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該年度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講者。治文字學、思想史、社會史于一爐的楊先生，把講座題目定為：《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原報”“原保”“原包”》。

原報：報字的原義指殷人祭祀、報答他們的祖先。繼而有“報恩”、“報仇”、“還報”。原保：保字的原義是保護子孫，保護后代。繼而有“保民”、“互保”。原包：包字古文像胞胎，亦作苞。于是能聯想到“包裹”、“紅包”。關于這三個音近字，楊先生用一個“信”字貫通起來：

第一講的“報”字，我們報答祖宗乃依于對先人的信仰；第二講的“保”字，是要靠我們對所保的后代后輩有可信性；第三講的“包”字，是人對社會人群的信實……“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中外相同。

這些講座2009年的時候曾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中華書局又再版了此書。這本收錄楊先生講座的書有三篇附錄：附錄一是楊先生1957年發表的長文《報——中國社會關系的一個基礎》；附錄二是楊先生在講座中多次提及的新亞書院前院長金耀基1981年發表的文章《人際關系中“人情”之分析（初探）》（金文以“報”與reciprocity等同，說“報”的觀念包含在“恕”的觀念中，亦可說已含在“人情”的觀念中，楊深以為然）；附錄三是楊先生于1957年在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中國文化中之媒介人物》。

對比楊先生1957年的文章和1985年的講座，有個側重上的區別值得一提。在《報》中，楊先生試圖論證“還報”，或“交互報償”的觀念是整個中國社會關系的基礎：“中國人相信行動的交互性（愛與憎，賞與罰），在人與人之間，以至人與超自然之間，應當有一種確定的因果關系存在。”而到了1985年的講座，楊先生則強調“報”字在人際關系以外的國際關系。他舉了公羊家“復九世之仇”的說法，認為不宜只墨守“不報無道”的儒家傳統，“國家須有反攻報復的力量才可以自立”，“使無道者知難而退，才是上策”。楊先生坦言，他的這一修正與其時冷戰兩霸相爭的情勢有關。

《報——中國社會關系的一個基礎》這篇文章還體現了楊先生的老師、社會學家帕森斯對其的影響。尤其文中借用了韋伯-帕森斯的理論，討論了“報”的觀念之于分殊主義（particularism）與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關系。帕森斯認為，清教徒的道德，“其范圍均無關乎涉及任何特定的個人關系”，而儒家道德則“認可的是一個人對另一特殊個人的‘個別’關系”。楊先生闡釋道：就中國社會應用交互報償于所有的關系上，還報原則在性質上也是普遍主義的，但這個原則的行使卻是分殊主義的。

圍繞文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討論，容易陷進這樣一種二元對立：如果說西方的就是普遍的，東方的則是特殊的，這可能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思路；但如果徹底取消普遍性，又可能落入文化相對主義的窠臼。不過在半個多世紀前的一個獨特的歷史時刻——二戰結束至蘇聯與美國的同盟最終瓦解的短暫間隙，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試圖超越前述二元對立。這些人包括：清華大學第一任教務長、劇作家張彭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法國法學家卡森；海德格爾的弟子、外交家馬利克；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安娜·羅斯福——他們正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

在《美麗新世界：〈世界人權宣言〉誕生記》中，作者瑪麗·安·葛蘭頓強調了中國外交家張彭春在《宣言》起草過程中的關鍵角色。1947年6月16日，當工作組把“任何人都賦有理性”的想法加入草案第一條時，張彭春提出：

該條款除了將“理性”作為人類的一項基本特質，還應該包括另一個概念。張彭春說，在他心中有個漢字，從字面上應當翻譯為“人與人之間的感知”（two-man mindedness），在英語中也可被表述為“同情”或者“對于同胞處境的感同身受”。這個漢字就是“仁”，由一個“人”和一個“二”組成。……對于卡森而言，張彭春的建議無疑讓他想起了盧梭的“同情心”（compassion）概念……

雖然張彭春的建議最終得到了采納，但其在《宣言》中的表述方式卻非常粗糙，僅僅在原先的“理性”之后加入了“以及良心”（conscience）這樣幾個詞。盡管如此，葛蘭頓還是認為張彭春提出的“仁”的概念對《宣言》的制定意義重大：“這一概念包括了站在他人立場看待問題的能力。”

葛蘭頓之所以看重張彭春，是因為她寫作這本書的旨歸之一，正是回應后來針對《宣言》的種種攻擊，回到《宣言》締造者那里，為它辯護。葛蘭頓的辯護思路大致有這么三條：第一，相比于英美個人主義權利傳統，《宣言》更多地受到了現代歐洲大陸與拉美權利傳統的影響。后者包含的尊嚴主導型權利文件更強調家庭、更關注義務，因而更適合亞洲和非洲傳統。《宣言》在沒有貶低個人固有價值的前提下，將“任何人”放置在一系列具體而又相互關聯的真實生活關系之中。第二，《宣言》沒有為整個世界定制一條單一的人權模式，而是期待其原則進入實踐，每個地方的傳統都能隨之得到強化。進而，第三，包括張彭春在內的《宣言》的締造者并非同一主義者，而是普遍主義者。他們最關心的是人們的相似之處，認為“人類始終屬于一個單一的生物種類”，承認人類存在著某種共性，期待為化解人間悲劇提供一條最低標準的出路。

不過，葛蘭頓也意識到，盡管《宣言》本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但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都將其視為政治武器的兵器庫，各自從中挑選自己鐘愛的條款，而忽視其余部分。甚者，“西方”的標簽完全可以用來形容大多數具有影響力的人權組織的人員構成和財政來源，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不光是人道團體，也是存在特殊利益的說客。人權每每成為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

那么葛蘭頓為《宣言》的辯護有效嗎？清華大學馮象教授說：“作者的困境即是她的貢獻——她所不知，知道也不說的一切。”

特殊性的問題不僅存在于所謂的后發國家、東方國家，西方也有，盡管是在另一個意義上。英國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他的《工業與帝國：英國的現代化歷程》中寫道：

在某個短暫時期內，工業革命僅與一個國家即英國的歷史相重合，……不妨將當年英國描述為：世上唯一的工廠、唯一的大規模進出口國、唯一的貨運國、唯一的帝國主義者、幾乎唯一的外國投資方，而且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軍強權、唯一擁有真正世界政策的國家。……英國這一獨特的歷史處境便是本書論述的主題。

工業化借單元“自由主義”世界經濟、一度依賴某個領先國家這樣的形式而降臨，這很可能也是勢所必然。那個領先國家就是英國，就此而言，英國在歷史上獨一無二。

所謂“英國因率先崛起而帶來的獨特性”，霍布斯鮑姆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英國把兩種貌似不可兼容的現象結合了到了一起，即“在社會與政治領域，英國的體制和做法與前工業化的過去保持了一種顯著的連續性”，但“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又跟人類歷史上過往一切階段都徹底決裂”。對此，霍布斯鮑姆認為是十九世紀建立的權力、財富隔離墻保護了這個國家，另外他還解釋道，英國人喜歡維持舊體制的形式，哪怕其中內容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曾經的革命性創新也會因為時間推移獲得傳統色彩。

但是，英國成長為工業強國時的率先性與長期性，也導致了它在十九世紀末的相對衰弱。陳舊的技術、企業結構根深蒂固，無法輕易修改；“帝國領地”和“自由貿易”總為英國人留了退路——他們不是非競爭不可。

霍布斯鮑姆這本書初版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世紀末經過修訂后再版。可以說，英國的衰弱既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四十年后修訂時的結論。英國的一盛一衰，呼應了沃勒斯坦和阿瑞吉所謂現代世界體系的一個周期。不過就后見之明而言，霍布斯鮑姆在全書末尾所作的判斷被歷史本身證偽了：他把撒切爾夫人領導的新自由主義運動稱為“一項阻止英國緩慢衰落而上馬的本世紀最雄心勃勃的工程”，繼而認為，1997年工黨的勝選正式確認了這個二十年工程的失敗，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他沒有料到的是，布萊爾領導的工黨成了撒切爾夫人的遺囑執行者，讓她的意志在新世紀繼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