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作為歷史進程的一條隱線，它無時不在、無處不存，全世界各個角落生活的人們無時不刻不在它的影響之下。寒冷的屢屢侵襲，干旱的持續蔓延，無不對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嚴重的沖擊與破壞。處在東亞季風和西風帶分別作用下的中國，旱澇與極端寒冷等災害更是異常頻繁。在如此氣候環境下，中國歷史的發展軌道中存留有大大小小的氣象災害痕跡，這些串聯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民眾的歷史。中國歷史上無論農耕為主的中原王朝，還是游牧為業的北方政權乃至以海為田的沿海居民均難逃氣候波動的影響，而寒冷與干旱的并發無疑是最糟糕的情形，不幸的是元與明朝就處在這樣的自然背景之下。由此上演出的一幕幕“精彩”故事，用卜正民（Timothy Brook）給出的“掙扎”一詞來形容則再形象不過。

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史學大家，卜正民曾著有《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殺千刀》及《秩序的淪陷》等多部頗受關注的作品，其頗具個人特色的寫作風格與史學視角早已為國內外讀者所熟知。作為《哈佛中國史》的主編，卜正民撰寫了該系列中的第五部《掙扎的帝國：元與明》，首次從氣候這一環境史視角來寫作元、明兩朝的通史，可謂開風氣之先，而通史的開端是一段有關龍的傳說——“龍見”這一頗具想象與寓意色彩的文化符號，在作者筆下發揮出最大的引申意義與闡述價值。在“龍見”一章的末尾，作者道出“龍見”寓意下元明史上的兩大主題——獨裁和商業化。之后全書便以氣候為線索貫穿講述元明時代的上述主題。

作為帝國的骨架，“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的廣闊幅員使以農耕為主的明王朝，直面氣候迥異于己且更為廣大的周邊世界。廣袤疆土下大一統的實現與宣傳，亦是從元到明不變的疆域觀念。在遼闊疆土的背后，是縱橫交錯的水陸交通網絡，它保證了帝國長距離運輸的通暢。同時，體國經野之道也隨著持續增長且不斷遷移的億兆之民而不斷做出變更。大一統王朝的維持，對外需要面臨來自北方草原與南方海域的挑戰，對內需要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以及賦稅錢糧的征收與調運。而這一切在作者看來無不受到來自氣候變遷的影響，帝國的一切均與之緊密相連。在“龍見”之后所展示給讀者的元明幅員，面面俱到地勾勒出王朝的地理面貌，為后面的闡述搭建起舞臺。隨后作者又從可汗到皇帝的演變歸納出元明兩朝政治制度的延續性，并以解讀重大政治事件的敘述方式舉重若輕地完成了對元明兩朝政治特點的介紹。這其中作者不忘在字里行間有意無意地穿插作為全書線索的氣候要素，并以凸顯其作用機制。其中，在土木之變中引述的童謠可謂恰到好處。

雨滴，雨滴，（予弟，予弟）

城隍，土地。（郕王，土地。）

雨若再來，（御若再來，）

謝了土地。（卸了土地）

一語雙關的童謠，既反映了景泰年間氣候異常寒冷、連遭大旱后民眾的心態，也體現出氣候對于政治活動的影響。這一類表述方式與故事性的敘述特點在隨后經濟、家族、信仰、南海諸章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在被直接命名為“經濟與生態”的一章中，作者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在元、明商品經濟繁榮的大潮下，面對不同程度災害時國家與社會究竟會做出什么樣的應對，商業化社會的承受極限在哪里？在這里，作者從商品經濟中的食物供給入手展開闡釋，所傳達出的有關商品經濟矛盾性的認識頗有《縱樂的困惑》一書的影子。一方面，商業性因素的廣泛出現與地方因災歉收一樣可能導致當地食物危機，值得警惕；另一方面，商品經濟在荒政賑濟方面又比國家調控更為有效。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使商業化在饑荒頻發社會中的角色變得十分矛盾與復雜。另外，作者著重指出不同嚴重程度的災害還會左右政府與市場做出不同的反應，比如連年極端災害事件引發的大饑荒是對國家與商品化市場應對能力的不斷考驗。一旦極端災害發生，市場力量如何被正確的使用便直接決定災民與死亡間的距離。

不僅如此，死亡與風險還來自海上。在“南海”一章中，作者利用布羅代爾提出的“世界經濟體（world-economy）”術語，構想出屬于16-17世紀的南海世界經濟體。在這個經濟體中風險與財富并存，東方與西方交匯。雙贏交易開啟的全球化時代，使整個世界被聯系在一起。試想一下，在16世紀的這片海域，東亞季風同時吹拂在來自大西洋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之后荷蘭人的臉上，使得他們開始與中國人一樣考慮季風的規律，感受到來自厄爾尼諾、南方濤動的力量。可以說，這一時期從分裂走向整合的不僅僅是貿易，還有同時影響亞歐大陸兩端的氣候變化。同時，交流還體現在另一方面。面對萬歷以降頻繁出現的極端災害，來自遠方的耶穌會士成為部分明代士人企圖解決極端災害危機與北方民族入侵問題新的求助對象。當災荒沖擊下的社會帶給士人前所未有緊迫感的時候，學習歐洲知識成為個別士人經世濟民的另一種途徑。可以說，氣候在海洋貿易及其所影響下的民眾生活中，均扮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在“南海”一章的結尾，作為本章的主人公，畏罪出海者管方洲的命運同樣受到來自全球貿易神力及氣候的支配。作者在南海一章中極盡講故事之手段，這種前后呼應，伏筆千里的技巧也被發揮到極致。如果仔細思考，在管方洲的故事中，氣候依然隱約存在。因為，那祈福禳災的大赦何嘗不是誘捕管方洲的騙局呢？

頻發的災異同樣觸及到時人的信仰世界。國家在災荒沖擊下出于財政考慮，不得不出賣度牒以彌補財政赤字，但同時又擔心人民借此機會出家以逃避賦役。另外，災害的到來使民眾更加相信宗教的力量，然而極端災害所帶來的重創又會令不少人擔心對寺廟的大筆捐款正在消耗地方的資源。如此矛盾與沖突的心理可能正是元明帝國處于“掙扎”中的一種表現吧。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上述種種來自氣候的影響均與作者歸納的“九淵”（Nine Sloughs）有關。而這也使讀者在讀罷全書后，才頓覺原本倍感突兀的“九淵”一章的重要性。其實，此章正是作者用于貫穿元明諸層面隱含線索的集中表述。利用元、明史籍中的災異記載，作者著重突出了極端災害對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并歸納出大寒、干旱、洪水等數項災異的發生規律，進而提出元、明兩代連續時間較長的九次極端氣象災害期，即所謂的“九淵”。其實，提到極端災害事件，以往研究中并不缺乏對單一極端災害的深入探討，然而像作者這樣貫通歸納長達數百年間極端冷暖、干濕事件記載，并甄別出極端災害期的做法卻并不常見。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歸納并未令作者陷入氣候決定論之中。在書中作者一再強調，“這些滅頂的‘深淵’并沒有左右元明兩代的歷史，但是他們對當時人們生活、記憶的影響卻和其他任何歷史因素一樣深刻”（p3）。這種對極端災害歷史影響的認識，使作者在解讀明代滅亡與崇禎大旱的關系時擺脫了簡單的氣候決定論，這從最后一章“崩潰”中作者改變提問方式可以看出。其將關注點集中在明朝最后數十年中參與政治、軍事的那些具體的人以及塑造這些人行動軌跡的歷史條件之上，由此提出了更具意義且難以一言道破的難題——“明政權是如何維持到最后一刻的”（p245）。為了給出答案，作者選擇將時間軸拉回到兩次“萬歷之淵”，通過對比萬歷十五年與萬歷末年兩次災異“深淵”，認識到王朝財政積蓄在應對極端災害中的重要性。之后再將北方邊境軍事壓力與農民起義放入氣候與社會的分析框架之中，進而得出自己對明朝亡于“崇禎之淵”的回答。這一論證邏輯無疑使明亡的解釋更加全面而具體。

客觀認識氣候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并做出恰當而全面的解釋并非易事。作者一再提醒“氣候本身并不能解釋元朝的興起和明朝的衰落，更不足以解釋一個王朝的建立和另一個王朝的衰落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但同時又強調“不考慮氣候對社會和國家造成的壓力，特別是它對作為整個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農業的影響的話，就無法充分理解這四個世紀的歷史”（p251-252）。這樣的歷史認知讓我們對作者最后的大膽結論可以采取更加信服的態度，即“政治變遷、南方濤動（southern oscillation）和海上擴張熔于一爐，產生了史家所謂的早期現代世界”（p253）。

但還是要說，上述評價并不意味著書中沒有任何瑕疵。除譯者本身在注釋中指出的訛誤之外，筆者通過仔細核查元明“九淵”一章的注釋及正文，對作者關于元明冷暖、干濕波動中的部分結論產生懷疑。如其僅依據正史中的記載做出的冷暖判斷，是否足夠可信。在某些時段的冷暖判斷上與葛全勝等人在《過去200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溫度變化》一文中的結論存在矛盾之處，而后者被認為是現階段歷史氣候研究中相對權威的結論，作者是否需要就此給予解釋。另外，在之后干旱的判斷中，作者引用中央氣象局科學研究院主編的《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的成果。但該圖集是以1470年作為起始年份，并不能以此說明這之前元明兩朝的干濕變化情況。如此，作者的干濕變化結論究竟是出于自己的判斷還是另有引用，應再說明。另外，在史料方面，對于明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冬季寒冷的史料記載除《江都縣志》外還有許多，應該再度挖掘。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提及。即元帝國所涵蓋的地域范圍遠比明朝廣大，對于元代“九淵”的地域所指應該給出更加明確的范圍，畢竟元帝國廣袤的疆域中涵蓋有大片明朝未能統轄且受西風帶影響的地區，而這里的氣候特點與中國東部季風區截然相反。

然而，必須要說這仍然是一本可讀性極強且耐人尋味的元明通史。從極端氣候的環境視角出發解讀處于“掙扎”中的元明帝國歷史，新鮮且不失為一次成功的嘗試。而且，書中所展示出的廣闊視野和閃爍于其中的中西方史實對比，也同樣豐富了我們對元明四百年間東西方世界的理解與認知。