未盛先衰”。戰新產業大部分處于培育階段，主導技術不成熟、市場需求滯后，發展過程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由于戰新產業風險投資發展的滯后，在培育期依靠大量政府的補貼和引導資金。雖然政府扶持降低了戰新產業領域企業的創業成本和融資成本，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戰新產業的發展。但現有扶持政策主要集中在產業供給端，新興產業供給能力有可能被人為放大了，但是市場還在培育中，大量新產品生產出來以后面臨殘酷的市場競爭。這里面有深刻教訓的是前幾年的光伏產業，國外政府對光伏產業發起“雙反”（反傾銷、反補貼）和補貼下降以后，產業整體進入寒冬，這幾年國內市場起來以后才略有好轉。目前，新能源汽車領域也面臨相似的處境，部分車企紙上造車，到處圈地，少有新能源汽車下線銷售。

部分產業鏈關鍵環節缺乏長期布局，引發“卡脖子”問題。戰新產業離不開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領域的突破，但是從事基礎研究和開發往往又面臨著巨大的投入和研發風險，企業由于人才技術儲備和投資風險等問題普遍不愿意涉足基礎研究領域，中小城市由于科教能力和財力的制約不具備發展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能力，這部分供給需要科教發達和產業基礎雄厚的中心城市來承擔。但是前些年大部分城市都把產業化招商作為發展戰新產業的重點，忽視了對芯片等“卡脖子”技術和產業裝備領域的研發投入和政策引導，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仍需要進一步提升。

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的發力點在哪里？

推動由強政府向重市場轉變。要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就需要按照市場規律來優化資源配置和促進產業分工，不能簡單用政府調控來替代市場機制。持續強化以企業為重點的區域創新系統建設，探索實行涵蓋科技、人才、融資、財稅、服務等一攬子政策扶持計劃，鼓勵領軍企業結合自身發展需求，搭建產學研合作平臺、產業創新聯盟和大中小融通創新載體，提高企業研發機構建設水平，培育更多高水平“鏈主”企業、高效益創新成果、高質量智造品牌和引領性質量標準。推動有條件的政府加強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的投入和引導，特別是上海、合肥等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南京、杭州、寧波等產業創新發揮科教資源優勢，整合政府政策資源，突出戰略科技力量培育，進一步提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國家及省級實驗室、產業技術創新中心、工程技術創新平臺以及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建設水平。

推動由漫灌式引導向精準扶持轉變。鼓勵各城市利用自身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從行業類別、投資強度、節能環保等方面制定更具精明化的產業政策。滬寧合-滬杭甬沿線城市可以依托科教和產業資源優勢，更好地發揮自主創新示范區創新引領作用，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明確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先進制造、生物醫藥、新能源及優勢傳統產業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方向，布局一批重大創新基礎設施，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重大原創突破，從源頭上搶占科技創新前沿。長三角外圍區域更多結合現有產業基礎，鼓勵優勢產業轉型升級和向高新技術領域拓展，探索產業綠色化、生態經濟化等符合自身發展優勢的創新發展路徑。

推動由供給牽引向雙向發力轉變。聚焦戰新產業發展全生命周期，推動產業扶持政策從重供給端向供給端、需求端雙向發力轉變，對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的戰新產業采取差異化政策，扶持政策要加強產業基金的跟投和領投。在供給端，重點加強現有產業政策、創新政策、人才政策的整合，提升在產業發展不同階段的政策組合力度和針對性，鼓勵推廣和擴大創新券的應用。在需求端，重點是為新產品和服務的商業化提供發展土壤，結合首臺套等政策，鼓勵政府在城市公共交通、醫療衛生保障、科教文體場館、環境治理、休閑綠地等公共設施建設和服務中，積極運用本地企業的產品、技術等，提供企業產品展示與消費的空間。

推動由引企業向造環境轉變。對標國際領先的創新型國家、區域和社區，轉變過度重視專利、發明申請和企業招引的發展路徑，加強創新平臺打造和地方企業家精神培育，進一步完善開放創新、科技創業與科技金融體系，更加注重人才作為“第一資源”對產業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健全全方位培養、引進、留住和用好各類人才的體制機制，全面激發人才的創新潛力、企業的創新動力、制度的創新活力，培育形成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發展環境，探索對創新失敗的企業進行補貼。

推動從零和博弈向正和思維轉變。進一步發揮好上海的龍頭帶動作用，要更好地發揮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科創中心的功能，依靠上海資源配置能力，促進產業要素的合理流動和不同城市各揚所長，實現區域合理分工和特色化發展。各城市按照自身條件加大對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的扶持力度，鼓勵長三角共同開展重大項目的創新合作，鼓勵創新成果長三角區域的異地轉化。比如，長三角三省一市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高端裝備等領域，均有較好地基礎，通過打造區域創新命運共同體，完全有希望培育一批引領全球產業發展的優勢產業和領軍型企業。探索城市間創新合作和成果轉移轉化的有效途徑，推廣“總部+基地”“總部+分支機構”等區域合作模式，鼓勵中小城市在上海、合肥、南京、杭州等城市建立反向飛地，提升區域創新資源的共享水平。

（作者袁豐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員，陳雯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決策咨詢專家、江蘇蘇科創新戰略研究院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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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